認定論文抄襲何以比登天還難？

看到查重報告顯示，論文的文獻複製比超過50％的時候，姚洪軍一度覺得自己要舉報的抄襲是「板上釘釘」的事了。這位上海政法學院法律學院的副教授，關注本院院長侯懷霞涉嫌「抄襲」已經9年。依靠這些查重報告，他給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寫舉報信，跟涉事學校反映情況，一一打電話給期刊和論文原文作者，也在網上發帖，結果是無一例外地碰壁。（4月3日中國青年報）

一個法學專家，搞不定一起論文造假事件——這大概就是學術治理所面臨的現實尷尬。

這個尷尬，具體表現在三個問題上：一是以前的老論文，究竟能不能用新的標準去查？比如有人堅持認為，「侯的博士論文是2008年發表的，舉報人是2015年用知網的查重軟體檢測，這是用現在的軟體和標準去檢測過去的文章」。二是高校里的「學術委員會」，其獨立性能否勝任裁判員的角色？有個現象是耐人尋味的——長期以來，高校教授被指存在「抄襲」行為交由校學術委員會評審後，得出的結論多是「過度引用」或不規範，這也曾被人質疑是「降級處理」。再一個，如果舉報人對高校的學術委員會結論不滿，還有沒有更為獨立公正的第三方裁定？很遺憾，眼下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低端的學術造假是很容易一眼望穿的，比如「不知知網」的翟天臨事件；但是高端的疑似學術不端，恐怕就會因為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而令真相如迷霧深鎖。比如涉事論文年代久遠，又比如涉事者如今身居要職，再比如調查組織公信力不足又與被調查者有著諸般直接或間接的利益關聯。說得再直白一些，一旦疑似學術不端問題攪和進了一個「圈子」而難以抽離，任是舉報人再是義憤填膺，恐怕都很難掘進事件的發展。有個細節值得說道，從2015年5月起，姚洪軍就手中的材料開始舉報，一年多過去，才等來「調查結論」。這樣的程序正義，難免叫人生疑。

認定論文抄襲何以比登天還難？這個問題的答案無非兩個：一是標準化缺失，沒有一個統一的所謂「國標」，於是低階的調查往往很難叫人信服；二是圈層化操作，話語權掌控在並不絕對獨立的調查方手裡，投訴舉報者很難有二次申訴權。結果，性子被磨平了、義憤被消弭了，事件也就煙消雲散了。

有人說，學術是社會的良心。學術論文一片漿糊，文化創作難免妖風亂舞。又如果學術界整天在抄襲和疑似抄襲之間鬧得熱火朝天，還有多少人有心思和定力去皓首窮經鑽研學問？從這個意義上說，希望姚洪軍舉報等事件，能真正推動國家級專業學術論文造假研判機制的建立。（中國青年網 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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