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順擘:日本智庫對外交和安保政策出台的影響
智庫在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制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012年安倍晉三再次就任日本首相後,為了實現戰後日本追求的「政治大國」夢,在外交和安保政策上先後大力推行「積極和平主義」與「印太戰略」,其政策出台的背後都有日本智庫的身影。
前瞻性開展外交和安保政策研究
2013年12月,安倍內閣通過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對「積極和平主義」做出了明確的闡述,至此,這一理念上升為日本國家戰略。早在2009年, 日本國際論壇(智庫)在《積極和平主義與日美同盟的應有狀態》的政策建議中,就正式提出了「積極和平主義」這一理念,其意指日本必須從此前「不成為加害者就可以」的這種「消極的」「被動的」和平主義,向「希望作為世界公民的一員發揮作用」的「積極的」「能動的」和平主義轉變。該政策建議分別從國土防衛、地區安全保障、全球安全保障三個方面提出了9項建議,包括徹底重新檢討非核三原則等防衛政策、掌握東亞地區對話與合作的主導權、制定《國際和平合作法》為全球「集團安全保障」作出貢獻等內容。該政策建議中的部分內容,如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強化國家的情報收集與分析體制、強化集體安全保障體制等都在此後安倍內閣的外交和安保政策實踐中有所體現。2014年8月,日本國際論壇又提出了《積極和平主義與日本的走向》的政策建議,對此前的政策建議進行了解釋、說明和補充。並且,該政策建議還由理事長伊藤憲一親手交給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6年8月,安倍內閣又正式提出了「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日本的「印太戰略」以日美同盟為主導,通過強化與澳大利亞、印度等支點國家的關係,在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個區域以「自由、規則、法治」為基礎建立聯盟和夥伴關係,維護日美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實現日本的國家利益。「印太戰略」既是對日本此前各種外交和安保政策理念的繼承,也是實現「政治大國」的行動指南。「印太戰略」正式推出之前,日本著名的外交和安保智庫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已組織專家學者經過了多次論證。2013年6月,該智庫公布了題為《亞洲(特別是南中國海·印度洋)的安全保障秩序》的研究報告,首次就「印太戰略」的概念、日本同印太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此後,該智庫又先後公布了《「印太時代」的日本外交:對次要權力/搖擺國家的應對》(2014年7月)和《印太時代的日本外交:對「搖擺國家」的應對》(2015年11月)兩份研究報告。就一個相同的問題公布兩個內容大體相同的研究報告(後一份研究報告是對前一份研究報告的補充),在該智庫歷史上實屬罕見。安倍內閣正式提出「印太戰略」後,該智庫又發表了研究報告《在印太地區「法的支配」的課題與海洋安全保障「國家概況」》(2017年11月),就中國、美國、印度等印太地區相關國家的海洋安全政策進行分析。
作為安倍再次上台後推出的兩項主要外交和安保政策——「積極和平主義」與「印太戰略」,其出台的背後有日本國際論壇與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兩家智庫的身影。
多渠道影響外交和安保政策制定
日本國際論壇與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作為兩家形態不同的智庫,其影響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制定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日本國際論壇作為一家民間智庫,雖自創立以來與日本外務省及相關政治家有著深厚的淵源,但其除了通過向政府提交政策建議等方式直接影響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制定外,主要通過引導輿論等方式間接地影響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制定。以「積極和平主義」為例,該智庫首先在上述兩份政策建議提交政府之後,分別在國內三大報紙上刊登「意見廣告」進行宣傳,引導輿論。其中,第一份政策建議還同時在兩份英文報紙上刊登了「意見廣告」,以擴大國際影響力。並且,理事長伊藤憲一等政策委員還在主要報紙及學術雜誌上就「積極和平主義」發表相關文章。其次,伊藤憲一還通過演講,向有關部門闡釋「積極和平主義」的理念及內容,如2010年5月和2014年12月他曾受邀在日本證券經濟俱樂部就上述兩份政策建議發表了演講。再次,通過該智庫在網站上設立的「百花齊放」欄目,刊登各界人士有關「積極和平主義」的評論文章,引發大眾的討論。同時,其姊妹團體東亞共同體評議會和全球論壇也通過各自在網站上設立的「百家爭鳴」和「議論百出」欄目刊登有關「積極和平主義」的評論文章。此外,該智庫還多次在會報上對「積極和平主義」進行宣傳。並且,在由該智庫與其姊妹團體共同舉辦的國際政經懇談會上,也曾分別邀請時任外務省外務事務次官的杉山晉輔、前防衛大臣森本敏就「積極和平主義」進行了座談。
近年來,日本國際論壇聯合其姊妹團體通過在網站上設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及「議論百出」等欄目,通過各界人士的討論,為日本制定外交和安保政策營造有利的國內輿論環境。此外,該智庫還通過參加東亞思想庫網路(NEAT)、東亞論壇(EAT)、中日韓思想庫網路(NTCT)等國際智庫活動,闡明並宣傳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理念,為日本制定外交和安保政策營造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原隸屬於日本外務省,後於2012年轉製為公益財團法人。該智庫在人員構成、課題與經費來源等方面都與日本外務省有著深厚的淵源,可謂是准官方智庫。從人員構成來看,該智庫自前首相吉田茂提議設立並就任首任會長以來,此後的12任會長皆為外務省高官。並且,該智庫的管理人員、評議員以及研究員也大多為政府歷任官員或有過在政府任職的經歷。從業人員的政府背景有利於該智庫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從課題與經費來源來看,以2018年為例,該智庫共公布研究報告5份(不包括1份政策建議和1份對美國政府文件的翻譯),全部為「外務省外交和安保調查研究事業費補助金」資助項目。因此,該智庫與日本國際論壇不同,主要通過向外務省提交研究報告、政策建議等方式,直接影響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制定。近年來,日本推行的「印太戰略」就出自該智庫,相關研究課題均為外務省資助項目。自2012年起,該智庫每年都設立與「印太戰略」有關的課題,如《在印太地區「法的支配」的課題與海洋安全保障「國家概況」》(2015—2016)、《印太地區的海洋安全保障和「法的支配」的實現:面向維持強化國際公共產品的日本外交的新對策》(2017—2018)等。除「印太戰略」外,該智庫還在大量的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制定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近年該智庫提交的研究報告來看,其研究內容均為日本外交和安保所面臨的主要課題,如中國研究、朝鮮半島研究、日俄關係等。
智庫產品呈現不同特點
在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制定中,民間智庫日本國際論壇與准官方智庫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除了通過不同的方式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外,其所提交的政策建議、研究報告等知識產品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日本國際論壇設有強大的政策委員會,其所提交的政策建議等知識產品理念性更強,所使用的辭彙更容易被接受。「積極和平主義」的提出就體現了該智庫知識產品的上述特點。該智庫擬就的政策建議必須得到「必要」的政策委員的贊成才能提交政府。上述有關「積極和平主義」的兩份政策建議,當時就分別得到了87名和72名該智庫政策委員的贊成及署名。這些政策委員包括來自政界、財界、學界及評論界等各界知名人士。「積極和平主義」的提出反映出這一理念在日本執政精英中達成了基本的共識,也反映出了他們有關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基本理念。雖然「積極和平主義」實際上是日本的一項「披著和平外衣行擴軍備戰之實」的外交和安保政策,然而「積極和平主義」這一辭彙卻極具迷惑性,似乎使人們更容易接受。
而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提交的研究報告及政策建議等知識產品更多地體現了官方的意志,可操作性與實踐性更強,所使用的辭彙也更加強硬。以「印太戰略」為例,如前所述,該智庫設立的有關「印太戰略」的課題全部為日本外務省資助項目,體現了外務省的意願。從相關研究報告來看,其內容更加全面、具體,便於日本政府付諸實踐。「印太戰略」的「戰略」一詞最初就為軍事用語,這必將使人產生日本將綜合運用政治、軍事、經濟等國家力量「戰勝對方」的聯想。雖然2018年11月安倍改口稱「印太戰略」為「印太構想」,但這也改變不了它是一項帶有對抗和博弈性質的外交和安保政策。
綜上所述,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出台,如「積極和平主義」與「印太戰略」,其背後都有智庫的參與。不同形態智庫影響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制定的方式有所不同,提交的研究報告、政策建議等知識產品也表現出了不同的特點。我國在建設外交安全研究智庫的過程中,也應積極鼓勵不同形態的智庫利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在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為我國的外交和安全事業作出貢獻。
(本文系天津社會科學院重點研究課題「當代日本智庫研究」(16YZD-0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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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日本智庫對外交和安保政策出台的影響——以「積極和平主義」與「印太戰略」為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星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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