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記事

又是一年清明節，我想起了31年前那個清明我主持的一個立碑儀式。

解放戰爭時期，我的舅舅在哈爾濱我大姨家隨軍南下，解放後先在南昌，後被下放到宜春，在那裡建立了家庭。上世紀60年代初魯北鄉村鬧饑荒，很多鄉人外出謀生，我的姥爺姥娘就去了舅舅家。他們在那裡待了不久，就開始惦記我們一家子，不顧舅舅的勸阻，執意返回山東。回來不過幾年，二老竟相繼離世。舅舅為此悔恨不已，直至退休後回老家，還念念不忘，而且幾次來信囑咐我，到清明莫忘為姥爺姥娘添墳。

1988年春，舅舅來信說要為姥爺姥娘立碑，讓大哥在這邊著手操辦，等碑刻好他們就於清明回來。那時，我們這邊鄉村閉塞落後，人們還沒完全從各種運動的夢魘中蘇醒過來，鄉野的墳頭上看不見石碑。大哥在禹城打聽到一個刻碑的師傅，但那人只負責刻碑，石料需自備；雖幾經周折，還是買不到碑石——立碑成了一件讓人犯難的事。無奈之下，舅舅只得在宜春選料刻碑，上下火車，由兩個表哥輪流背著——那石碑高一米五多，寬約60厘米，厚度也得十幾厘米，重達百餘斤，這一路兩三千里地，其間還要倒車，路途的艱辛可想而知。這塊普普通通的石碑便有了特別的紀念意義。不知刻碑前，舅舅和表哥他們下了多大的決心，對家鄉的落後不知又有多少怨言。

那次清明前舅舅一家全來了，舅舅、舅母，兩個表哥連同表嫂們，以及他們才幾歲的女兒，還有表姐，單從陣容上看，就知道舅舅對立碑一事是多麼重視，這可以說是他晚年所做的一件大事，舅舅試圖用這樣的方式彌補對姥爺姥娘的虧欠，報答父母的恩情。

立碑自然要搞一個儀式。舅舅先要到村裡與他的一個堂兄商議。商議之後，通知了親朋故交，於清明這天立碑，我被安排做儀式的主持。之所以這樣安排，大概舅舅知道我略通文墨，又是教師，一定能辦好這件事，我也沒推辭。那時我20出頭，上班一年多，對這些事知之甚少，也沒與舅舅商量，就直接起草了一個綱目性的程序，也沒徵求舅舅的意見。那天上午，親朋五六十人早早聚在墓旁，默默看著幾個工匠砌好底座，用水泥將石碑固定好，然後放了鞭炮；接下來該我出場了，我走出人群，念完了那段簡短的文字，就完事了。除了對二老三鞠躬這個情節還記憶猶新，其他都不記得了，只覺得簡單而倉促，不夠莊重。

後來每憶及此事，我總想：舅舅既然如此重視，儀式既然如此隆重，其實他應該主動站出來說幾句話，他心裡也應該有一番話要說的。姥爺姥娘同很多農民一樣，勤勞簡樸，與人為善，也飽經風霜，歷盡磨難，最遺憾的是他們晚年竟沒有得到很好的照顧——這是舅舅多年來內心的愧疚，他始終無法釋懷。當眾說出來，既表達對二老的追思，也可釋放一下內心的積鬱。可惜，他也省略了這個環節。我想，舅舅在外工作了一輩子，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在政治風浪中起起落落，這些他都可以不說，但為什麼對二老一生的不易，對二老的感情，不藉機表白幾句呢？我想，他可能不願再翻那本刻骨銘心的舊賬了，過去的就永遠過去吧，人畢竟要面向未來。

我出生之前姥爺姥娘就過世了，偶爾母親會說起他們，也是三言兩語，再加上我那時也不太懂人情世故，很難體諒舅舅他們這代人對二老的深情。現在我也是奔六的人了，父輩一代都已先後作古，每憶此事，總覺遺憾，總有一些難言之隱，總會湧起一些複雜的心緒。我想，時間會撫平一切傷痕，包括那可以言說和不便言說的種種。

（作者單位：山東省齊河縣第二實驗小學）

《中國教育報》2019年04月05日第4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