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士的白日夢
對於愛書的人來說，家可以沒有客廳，但一定不能沒有書房，躲進小樓，「偏安」一隅，吟詩作畫，閉門讀書；或是二三好友相聚，奇文共賞，疑義與析……學者陳子善說『作為一個讀書人，希望擁有一間書房，哪怕只是斗室、陋室，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並不屬於過分的奢求』。一間書房，便是文人最好的歸所，它讓生命變得更加完整，蘇東坡所謂『此心安處是吾鄉』正解此意。先人言：『讀書不獨變氣質，且能養精神』。歷代文人雅士，都非常注重自己的書房，書房除了作為物質空間的居所以外，還作為精神空間頤養著主人的心性。書房始於漢唐，宋元普及，明清鼎盛。書房無一定之規，富者築樓，貧者一席。書房的布置不在於華麗，而在於表達主人內心的情趣。
在以文為業、以硯為田的讀書生涯中，書房既是中國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點，更是他們尋找自我的歸途。當厭倦了政治的黑暗與社會的爭鬥，躲進小樓，「偏安」一隅，吟詩作畫，閉門讀書；或是二三好友相聚，奇文共賞，疑義與析……因此書房成為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消遣和休憩的處所。
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廣博見聞，經世致用。日久成癖，讀書就變成了習慣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讀書，便自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有書就有了書房，雖然書隨處皆可讀，但讀書人誰不希望有自己的藏書，誰不希望有屬於自己的一方天地，用以讀書、習文、會友呢？書房不必太大，有幾架書，一桌、一椅、一盞燈，就有了規模，就有了於日常中沉思靜悟、安頓心靈的所在。
正如先人所言：『少陵詩，摩詰畫；左傳文，司馬史；薛濤箋，右軍帖；南華經，相如賦；屈子離騷，收古今絕藝，置我山窗。』集世間之妙，室廬之中，無擾慮之事；收君子之雅，軒窗之下，無濁塵之物。時觀之可清心明目，如春山初秀；時親之可曠達虛朗，如春鳥初啼。
古人言：『雅室何須大，花香不在多』唐代詩人劉禹錫雖只有一間簡陋的書房，但《陋室銘》中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雅生活之境何其廣大，附庸者以物襯人，陶情者玩物見心。文人書齋的雅味有三：一為，書齋之貴，在於養性明志，使人品格高尚；二為，書齋之妙，在於通天接地，使人心馳神遊；三為，書齋之靜，在於隔絕塵世，使人心寧神靜。所謂：『無事且從閑處樂，有書時向靜中觀。』 深居一室，閑書在握，清茶一杯，焚香一爐，於書房中習藝課字，既得閑養，亦得清心，人生本應富足如此。
清代著名學者李漁在《閑情偶寄》一書中專門談到書房的裝飾，有很多精妙的設計，但崇尚的是「宜簡不宜繁」，力求「高雅絕俗之趣」。自古及今，書房並無一定之規。富者可專門築樓，貧者或室僅一席；有的雕樑畫棟，有的則環堵蕭然。書房或築於水濱，或造于山間；或藏諸市井，或隱於郊野。不可居無竹，多數書房皆在室外植以南山之竹。
「芸窗」、「芸館」、「螢窗」、「雪窗」 是書房的別名。「芸窗」和「芸館」緣於古人藏書用以驅蟲的香料——芸。「螢窗」、「雪窗」典出車胤囊螢、孫康映雪的求學勵志故事。別名雖然別緻，也只是在詩文中偶用，因為書房（書齋）的「書」是最雅緻大方的。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唐代劉禹錫的《陋室銘》，是主人志趣的寫照，是古來描寫書房的名作。明代歸有光，在青少年時代曾廝守於一間極為窄小的書齋，名曰項脊軒。「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作者卻「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
古代文人常為自己的書齋起齋號。書齋之名從發端到流行，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司馬遷雖有宏文巨著《史記》傳世，但未聞其齋號。《陋室銘》是一篇齋記，但「陋室」不能視為書齋名。正式命名書齋，似起源於北宋。史傳司馬光有齋名「讀書堂」，雖質樸但過於平白。以後有洪邁的「容齋」、陸遊的「老學庵」。元代，為書齋命名的做法已經影響到西域一帶的少數民族人士。這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有大量記載。至明清齋名盛行，文人學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書齋雅名。袁宗道的「白蘇齋」、唐伯虎的「夢墨堂」、張溥的「七錄齋」、袁枚的「小倉山房」、蒲松齡的「聊齋」、 梁啟超的「飲冰室」，皆是意蘊深遠。「飲冰室」，語出《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形容內心憂慮焦灼，室主以此表達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 齋號寄託著主人的志與情，書房是文人的靈魂之城。
自從現代語彙明確應用了「書房」一詞後，「文房」的概念就留給了古代的語境。而現在看來，文房一詞，又幾乎成了古代文人所留下的「清玩」意義上的文房器具的省稱，與書房的意象反而關係不大了。
文房的含義屢經演變，如今不必都是指書齋、書房。說早一些，唐詩中，劉禹錫詩云：「仙院文房隔舊宮，當時盛事盡成空。」元稹詩云：「文房常遣閉，經肆未曾鋪。」在前者，「文房」還是指南北朝以來設置的掌管文書的官銜，在後者，則是私人書房的意思了，到了宋代，則專指書房。
宋代「興文教，抑武事」（司馬光語），文藝風氣迅速濃厚，書房，不僅是讀書與討論學問的空間，也是讀書人伸展情趣的領地，至於日常觸及的文具用品，也用心講究至極。最為通俗的，就是筆、墨、紙、硯「四寶」，以及派生出的一系列輔助品。翰林學士蘇易簡率先編撰《文房四譜》一書，彙輯了四寶的使用、欣賞、吟詠之大成，使得文人把玩文具之風愈演愈烈。
北宋大書法家米芾嗜古玩物成癖，是當時出了名的，其行為也有些神神叨叨，據說在帝王面前也不掩飾。例如，宋人何薳《春渚紀聞》記載說：「一日，上（宋徽宗）與蔡京論書，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 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沾漬袍袖而喜顏色。」
宋徽宗本來是召米芾過來寫一鋪屏風書法的，卻不曾想被他盯上了案頭那塊御用的端硯，雖然無從確知那硯式之細節，但文藝皇帝宋徽宗所用，也一定是材美工巧，精妙絕倫的。因此米芾這個活寶才顧不得「大不敬」之虞，硬是說服皇上賜給了他，歡天喜地而歸。
米芾算不上一個儒家學問意義上的讀書人，而只是一個藝術家，或許也正因為如此，對於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具的欣賞和考究，他更具有藝術的眼光和深情。
在米芾之後的時代里，文房用具繼續衍生，從與日常必需的筆、墨、紙、硯相伴的輔助器具，推廣到了琴事、香事、茶事、花事用品，乃至眾多超越實用而純為文房空間內案頭上觀賞把玩的陳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