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雲樓的自信：如何用花鳥畫調包胡雪岩的人物畫

日記和家書看，顧文彬賣畫的渠道多樣，有自己推銷的，有委託掮客代售的，還有朋友如吳雲等撮合的，更多的是顧承在蘇州家中賣給慕名而來的顧客。顧氏雖為官宦人家，一旦做起書畫生意，也難免沾染詐偽之習，有時也弄些移花接木的手段。號稱江南第一收藏家的蘇州過雲樓，富而作偽，已經夠離奇了，但還有更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那就是用假畫掉換別人的真畫。

過雲樓的書畫生意

過雲樓收藏名甲江南，而從第一代主人顧文彬開始，顧家書畫就有買有賣。對買畫，因其重要藏品著錄於《過雲樓書畫記》，傳至今日者亦復不少，今人自能知其大概，但賣畫情況，過去只有些蛛絲馬跡，難得其詳。

同治九年四月十八日，翁同龢在琉璃廠看到顧文彬買的書畫，又借看了他賣出的書畫。翁氏這天的日記說：「過廠，見顧子山所收王石谷冊，恐未真。《九成宮》，乃秦刻；《十七帖》舊而不佳。又借得杏農所購石谷冊，（雜臨，紙大小不一，然有摹仿之跡），《負照卷》（太滑），亦顧氏物，皆未真。」（《翁同龢日記》第二冊，中西書局，2012）光緒十四年三月十三日，翁同龢在給翁斌孫的信中說：「顧子山自收自賣，並非門戶凋零。」（《翁同龢集》上冊，第386頁，中華書局，2005）此時已是顧文彬去世的前一年。可見顧家賣畫，一直在持續進行，只是所見記載甚少。

然而，《過雲樓日記》和《過雲樓家書》近年整理出版，全面改變了顧氏書畫收藏的研究條件。這些由顧文彬親自寫下的第一手材料，包括大量與書畫買賣有關的細節，讓人們得以勾勒出一幅過雲樓前期書畫鑒藏、交易活動的全景圖卷。

按《過雲樓日記》，同治九年三月，顧文彬入京候選，隨身攜帶書畫一箱，當月二十八日到京，四月一日就將畫箱抬至博古齋，托店主李老三代售。是年第八號家書說：「京中所重亦是四王惲吳與沈文唐仇，我所帶之物甚合銷路。至於眼光，雖李老三已算巨擘，然不如我與汝遠甚，見石谷兩冊，深以為真，其易欺可見。我即托其代銷……刻下恰有外官兩三人在京，箱中物揀去八件，如可成交，約可得三百金。據此看來，此種生意尚可做得。我在京候選，川費不輕，兼做販書畫客，不無小補。」

取走八件書畫的外官，就是借畫給翁同龢看的尹杏農。杏農是尹耕雲的別號。顧文彬四月初五的日記說：「尹耕雲托蔣子良問書畫價……余雖告以所擇八件索價四百餘金，然因李老三是經手人，囑其不可撇卻也。」這筆生意最後成交三件，「銷去座位帖一本、石谷碎墨一本、廉州山水一卷，得價一百四十兩」。《翁同龢日記》中所謂「負照卷」，即廉州（王鑒，字圓照，曾任廉州知府）山水卷，「負照」乃「員照」的手民之誤。

顧文彬在京期間，對書畫買賣頗為用心。他帶來的書畫銷路不暢，便要求家中續寄。同時他也買了若干書畫，除了一部分自己欣賞的精品外，也不乏低檔貨色，寄回蘇州供兒子顧承售賣。在給顧承的家書中，他屢屢講起生意經：「石齋絹本字卷，東洋庄有銷路，亦不可賤售。如售去，急須添補，因石齋字卷冊並無他件也。」「大約書畫日少一日，次者、贗者固宜售去，其真而佳者亦須買進，如待價而沽，總可得善價。如此，則孫輩講書畫一節尤不宜緩耳。」「所買書畫精品居多，設使變價，均可占錢。即綾本各軸，諒亦可得價。」此時，賣畫是顧家正經生意，以賺錢為目標，只要價錢合適，即使賣掉精品也在所不惜。

在京候補的十個多月里，顧文彬用度窘迫，蘇州家中也接濟不易，故對賣畫補貼日用抱有很高期望，而京中賣畫收入二百五十三兩，確實「不無小補」。他賣畫並非偶然為之，嘗見其寫給在湖北任職的湯世鏞（字彥澤）一函，內云：

彥澤仁兄大人閣下。一別數載，馳系彌深。夏初赴鄂，匆促即歸，未及握晤，一罄積懷，尤為歉仄。盛杏蓀世兄來蘇，述及起居安吉，深以為慰。並悉任職之暇，博雅嗜古，清興頗多，可謂與弟同癖。弟杜門息影，獨於書畫一道，娓娓不倦，數年以來，所蓄遂多，惜雲山迢隔，不獲與方家共相欣賞也。閣下淸秘所藏，精品當復不少，如明之文沈唐仇、國朝之四王惲吳，共得若干種，能將目錄開示，藉寄寤思，他日重作楚游，便可按圖索驥，一增眼福也。茲托杏蓀兄攜帶法帖書畫數十件，可向取觀，未知有足入賞鑒者否？專此布泐，順頌台安，諸希荃照不宣。愚弟顧文彬頓首。

函中提及「夏初赴鄂，匆促即歸」，當指顧文彬於同治四年四月應湖廣總督官文之招赴漢陽節署，旋即返蘇。此年他托盛宣懷攜帶到湖北銷售的法帖書畫達數十件，可見其書畫生意很早就開始了。

同治九年閏十月，顧文彬補授寧紹台道員，轉年二月蒞任。寧紹台道兼管海關，是個日進斗金的美缺。「不差錢」讓顧家的書畫生意有所變化。一方面顧文彬仍想多賣一些，並將家藏書畫全部標上價錢，希望「後人如能待善價而沽，雖散去亦無所憾」，另一方面又諄諄告誡顧承，不可出售佳品，並且要按照他定的價格出售。如同治十年第四十三號家書說：「德尚衣（蘇州織造德壽）亦欲搜羅書畫，曾與汝說過。能售一大票甚妙，但切不可賤售，尤不可將佳品售去，因我家此時光景，非昔比也。」第五十六號家書說：「書畫中如有見而求讓者，只可將好充頭如樓氏所得惲十萬圖及王吳合冊之類，以及雖真而不妙者，方可讓去。若上品之物，雖得差價，亦不可讓。至要至要！」後來顧承以一千餘兩巨款向李鴻裔（香嚴）售出一批書畫，內有顧文彬喜愛之物，這讓他大發雷霆，嚴令討回，最後以李鴻裔退貨了事。

此刻顧家賣畫所得，也不再補貼家用，而是用於補貼購畫所需，用顧文彬的話說，就是「推陳出新」，「換些上等之物」。雖然「自從弄書畫以來，出進之間，頗多沾潤」，但書畫生意已經不是顧家的重要經濟來源了。

顧文彬致湯世鏞函，同治四年。

從日記和家書看，顧氏賣畫的渠道多樣，有自己推銷的，有委託掮客代售的，還有朋友如吳雲等撮合的，更多的是顧承在蘇州家中賣給慕名而來的顧客。顧文彬在寧波任職期間，家中一度想開設書畫鋪、遊藝館，都被他制止，認為如此必多欠賬，難以追討。

顧氏雖為官宦人家，一旦做起書畫生意，也難免沾染詐偽之習。賣品首選下駟、贗品，以次充好、以贗充真就在所難免，即便對親朋好友也是如此。李鴻裔是顧文彬過從頻密的好友，看上他家的「大、小米卷」。顧文彬明知這個卷子「靠不住」，卻在家書中特別囑咐：「伊如欲得，非六百金不可。此等物既歸過雲樓鑒藏，指為真龍，誰曰不然。」

顧家有時也弄些移花接木的手段。顧文彬在京時，買來無款山水小幅，想著「正好添氣節大名如方孝孺之類」；他買到一張仇十洲畫片，惜無題跋，而在京曾得詩箋一紙，乃傅青主（山）之侄所書而無款，其字與青主相類，於是他打算另摹傅青主印，補印於詩箋之後，即作為十洲畫跋合裝一卷；他又聽說沈濟之處藏有翻刻的《虞恭公碑》碑石，每份裱好的拓本要售二三十元，因此指示兒子：「即向其買一本與京中本校對。如是一石，用佳紙佳墨拓數本，加以重裝，可充舊拓得善價。其石如肯送人，購藏於家，無異美產也。」

除了利用現成字畫碑帖添款、做舊，顧家還自己動手製作假書畫，售賣牟利。在同治十三年第六十二號信中，顧文彬給顧承講了一個「笑話」：「金少芝寄來兩軸，一倪一麓台。倪即汝作偽，我一望而知。此事可入《笑林》。」

顧承造假售假，在當時大概也不是秘密。張謇於民國三年得到過雲樓舊藏《張雲林九龍圖》，跋云：

此吳縣顧子山家物，甲寅得自京師碑賈，蓋自江南稗販而去，時余方求十二辰畫也。顧曾官清寧紹台道，擁厚資，富收藏，政聲無聞焉，顧猶愈於凡俗委瑣之夫也。子亦善畫山水，喜仿古人名作弋重價，此則非周東村寒素鬻畫者可比也。（《張謇全集》6，第398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號稱江南第一收藏家的蘇州過雲樓，富而作偽，已經夠離奇了，但還有更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那就是用假畫掉換別人的真畫。

先是，同治十一年，顧文彬與李鴻裔公請顧若波（澐）館於二人之家，臨摹古畫。在李家，從李鴻裔《蘇鄰日記》看，顧若波臨了不少古畫。在顧家，顧文彬則另有安排。在當年第一百三十五號之不列號家信中，顧文彬對顧承說：「傳聞陸時化收藏名品，俱請名手摹成副本，以應有勢力者之豪奪。此舉未免過慮，然亦未始非良法。現在請若波所摹各種，切勿著一字一印，應如何落款之處，俟與汝面商妥協。」

父子商議的結果，就是顧若波不落章款，臨摹作品成為原作的副本。過雲樓藏蕭雲從《青山高隱圖》光緒間散出，歸邵松年收藏。他於丙辰年（1916）另紙題跋（署名息老人）云：

「顧子山先生精鑒別，富收藏。在道咸間名重一時。聞其所藏名跡，多延善畫者臨有副本，廬山真面不易得見也。後諸子分析，各得若干，遂不免出而易米，然佳者多為文孫鶴逸收去。此卷與十洲《獨樂園圖》皆當年流落至京，卻皆非副本也。」（《木扉藏明遺民畫二十家》，《鄭德坤古史論集選》，商務印書館，2007）

可見顧氏藏書畫臨有副本，也為世人所知。這些副本有時就派上用場。

同治十二年九、十月間，居住在寧波的秘獻卿（或書仙卿）去世，身後「私債山積」，由寧波知府邊仲思（名寶誠）主持，將巨然畫卷（應即《過雲樓書畫記》著錄的巨然《海野圖》卷）以400元賣給顧文彬，另將零星書畫拿來給他欣賞。十月二十二日，顧文彬將這幾幅畫寄回蘇州，對顧承交代說：「老蓮笠屐圖對臨一幅，還舊裱就還之。麓台軸如以為佳，亦只可覓舊紙對臨暗換。若以他幅相易，斷乎不可，因仲思極細心，認得逼真，萬難掩飾也。」數天之後他又催促說：「老蓮、麓台兩軸，既已對摹，以趕緊為要。此兩件皆不肯售者，恐來索取，無詞推脫也。紙色能略做舊更好，若染色則不必矣。」事情的結局見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記：「送還邊仲思轉借秘氏書畫冊。麓台山水、老蓮笠屐圖，已令承之摹本易之。」就這樣，在「極細心」的寧波知府的眼皮底下，顧家將兩幅畫調了包。

過雲樓藏任薰《自鋤明月種梅花圖》

過雲樓藏王時敏《秋山曉霽圖》

胡雪岩作為鉅賈，精明一世，可他的書畫同樣被顧家偷換，情節更加「引人入勝」。

胡雪岩何時將五件卷冊借給顧文彬觀賞，在顧氏日記和家書中暫未看到。但在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顧氏父子已經開始商量怎樣暗換它們，並且顧承已拿出方案。在此年第九十三號信中，顧文彬說：「山堂字、倪文貞札，辦法均好。惟以元春易包山，大可不必。不如以舊紙對臨包山卷，裱好還之。合錦冊，亦以對臨一本為是。」此後顧承寄來了臨摹的倪元璐（文貞）書札和蔣山堂字卷，逼真得讓顧文彬也未分辨出來。他在第九十九號後之不列號信中說：「寄來倪冊、蔣卷，皆預備還胡者。我乍見倪冊，尚認為真，故前信有雙絕之語，及細審而後知之，足見優孟衣冠之妙。此外一卷兩冊，皆以對臨為妙，若以他卷他冊截款為之，決不能如此泯然無跡也。渭長冊若阜長以為真跡，即托其徒印摹六頁，裱好還之。若不真，即以原冊還之。五件以不留一件為高，並可為下次借物地步。苟留其一件，嗣後即不便再借再看矣。」一邊謀劃侵吞，一邊還盤算再借，顧氏父子做事算得上氣定神閑了。

到十一月十五日，摹本還沒有做好。顧文彬在信中又指授機宜：「胡處包山卷、漸江冊，汝既以對臨為費事，以他冊易之，諒未必看得出。惟無名氏百鳥卷，我尚以為不值，如家藏有遜於此者，何妨另取一卷。我記得有此間買之假文嘉卷，甚屬下品，似已為汝帶回，可撿出用之。劍仙六頁，托阜長之學生鉤摹一本，諒非難事。時人之物，恐雪岩記得耳。」

這一方案最終被採用。十二月初三，顧文彬用兩件臨摹的偽作、兩件不相干的劣作換下真跡，歸還給胡雪岩。任渭長的劍仙圖，則由胡雪岩相贈。五件書畫全數改換門庭，歸過雲樓收藏。

事情看起來很圓滿，但出乎意料，胡雪岩居然看出「包山卷」被偷換，又找上門來要求換回。顧文彬在同治十三年第五號信中說：「去年所借胡雪岩卷冊送還之後，又將包山卷退回。伊尚記得是人物卷，茲忽變為花鳥卷，故必欲換回，可見此等人心思甚細，不可欺也。我本囑汝臨一副本，汝藐視雪岩，以為斷記不得，今竟何如？汝若以包山卷為不可失，則仍照我前議，用舊紙臨副本還之；若以為可得可失，則竟將原本還之。」

用花鳥畫調包人物畫，還認準對方看不出來，這是何等自信。不過這次顧承沒再費心臨摹或尋找替代品，而是將原畫寄回。在第八號信中，顧文彬無奈地抱怨說：「包山卷收到，當即還之。此卷畫既明秀，題詠皆名手，大可藏得。若波即無暇，此外豈無能臨之人？汝一味因循怠惰，不得已挑剔石角一人以為藉口，闌珊之意於此可見矣。」

對顧家來說，這是一個遺憾事件。如果顧若波有時間，或顧承不那麼怠惰，過雲樓就會多一件藏品。對今人來說，這是一段幸運的歷史，它讓我們不會因震懾於法書名畫的萬丈光華，而對其背後隱約閃現的歡顏與淚水毫無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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