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魏晉時期的嵇康與宋末元初的趙孟頫品德差距

看魏晉時期的嵇康與宋末元初的趙孟頫品德差距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這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們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當然，嵇康和趙孟頫也不例外。別看他倆一前一後相隔一千年，卻都是在其生前與身後名頭響噹噹的大文人。一個是要「獨善其身」，一個是要「兼濟天下」，結果，兩人都「壯志未酬」。一個成為令人扼腕的「死士」，一個當了貨真價實的「花瓶」。

嵇康（223年-262年），「文辭壯麗，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俠。」（《三國志.魏書》），是文學家，並在音樂方面有特別的天賦，其所作《廣陵散》堪稱絕世精品。他還擅長書法，精於丹青。作為曹操的侄孫女婿，他在當時的政治權力鬥爭中，傾向於曹魏宗室，而對司馬氏的晉朝廷採取不合作態度。由是，嵇康決定「獨善其身」。他先隱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陽，後又到洛陽城外開了個鐵匠鋪，每天都與向秀在大樹底下打鐵。有一天，司馬昭的「大紅人」司隸校尉鍾會，突然帶著一群華麗的車隊來訪，無非是是想請他「出山」為司馬氏效力。可嵇康卻「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世語新說》），鍾會只得悻悻而歸。

山濤是嵇康的好友，其品行也受人讚譽，就是因為他向司馬昭推薦由嵇康來接替他出任吏部郎，所以，嵇康知道後，就立即給山濤寫了一封絕交信。

對嵇康一次又一次的不合作，司馬昭雷霆震怒。那好！你想「獨善其身」，我偏要讓你「身陷其中」。公元262年8月，嵇康的好友呂安被誣告下獄，司馬昭便以「立論放蕩，非毀典謨」的罪名把嵇康也牽連了進來。不久，嵇康就被處死，時年三十九歲。

趙孟頫（1254年-1322年）博學多才，能詩善文，懂經濟，工書法，精繪藝，通律呂，擅金石，解鑒賞。他的書法名列楷書「四大家」之一，被稱作「趙體」；他的畫作，被譽為「元人冠冕」。他是宋太祖趙匡胤的十一世孫，自小就胸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鴻鵠之志，只可惜生不逢時。元滅宋後，他只能在湖州（浙江吳興）老家閑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行台侍御史程鉅夫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薦了趙孟頫。趙孟頫得報後，喜不自勝地奉旨進京，並受到忽必烈的親自接見。三十二歲的趙孟頫頓時「備受鼓舞」，連忙表示：「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

趙孟頫應召來京，是懷抱著「兼濟天下」的雄心壯志來的。但他卻忽略了或是忘記了自己趙宋宗室，前朝遺民的身份。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為，能用自己的平生所學來報答忽必烈的「知遇之恩」。但，當他滿腔熱忱地對元朝的弊政提出一些改革意見時，卻遭到蒙古大臣的極力反對，而且，忽必烈也明顯偏袒蒙古人。至此，趙孟頫才如夢方醒，「兼濟天下」的理想其實就是空中畫餅。原來，以黷武和嗜財著稱的忽必烈，從骨子裡就瞧不起讀書人，尤其是南宋遺留下的讀書人。可是，忽必烈以及他的後繼者們，卻需要擺出一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恣態來籠絡人心，來收買前朝文人，來證明其統治的合法性。而趙孟頫才華橫溢，既是當時文人的「傑出代表」，又是前朝遺民中的趙宋宗室，這就自然使他成了忽必烈們用來點綴蒙元朝廷門面的首選超級大「花瓶」。對此，趙孟頫還專門寫了一首《罪出》詩，來抒發自己當「花瓶」的苦悶：「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古語已云然，見事苦不早。誰令墮塵網，婉轉受纏繞。昔為海上鷗，今為籠中鳥。」苦悶歸苦悶，此時的趙孟頫也不得不認命了，只好安安心心地去做元朝的大「花瓶」。

由此可見，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只不過是古今文人的一廂情願罷了。不管你只想「獨善其身」也好，還是你也想「兼濟天下」也罷，在獨裁專制的社會中，這些所謂的「理想」都是不可能讓你隨心所欲地去實現的。當然，想做一個與當局不合作的「死士」，或者，想當一個十分乖巧聽話的「花瓶」，這樣的機會總還是有的。可是，想得到機會，就得付出代價。雖然，當「花瓶」付出的代價，是窩囊一生，卻不失為文人的一種生存之道；而做「死士」所付出的代價，卻是極其珍貴的生命。不是嵇康在臨死前還囑咐兒子不要再走自己的路了嗎？因此，宋代之後，「嵇康」式的「死士」就越來越少了，而「趙孟頫」式的「花瓶」卻越來越多了。甚至，不少「花瓶文人」還搖身一變，竟成了「御用文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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