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構件和習慣思維

語言構件和習慣思維

William S.-Y. W.

選自《語言學譯林（第二輯）》

轉自：世圖語言學

哲學園鳴謝

當我向科恩博士提出「語言構件和習慣思維」這個題目的同時，我也坦誠地表明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長期以來我研究的重點都是在語言歷史，特別是在語音變化上。但是，過去的幾年別人經常請我就語言和文化行為的關係發表見解，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在柏克萊校園委員會的工作。

對於這些問題講不出什麼實際感受的尷尬，迫使我對此花了一些功夫。現在我仍然覺得沒有什麼特別新穎的觀點，但是我希望大家會明白我提出的問題是很有趣也是很重要的，並且會願意與我一起去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

為了讓大家了解題目中「構件」（prefab）這個詞，我從西蒙講過的一個寓言說起。

從前有兩個手錶匠，一個叫霍拉（Hora），一個叫坦帕斯（Tempus），兩人都能製造質量上乘的手錶，名聲遠揚，兩個人工廠中的電話經常響個不停，新的客戶一直不斷。但後來霍拉發家了，而坦帕斯卻越來越窮，最後竟然丟掉了工廠。

他們製造的每一塊手錶都約有一千個零件組成。坦帕斯是這樣操作的，如果他正在組裝手錶的工作不得不停下來，比如說去接一個電話，那麼已經組裝一半的手錶就會散架，一切就要再從頭開始進行。

霍拉做的手錶並不比坦帕斯的簡單。然而他的設計過程是把每十個零件組裝在一起，成為一個組件，然後十個組件再組裝成為更大的組件，最後的那十個組件組成了一塊手錶。這樣當霍拉停下手錶的組裝工作去接電話的時候，只是損失了整個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並且他組裝手錶所用的工時也比坦帕斯少得多。

西蒙在他的「論複雜結構的組成」的講演中講了這個寓言。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所造的任何東西可能都沒有我們所說的語言複雜。當然我們說話的時候，通常會有無數的干擾——一些來自外部，比如響個不停的電話；一些來自我們本身，比如相互交錯的情感和思維。

勃林格在一篇重要的論文中預示了這個故事中坦帕斯和霍拉的不同方式在語言中的表現。他提出了如下問題：

語法是使說話人「產生」 （換言之「創造」）語言結構的，還是使說話人在適當時機從一個預先建立的清單中「提取」這些結構的？如果是後者，那……語言結構就不是產生於另外的語言結構或一組抽象的成分，而是並列地儲存在一起的，並且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不是推導的問題而是記憶的問題。

西蒙的論文發表於1962年，勃林格的論文則要早一年，即1961年發表在《語言》（Language）上。但是20世紀60年代語言學的大氣候不利於對勃林格所提出的問題進行思考，那是一個激進的形式主義的時代，人們認為語言更像一個代數學中的問題，可以用單箭頭的短語結構規則和雙箭頭的轉換規則來分析。我們這一代的語言學家在那個時候很少有人關注語言和行為之間的關係，無論在一種語言內部還是跨越多種語言之間。

我記得勃林格的論文一發表我就讀了，並且對這篇論文進行了思考。語言是一個儲藏室——多麼奇怪的想法啊！人人都知道有無限多的句子，因為句子的長度沒有上限。那這個儲藏室得多大啊！

幾年後，我有幸和勃林格一起度過了整整一個學年。那是在1969年，我們兩人都是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那時我仍然沉浸在轉換語法帶來的快樂中。即便如此，我們之間還是有很多次的交談。我懷疑他那時已經看出我已沉迷在泡影中，只是不忍心捅破罷了。

實際上，不需要太多常識就能明白：「幾乎所有的交談都是……由固定的組塊堆砌起來的——把預製的單詞、片語和其他的單位組合在一起。」

這句話出自弗里德里克的近期著作《語言視差》。「視差」這個詞很有意思，它指的是由於觀察者位置的變化而導致的物體位置或移動方向的「明顯」變化。這種觀點與薩丕爾（Sapir）最初在1924年提出的隱喻類似：

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在心理上來說就如同從一個描述的幾何系統轉化到另一個幾何系統。兩種語言所指的周圍世界是一樣的：世界上的點在兩種描述框架下也是一樣的。但對於一個特定空間中的點，進行經驗性表達的形式化方法卻很不相同，以致無論是在兩種語言或兩個描述框架之間，感覺均是不同的。完全不同，或至少是有顯著的不同，就必須有形式上的調整，這些差異有其心理上的相關性。

人稱關係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可以說明語言的這種視差效應。過去的幾年當中，在伯克萊校區我有好幾個來自中國的學生。我們說漢語的時候，學生們會稱呼我為「王教授」，我則會用學生的全名來稱呼他們。除了其他細微的差別之外，漢語中的這些不對稱的稱呼語也建立了一種相互感知的類型。

另一方面，我們說英語的時候，會彼此稱呼對方的名字。很顯然，隨著語言的改變，人際關係也改變了。這種人際關係必須和語言匹配。在漢語中保持「親密」會很不舒服；在英語中保持「正式」會很不自然。我確信你們已經意識到了許多語言都可以舉出這樣的例子，而且「視差」這個詞可以很好地表示這種轉換的本質。

回到勃林格所作的區分，我們可以依照它想像著排列出一個話語的連續統。在命題性這一端的話語大部分是那些由單詞和片語組成的新的組合。這些話語的表層信息量通常很大，相對來說很難從組成部分中預料出來。而另外一端則是高度機械性的話語，例如歌曲、童謠、笑話、戲劇對白和詩行等等。

這個連續統的中間部分是各種不同的構件，盤旋在大腦儲藏室中，等待我們來提取。它們包括問候語如「你好嗎？」（How』re you doing today？）；停頓填充語如「你知道，」（you know），「說什麼呢？」（What can I say？）；慣用語如「我不敢相信。」（I can』t believe it.）「我毫不關心。」（I could careless.）「唉，沒人十全十美。」（Well， nobody』s perfect.）；廣告詞如「你是百事可樂的一代。」（You』re in the Pepsi generation.）「帶好它才出門」（Don』t leave home without it.）；感嘆語如「啊，上帝！」（Oh， my God！）。

這些構件還包括一系列其他的表達方式，如所謂的陳詞套話、模稜兩可的話、俗語、成語、隱喻、明喻、暗指、詛咒、誓詞、座右銘和警句、格言、標語口號、引用的名句等等。如同辭彙表中的單詞一樣，這些表達方式的儲存清單也是在不斷變化的。在一個社區中，比如舊金山的灣區，一些來源不同的表達方式，如說唱歌曲的歌詞和流行電影的對白，還有寫在汽車保險杠貼紙上的話等，不斷地加入成為構件。

修辭課上老師可能會提出明確的定義來區分不同修辭，但是對一般的語言使用者來說，這些種類之間並沒有清晰的界限。儘管如此，我相信這些構件大體上還是以非常明顯的方式對我們的習慣思維和慣常所言施加強有力的影響。採用已故的布洛克（Bernard Bloch）的一句栩栩如生的話來說，它們就好比唱片上的紋道，講某種語言的人只能說預存在這裡的話。

幾年前，洛杉磯校區的凡朗克（Diana Van Lancker）的博士論文開始了一個很有趣的研究，題目為《語言與言語的異質性——神經語言學研究》。通過使用延緩聽覺反饋和兩耳分聽的方法，她提出，人們可以根據話語是傾向於命題性還是傾向於機械性來有區分地使用我們的大腦。

尤其是，她發現命題性的話語主要限於大腦的左半球，而機械性的話語主要限於大腦的右半球。這種發現與此種觀念相一致：左半球主要與連續性的決策有關，而與機械性話語相比，命題性話語由更長的決策序列組成。

不管怎樣，重要的是得注意我們所討論的構件的處理過程是不同的，並且從右半球提取的構件要比在左半球提取的多。從其他語言和文化中尋找更多語料繼續凡朗克所做的研究，這一點是很有用的。

在語言病理學有關的文獻中，關於「不是所有的話語都是相等的」這一話題，一直有各種各樣的論述。一個世紀以前，神經學家傑克遜（Hughlings Jackson）對命題性言語和機械性言語進行了區分，而且他注意到一個大腦左半球損壞的病人，他的機械性言語通常保存得很好。

一個患失語症的病人可能無法產出任意性的言語，但是對日常的問候語和感嘆語的使用卻一點兒都不覺得困難。一些病人不由自主地重複說一些詞和短語，這種病症叫做語言重複症。觀察表明他們可能丟失了一部分機械性言語。

克里奇利（Critchley）描述了一個很有趣的個案。一位有修養的科學家經過一次大腦手術之後，三天不能說話。當他重新能夠說話的時候，他說出複雜的莎士比亞式的句子，如「Methinks the lady doth protest too much」（我認為這個女人確實是申辯得太多了），或是非常華麗的表達，如 「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若非天助，區區豈能倖免），然而所有的言語都是用很單調的語音說出來的。克里奇利記述稱，他的這種說話方式竟持續了幾個月。

在語言病理學的有關文獻中，機械性言語極引人注目地表現在一種疾病中，該疾病是由圖雷特（Gilles de la Tourette）1885年發現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得了這種嚴重疾病的人雖然具有語言能力，但他們當中的大部分都患有一種叫做「穢語症」的疾病，也就是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罵髒話。當病人感到疾病來襲時，為了延緩發作，他可能會跑到浴室呆上幾分鐘，然後是罵一連串的污言穢語讓自己放鬆下來。

對於正常人，無論這個術語今天指的是什麼，他們所掌握的構件儲備是不同的，而且他們選擇提取這些構件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大量地使用少數幾個構件叫做言語的獨特風格，比如一個喜劇演員滑稽地說,「我跟你明說了吧」,任何人都知道他在模仿理查德·尼克松。有效地運用這些構件，也是決定講話流利度和表現力的一個主要因素，這就好比豐富的辭彙量是說話人流利程度的標誌之一一樣。在每一種語言和每一種文化中，語言技能都會存在各式各樣的個體差異。

這裡說的差異好像不一定與一般智力和正規教育水平有關。現在我仍清楚地記得，幾年前，我陪同伊維奇（Pavle Ivic）一起去做田野調查工作，他與一個塞爾維亞郊區的老農進行了面談。這個老農，吸著他的煙斗，說話語速非常慢。我幾乎聽不懂他說的話，但是老農說起他的莊稼時，就好像著了魔法似的，一個接一個漂亮的言語表述脫口而出。很顯然，他讓周圍的每一個人都很吃驚。伊維奇後來告訴我，這個人雄辯的口才也讓他感到驚嘆。

每一種語言經過幾個世紀的積累，儲存的構件數量到底有多大，語言彼此之間也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再次拿咒罵語為例。我所觀察的漢語方言當中，每種方言都有非常豐富的咒罵語。我曾經看見過兩個敵手彼此之間隔開一定的安全距離，比如十或十二英尺遠，擺好架勢，然後開始盡情地用具有高度創造性和豐富多彩的言語對罵，足足有半個小時，罵的範圍從人體的私密器官到幾輩老祖宗的罪惡。仇視和敵意的情緒經過語言上的釋放之後，他們各自干各自的事兒去了。這樣的習俗是釋放人與人之間的緊張情緒、當眾消散怨恨的一個非常有用的方法，甚至可能會獲得來自社區的支持。

無論是語言還是文化，日本人與中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共用一個獨特的書寫系統已經超過了一千多年。但是，據我所知，日語的咒罵語卻非常少，能夠在辭彙中發現的最不好的言語就是說某人是一個傻瓜，這是很溫和的，以致在一些文化中幾乎可以用作友好的表示。

另一方面，與漢語相似，日語也不缺乏諺語和成語。最近，我有機會瀏覽了由嘉勒浮編譯的包含一百個成語和諺語的合集，這個集子本身就是用一個諺語來命名的——SARU MO KI KARA OCHIRU（即使是猴子也會從樹上掉下來）。它大體上與英語的慣用語「沒有人十全十美」一致。但無可否認的是：同一個意思，用日語構件表達卻更加生動逼真，充滿智慧。

日語與漢語有共同的文化繼承，這在這些諺語中有直接體現。日語KUNI HOROBITE SANGA ARI，字面上的意思是「國家滅亡了，但是山河還在」，被翻譯成「國土比國王存在的時間長」。實際上這是被譽為中國最偉大詩人杜甫（712—770）的一首名詩的首句「國破山河在」。

同樣，為人熟知的諺語，即千里之行，開始於一小步，在日語中是SENRI NO MICHI MO IPPO KARA，漢語則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它規勸人們不能被巨大的挑戰所嚇倒。日語中另一個與此主題相關的諺語是KOKETSU NI IRAZUMBA KOJI O EZU（不進入老虎的洞，就不會逮住老虎的幼仔），翻譯成英語就是「nothing venture， nothing gain」（沒有冒險，沒有收穫）。漢語中與之相對的諺語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兩者完全對等。

漢語和日語之間存在的這種密切的對應關係，很可能是表達從一種語言借用到另一種語言中的。雖然那些研究文化歷史的學者會對借用的環境感興趣，但是事實上借用的環境與語言使用者大體上是不相關的，因為他只是在大腦文件中提取表達。

這裡所要說的重點是，由於兩種語言提供的這些構件是相同的並且也是現成的，所以使用這兩種語言的人往往會說同樣的東西，這是合情合理的。更進一步說，使用這些構件會使語言的使用者往往以相同的方式做事。據此至少可以形成這樣的事件鏈，從提取語言的構件開始，到習慣性思維的形成，再到保持一致的行為。很顯然，複雜的情景不都是這樣單向進行而且時間上也不總是離散的。在我看來，三種事件以這樣的方式相互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

構件的題材內容存在不同程度的普遍性，這是跨語言研究的一個富有成果的領域。例如，不斷被闡述的道德規則，有時候也叫做「黃金規則」。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幾個世紀後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提出「己所欲，施於人」（We should behave to our friends as we would wish our friends to behave to us.）。又幾個世紀後在另一個地方，《聖經·新約》寫道：「將你欲我施於你者，施於人。」（therefore all things whatsoever ye would that men should do to you， do ye even so to them.）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人們希望彼此相處，我想這個構件都會被廣泛地使用。

得到廣泛接受的還包括對生命本質及其夢幻般特性的描述。中國哲學家莊子的沉思現在為人所熟知——不管是莊子夢想他是蝴蝶，還是蝴蝶夢想它是莊子。這種描述採用的形式，或是人們喜歡吟誦的精美詩詞，或是悅耳易記的短歌歌詞。

蘇軾優美的《念奴嬌》中的詞句「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是一個例證。另一個例子是赫德爾（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代表詩《樂土》（Das leben）的首句：「世上人生如夢，我們像影子一樣，在波濤巨浪中忽隱忽現。」（Ein Traum, ein Traum ist unser Leben Auf Erden hier. Wie Schatten auf den Wogen schweben Und schwinden wir.）

在一首非常流行的歌中，rowing your boat down the stream（劃著你的小船， 順流而下）與life is but a dream（生命只不過是一場夢）押韻。這首歌也把生命、夢與流動的水聯繫起來。對不同文化的語言構件的研究會得出大量與此相類似的聯繫。

另外，對生命本質的論述更具文化的特性。例如，在日語中有這樣一個語言構件，「生命就像風前的蠟燭」（JINSEI WA FUZEN NO TOMOSHIBI）。這與漢語中表示生命短暫的一個諺語「風前燭，瓦上霜」的前半部分相一致。

同樣，在大多數語言中可能都會有譏諷觀眾水平低的諺語，但是所涉及的事物卻不同。這裡有三個有趣的諺語，都與動物有關。英語是「豬前投珠」（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s），漢語是「對牛彈琴」，日語是「對馬讀經」（UMA NO MIMI NI MEMBUTSU）。不論把觀眾叫做豬、牛還是馬，所傳達的信息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語言構件也有可能傳達相反的信息，從而反映不同社區的道德觀念。有一句美國諺語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一位筆名叫畢令斯（Josh Billings）的幽默作家。「The squeaking wheel gets the grease」（吱吱作響的輪子有油上）,它鼓勵人們敢於刨根問底而不是人云亦云。這跟日本的「出頭的釘子先被錘」（DERU KUGI WA UTARERU）的意思明顯不同。

漢語中有兩句常用的諺語跟上述日語有相同的意思。一個是「出頭的椽子先爛」，另一個是「槍打出頭鳥」。

處理這類語料，從問題的兩個方面來看總是很有必要的。有時候會找到意義完全相反的表述，比如「距離產生美」（absence makes the heart fonder）和「眼不見心不煩」（out of sight out of mind）是一對相反的諺語。還有一對是「廚子太多煮壞湯」（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和「人多好辦事」（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這種完全相反的表述毫不奇怪，只是說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傾向，而且民間智慧包含許多不同的觀點。

所以，與「吱吱作響的輪子」的表述相反，英語中也有「don』t make waves」（不要興風作浪）和「don』t rock the boat」（不要製造麻煩）這樣的諺語。然而，漢語或日語中沒有與「鎚子」和「釘子」的諺語意義相反的表述，這體現了說英語的人與說漢語、說日語的人的不同態度。

剛才我提到這個隱喻，即「語言是一個唱片，使用語言的人只能說這個唱片紋道中的話，或是卡在它的凹槽中」。「我們受到語言的限制」這種觀點已有很長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那個時期，正如布朗（Roger Brown）在專著中討論的。毫無疑問我們可以找到更早的論述。

英國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敏銳地覺察到了這個問題，反覆地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在1940年的著作中寫道：

詞以不可思議的方式影響著使用者的思維。我們不屑一顧地說「僅僅是詞的問題」的時候，忽略了詞有這種力量，即塑造人類的思維，疏通他們的感情，指導他們的意願和行為。行為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現在使用的，表達我們自己和周圍世界的詞的性質決定的。

後來到了1954年，赫胥黎在《感知的大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一書中討論我們的意識和行為的關係時，再次闡述了相同的觀點。我們可以找到書中這些有說服力的表述：

每個人是他出生時所在的語言傳統的受益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受益者是因為語言使他可以利用累積起來的他人經驗的記載，受害者是因為語言使他堅信歸納的意識是唯一的意識並且迷惑他對現實的感知，所以他很可能用自己的概念理解現實的語料，以自己的詞理解現實的事物。

近些年來，在所謂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的背景下，這些觀點在學術圈內得到了最為廣泛和公開的討論。「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已經成為了大規模跨學科對話的論壇，尤其是在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之間的對話方面，產出了相當數量的著作。

沃爾夫曾寫過一篇紀念他的學術導師薩丕爾的論文，題目為《習慣性思維和行為與語言的關係》（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在他大量的相關著作之中，引用最為廣泛的可能就是下面這段論述：

我們找不到孤立於現象世界之外的範疇和類型，因為在每個觀察者面前的就是現象；反之，世界是在萬花筒似的表象中得以呈現的，這些表象必須經過我們的思維進行組織。這意味著表象主要通過我們思維中的語言系統進行組織。

人們有時候過多地關註上文最後一句中的「系統」這個詞了。通常所做的假設是，如果語法明確了一些特定的範疇，那麼這些系統性的範疇一定已經深深地植根於認知過程中。如果一個語法系統形態上傾向於使用動詞的時態，而另一個語法系統形態上傾向於使用體態，那麼這種假設會讓我們以為這兩種語言的使用者對時間的感知方式和組織方式是不同的。

舉一個例子，布羅姆（Alfred Bloom）本著這一假設進行了一系列關於英語和漢語中與事實相反的結構的實驗。英語中有這樣的句子「If John had gone yesterday， he would have been seen」（如果昨天約翰去了的話，別人就會看見他），清楚地蘊涵著這種事實：約翰沒有去。英語中的語法手段是第一分句使用過去完成時，而第二分句使用「would」。

然而漢語中卻沒有現成的語法手段來表達這種與事實相反的結構。因此，布羅姆假設使用漢語的人不能有效地分析那些與事實相反的文本。布羅姆實驗的方法和他對實驗的解釋都遭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因此其實驗結果是不可信的。其實，最基本的問題源自這個假設本身以及把「系統」錯誤解讀成了各種強制性的範疇。

在語法範疇和認知的聯繫方面，我們可以回顧朗斯伯萊（Floyd Lounsbury）早期的評論。在1953年舉行的一次討論「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的會議上，朗斯伯萊問道：「一個人的語言如果語法上沒有『數』，那麼算術或數學發展會受到制約嗎？」接著他回答說：

不會。事實是數學並不依賴於強制的語法範疇，而依賴於一些表達某些特定概念的可以自由使用的詞語。如果它依賴於那些強制的各類語法範疇的話，那麼英屬新幾內亞的基瓦巴布人（Kiwai Papuans）應該是最優秀的數學家，因為他們語言中的動詞的屈折變化必須要通過語法詞綴、動詞的主語和賓語的數來標明。另外，他們不像我們只區分單數和複數，也不像易洛魁人（Iroquois）和希臘人區分單數、 雙數和複數，他們要區分單數、雙數、 三數和複數，而且主語和賓語都要區分這些數。這些人恰恰不是最優秀的數學家，他們與數相關的詞只有五個。

這些評論很是切中要點。曾有許多研究都是基於對強制性語法範疇的錯誤假設。而正如朗斯伯萊所指出的：恰恰是「自由使用的詞語」才與認知有強有力的聯繫。我相信這些自由使用的詞語主要是指我們正在討論的語言的構件。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得到發展的另一方面是在詞表各部分的辭彙密度上。這個問題引起了人們相當大的研究興趣。普勒姆（Geoffrey Pullum）最近寫了一篇關於雪的高雅的故事，叫做《偉大的愛斯基摩辭彙的騙局》（The 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

很明顯，故事始於鮑阿斯（Franz Boas）的保守看法。在他的《北美洲印第安手冊》（The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的序中，他列舉了愛斯基摩人用來形容「雪」的四個詞根，分別用來指「地上的雪」、「正飄下的雪」、「吹積的雪」及「雪堆」。正如普勒姆追蹤的那樣，隨著這個故事一再被複述，與「雪」有關的詞語數量不斷地增加，這種情形跟謠言越傳越大非常相似。

在《科學與語言學》（Science and Linguistics）中，沃爾夫提出至少有7個關於「雪」的詞。在威爾遜（Lanford Wilson） 所寫的一部戲劇中，有關「雪」的詞增加到50個。當然，大眾媒體也不甘心落後，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一篇評論中（1984年2月9日），這樣的詞增加到了100個。克里夫蘭（Cleveland）電視台的天氣預報員曾創下了紀錄，宣稱愛斯基摩人有200個詞來描述「雪」。

普勒姆的一個更重要的觀點就是，辭彙密度的這些變體完全是不足為奇的，而且是預料中的事。我贊同他的觀點。這正如水手有豐富的辭彙來形容他的船，地理學家有豐富的辭彙來形容地貌，或者一個計算機科學家有豐富的辭彙來形容他的機器所使用的硬體和軟體一樣。需要更多的術語，那麼更多的術語就被創造出來了。這些觀察幾乎不會產生額外的認知內容。

有成效的辭彙研究不在於一種語言中單詞的數量，而在於不同語言中特定單詞的多義模式。比如，英語形容詞「高」（high）可以用來形容各種不同的品質。「高山」中的「高」與「高空飛機」中的「高」意思有點兒不同。另外「鋼琴上的高調」、「管理中的高層」和「高尚的精神」中的「高」的意義也有差別。這些意思中有一些好像彼此差別還很大。

一種意思到底是語義擴展、是隱喻還是完全屬於另外的一個詞，它們之間的界限不總是分明的。在漢語中，形容詞「高」同樣具有上述例子中的每一種意義，這不可能是純粹的巧合。

當然，在任何兩種語言之間都可以舉出許多相類似的例子。由同一個詞表示的一組意義隱含著認知基礎，這樣就會使孩子和外國學生掌握語言的巨大任務變得相對簡單。只有當這些語義擴展產生了錯誤的表達時，也就是導致所謂「偽同系詞」（faux amis）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注意到一種類推的心智過程在工作。但是在它工作的時候，並不會引起我們的注意，習焉不察。

但是，不同語言之間相類似的一詞多義模式，能告訴我們關於習慣思維的哪些方面呢？前幾天，我與一個朋友菲爾墨（Chuck Fillmore）討論了這些問題，我提到法語中的「良心」（conscience）這個詞， 在「問心無愧」（conscience nette）中表示「良心」。同時它也用來表示「知覺」，如在「覺察到」（avoir la conscience de）中。菲爾墨隨意地講到，這就是說法國人清醒的時候總是比較有道德的。

當然，我們不應該把這些多義詞理解得太過字面化。很明顯「早餐」（breakfast）這個詞不再會喚起人們這樣的意象：切麵包或是磕雞蛋或者是切任何東西，尤其是它的語音形式已經發生了變化。儘管如此，不同的語言經常使用同一個詞把看起來不同的經驗歸為一類，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內，幾乎還沒有人對此現象進行過探討。

現在我們再回到「自由使用的詞語」的較大組塊，也就是構件。很明顯它們對我們的意識會施加更大的影響，因為它們比較大、比較新，並且自身就包含著完整的信息。相對來說，由於人們幾乎不重視語言構件的研究，因此對於它們在不同的語言之間各式各樣的差異，目前我們還沒有足夠可靠的知識。現在我要描述一類特別的語言構件。

漢語中有一類特別的形式叫做歇後語，我在其他語言中沒有發現與其相類似的表達。由於文獻中迄今還沒有確定如何把這個漢語詞翻譯成英語，因此我現在使用這個比較中性的術語——「兩段語」（two-part-expression）。

漢語常因文雅的諺語和四字成語而為人所知，但相反的是，歇後語在意義與內容上都更為隨意。它們經常包含一些粗俗的詞語,並且所指的內容通常也是粗俗的、不雅的。一些有語言凈化思想的人可能會認為它們是不良成分應該被剔除到語言之外。的確，在中國有些知名作家就歇後語的地位問題曾展開過公開的辯論。

不管如何，通常比較正式的文獻中不會出現這些表達形式。儘管如此，它們的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傳意渠道，是一種幽默生動、豐富多彩、自然無雕飾的表達意義的方式，許多精心設計的語言表達形式都不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這種表達形式在第一部分設定背景，第二部分提出主題。在說出第二部分（點睛之句）之前，說話人通常會停頓一小會兒。如果聽話人知道這個歇後語，他可以補出第二部分，或者可以根本就不用說出來。

其中有一個例子在學術界會非常有用。在一節冗長枯燥的課後，一個學生可能會抱怨：就像老太婆的裹腳布。這是一個歇後語的前半部分，表面上指的是女人裹腳的習俗。第二部分省略掉了，因為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是「又臭又長」。

這種表達形式的成效在於兩個描述成分可以分別形容兩種情況。「臭」可以指裹腳布的氣味，也可以指講演的質量。同樣，「長」能形容裹腳布的實際尺寸，也可以形容講課持續的時間。記得幾年前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它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我也非常高興地注意到這個歇後語的雙重意義有了很好的英語對譯。實際上，這樣的語義擴展，大多都是由具體可感知的事物到抽象的事物，這在語言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下面是另一個類似的語義擴展的例子。假設一位李先生，過去常以高壓的手段對待別人，現在他失去了職位權力。某個人可能說他就像「下了鍋的麵條——硬不起來了」。這個表達的關鍵在於「硬」這個詞。它既可以指事物的特性，如沒煮的麵條；也可以指人的品質。這個形容詞在英語和漢語中都同樣具有雙重的意義。

我們可以認為這些表達形式在兩個層次運作。表層信息好像是在形容一塊布和麵條，但是真實信息卻是在形容一次講課或者一個人。經過一個或幾個關鍵成分的作用，真實信息從表層信息下顯現出來。在上面的兩個例子中，關鍵成分通過簡單的語義擴展來運作。這些歇後語的整體結構可以表述如下：

第一部分——停頓——第二部分 （表層信息）

︳

對關鍵成分的推導

︳

第二部分（真實信息）

關鍵成分的語法範疇發生改變的歇後語，會稍微複雜一些。張洪年（Sam Cheung）對廣東話中的歇後語作了出色的研究，這裡我要採用他曾經分析過的一個例子：紙糊的老虎——嚇死人。這是暗指在葬禮上燒的各種紙糊的老虎，人們篤信它們會和死去的人一起到陰間世界。

這裡的關鍵語素是「死」。在表層信息中「死」與「人」組成了一個名詞片語，意思是「死人」（dead people）。但是「死」也可以與前面的動詞「嚇」組成一個直接成分，意思就是「嚇死」，跟「餓死」、「煩死」等結構相似。傳達的真實信息是說這種情形非常可怕。

注意第二部分的三個語素組成的短語結構在表層信息和真實信息這兩個層次上是不同的，因為關鍵語素改變了語法範疇。表層信息層面上的結構是1 2，真實信息層面上的結構是2 1。這個歇後語的結構可以表述如下：

紙糊的老虎——停頓——嚇 （死人）

︳

語法變化

︳

（嚇死）人

還有一種歇後語使用關鍵成分的雙關，也就是利用同音異義的音節。一個例證是：外甥戴孝帽——沒救了。表面意思是他的舅舅死了，但是關鍵音節，jiu，也可以指「救」。這是簡單的同音異義現象。真實的信息實際上是指一種情形或一個人沒有救了。

最後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漢語中這種令人著迷的語言構件，它來自一個真實的新聞故事 。這個例子表明跨文化交流中存在著一些難題，人們很容易犯錯誤，即使一個經驗豐富的專家也在所難免。美國作家斯諾（Edgar Snow）在1970年12月對毛澤東進行了一次獨家採訪。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開展著，毛澤東感覺可以與他的新聞記者老朋友談談。在隨後的一期《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上，斯諾的報道如下：

他一邊禮貌地把我送到門口，一邊說他不是一個複雜的人，而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人。他說，他僅僅是一個孤獨的和尚撐著一把破舊的雨傘走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雜誌》，第70卷，1971年4月4日，48頁）

毛澤東當時說的是一個歇後語的前一部分：和尚打傘。它的第二部分是：無發無天。表面意思是指和尚剃光了頭髮和看不見天空。但是這裡的關鍵音節fɑ也可以指「法」，而「無發無天」這個短語也就成了另一個構件（無法無天），實際是說既不受法律也不受上天的限制。考慮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亂，這樣的表述出自這場革命的發起者之口，確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斯諾卻完全沒有理解到這個意義。這個歇後語的結構可以表述如下：

和尚打傘——停頓——無發無天

︳

同音異義

︳

無法無天

帶著這些初步的想法，我將結束今天下午的演講，但在結束前，我想對你們提出一個請求。學院的院長科恩博士告訴我，今年的TESOL（對母語為非英語人士的英語教學）學會的規模是歷年之最，參加者來自20個不同的國家。我對這個領域的記憶可以追溯到30年前的1950年，那時我在密西根大學的英語語言學院，受弗萊斯（Charles Carpenter Fries）和拉多（Robert Lado）的指導，從他們兩位那裡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過去的幾十年來，TESOL行業經歷了巨大的增長。這是令人振奮的發展，如果考慮到英語在人類生活中所發揮的越來越突出的作用，可能這種增長也並不奇怪。增長不僅僅體現在所涉人數的增加，也體現在方法和理論複雜度的增加，同時還體現在對其他語言知識的利用也是越來越多。

當我對今天討論的問題進行思考的時候，很多次都希望能知道這種習慣用語在這種語言中是如何表達的，或者那種隱喻在那種語言中是如何表達的，但是有關這些問題的文獻非常少。尤其缺少小語種語言的語料和跨語言比較的語料。當然字典也是不足以完成這項任務的。找到一個參考資料，像坦南（Tannen） 和 厄茲泰克（Oztek）的那篇論土耳其語和希臘語習慣表達的文章，與其說是一個常規還不如說是一個例外。

儘管如此，我確信每種語言都儲存了一些預製的習慣性表達。有些儲存清單註定會很大，而另外的一些儲存清單則相對會很小；一些儲存清單主要是集中在宗教和風俗的主題上，而另一些可能主要集中在社會關係和禮儀方面。到底沿著什麼維度這些表達是相同的，以及到底沿著什麼維度這些表達是不同的；發現並研究這個問題能夠提供更多有關不同人的習慣思維的知識。

來自20個國家的學者，我不知道會代表多少種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但這麼多種語言知識一起聚集在這個學院讓我驚嘆。在語言的大多數基礎學科方面——語音學、音位學、形態學和句法學，我們已有相當紮實的基礎。使系統更加形式化或者規則更加精確的努力可以一直做下去，但這些最多只是錦上添花。

在語義學、語用學和語篇策略方面的課題越來越具有意義。但在我看來對語言構件的研究是中心所在，它也是語言和文化之間的橋樑。語言構件是語言表達和習慣思維之間最明顯的相互交織處，也是許多文化得以直接反映之處。這些構件是「塑造人的思維，疏通人的感情，指導人的行為和意願的強有力的工具」。

今天我試圖從總體上討論這些問題，但是這的確還是初步的研究，而且只簡單涉及了幾種語言。可能這個房間中的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中想出其他的例子，修改和完善我對一些問題的理解。你們一定要這樣做，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提取大腦中的檔案，查閱儲存構件的特性，我們可以一起來發展壯大語言研究的這個領域。到目前為止，很大程度上它仍是一個被忽略的領域。

最後，我想起一個最好的方式來結束對語言構件的討論，用一個來自漢語的恰當的隱喻：拋磚引玉。如果今天下午我拋出的比較粗製的磚能夠激發你們在這個重要的和非常有趣的語言研究領域產生美玉，那麼我將會非常欣慰。

注釋：

原文題目為Language Prefabs and Habitual Thought，是1989年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的TESOL夏季學會上所做的系列講座之一。文章經作者授權翻譯。——譯者注

文中觀點的形成受益於許多人，尤其是Bolinger，Charles Fillmore， Reiko Hasuike 和Paul Friedrich的幫助，謹表示誠摯的感謝。——作者注

Simon， Herbert A.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MIT Press， 1969.90.原文最初發表於: 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06: 467-482， 1962.

Bolinger，Dwight L.1961.Syntactic blends and other matters.Language 37（2）: 366-381.

Friedrich， Paul.1986.The Language Paralla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3.

Sapir， Edward. 1958.Selected writings in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David G. Mandelbaum，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53.

最近有一次我開車看見前面的輕型貨車後尾門上寫著幾個大字母TOYOTA（豐田），正下方緊接著是一個保險杠貼紙，寫著BUY AMERICAN（美國購）。車主人可能是一個正在做認知失調實驗的心理學家。

在美國語言學會會議上的即席發言。Ann Arbor. Michigan，1958.

Van Lancker， Diana.1975. Heterogeneity in language and speech: Neurolinguistic studies. UCLA Working paper in Phonetics 29.

Jackson， Hughlings. 1932. On the Nature of the Duality of the Brain.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Hughlings Jackson. James Taylor， ed. NY: Basic Books.

Galef， David. 1987. 「Even Monkeys Fall from Trees」 and other Japanese Proverbs.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Brown， Roger. 1967. Wihelm von Humboldt』s Conception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Mouton.

Huxley， Aldous. 1940.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Jake Zeitlin.

Huxley， Aldous. 1954.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Harper and Row.

Whorf, Benjamin Lee. 1941. 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 In Leslie Spier, ed.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Reprinted in John B. Carroll, ed.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MIT Press.1956. 引文摘自Carroll所編文集第212頁。

Hoijer, Harry, ed. 1954. Language in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Memoir 79.

Pullum， Geoffrey K. 1989. The 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7: 275-281.。

Cheung， Samuel Hung-Nin. 1982. A study of XIE-HOU-YU expressions in Cantones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4: 51-103. 正如文中所指出的，廣東話的許多例子同樣也保存在普通話中。

洪越碧（Hong Beverly）記下了這個故事，見Hong， Beverly. 1978. A sketch of language use in Chinese society. 9-19 in B. Hong， ed. Chinese Language Us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Rohsenow也引述了這個故事，見Rohsenow， John S. 1986.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Enigmatic Folk Similes （Xiehouyu）.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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