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六十年，讀書取得學位不是最大的任務

撰文/許倬雲，著名歷史學家，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榮譽退休教授

1957年秋天，我從台灣跨過大洋到了美國，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進修。從那時開始，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1962-1970年間，我主要在台灣工作。1970年，我才來到匹茲堡定居。在台灣的八年，由於工作單位分配的職務，我還是往返於台、美之間。初次離台時，一位美國的訪問教授吳克（Richard 「Dixxy」 Walker）提醒我 ：此行不是只在按照課程修讀學位，更需把握機會研讀一本大書，真正在生活中，理解現代文明最新一個章節：「美國人和美國社會」。他的建議，引導我數十年，至今我還在繼續研讀這一部大書，轉眼間竟已一甲子，也見證了許多變化。

整體說來，從1957年到今天，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美國的動靜。宇宙間沒有不變的事理，只是變動快、慢之分而已。回顧前塵，這六十年來的演變，不僅見之於美國一地，而且因為美國是現代世界的重要部分，一切在此地發生的變化，都影響到全世界的人類。今天我已經八十幾歲，來日不多。在這個時期，趁我還沒有昏聵糊塗，將自己的觀感貢獻給大家參考。

我在1957年八月中旬，到達美國進入芝加哥大學。在那前後，有兩樁大事值得一提。第一樁發生在九月底，在穿越巴拿馬時，從當地的報紙知悉：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正在為了黑人兒童入學的事，引起社會極大的辯論，這種緊張情緒幾乎到了爆炸的臨界點。果然，十月份阿肯色州發生第一次大規模的族群衝突——這也是內戰以後，美國州政府第一次運用武力，以平亂為由阻擋黑人群眾的抗議。這還是第一次，聯邦政府將州政府管轄的州衛隊（state troopers）收為聯邦所有，等於解除了州政府的武裝。這一事件在美國的民權歷史上，乃是一個里程碑。聯邦權與地方權之間，州的自主權與人民的公民權之間，這兩重的衝突震驚了世界；也開啟了美國社會內部的嚴重分裂，至今還沒有停止的跡象。

另一樁大事，則是1957年十月，當時蘇聯發射了「伴侶號」（Sputnik），人類第一次發射衛星進入了太空，這是震古爍今的大事！我們可以想像，假如人類是大海中的魚類——居然有一條魚跳出海面，停留在離海面幾丈的空間，可以瞭望陸地，也可以回顧海水。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嘗試，而且居然成功地使得衛星離開了大氣層。

伴侶號

對於美國而言，這個令人震驚的刺激，使得他們忽然警覺：美國並不是全世界最強大、最先進的國家。美國的第一個反應是要迎頭趕上，不僅在科學上要重新爭回領導權，在國防上他們也開始發展太空戰爭的機制。從此以後，列強之間的軍備競爭不再是武器層面而已——整個的科技發展，幾乎都在為軍備競賽做技術儲備。從那時以來，美國的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逐漸失去了為知識而知識，卻轉變成為了安全——或是為了利潤，美國科學的發展，更注重於現實實際的需求和應用。這一轉變，以英文的俗語來說就是變成「Horse drawn carriages」（馬車成為，車前馬後）的形勢了。

在芝加哥我住了五年，感謝導師顧立雅先生（Herlee G. Creel），他放任我自由學習，我才得以涉獵漢學之外的學科。他自己是古史名家，一對一的討論課上，他卻經常告訴我他對於美國社會的意見。我從他的談話中，學到英國費邊社的自由社會主義，才認識他在專業學科之外對於社會的關懷。他自己身體力行，於專業研究外頗致力於撰著通識性質的著作——凡此言傳身教，我終身受益。在此，我向他致謝。

校方考慮我身體的殘疾，讓我住在芝加哥神學院，上課大半在對街的東方研究所，那是兩河埃及考古的研究所。然而，其他文化的古代史研究人員也在這個地方，利用許多有關古代研究歷史的圖書館。我們的飯廳就是神學院的餐廳，在宿舍的左邊對街。這三個地點，是我日常生活所在；三個地點我能接觸到的對象，卻是很不相同。神學院除了學生和教師，還有各種不同教派的神職人員在此進修；不僅有基督教派的神職人員，許多其他宗教的神學生也在這學比較神學。由於這個餐廳價廉物美，芝大許多的教職員和研究生也在這用餐。芝大的特殊風氣是，端了盤子可以隨便找空位，也不管桌子另一邊或鄰座是否認識——而且常常挑不認識的鄰座坐下。坐下之後第一句話往往是：「你現在研究什麼題目？」在這種環境之下，人和人之間的接觸面和交談的題目，就非常廣泛。

神學院中一大批的神學生，尤其年輕的牧師來自四面八方，屬於不同的基督教會教派。在美國基督教歷史上，芝加哥一地有相當特殊的傳統：許多年輕的神學家，對於有勢力、有資源的老教派，往往不滿其官僚老大作風。於是，他們往往在此地另闢門戶，自立教派。這些新教派的年輕牧師崇尚自由，有時候甚至非常激烈。然而，激烈的革命者等到自立教派成了氣候，自己卻也變成老大的當權者，又有新的教派革他們的命。因此，在芝加哥神學院中的年輕神學生和年輕牧師，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激烈的反叛和自由意識。

戰後，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美國的年輕人從歐洲和東亞的戰場回家，他們見識了另外一個世界，和美國完全不一樣。歐洲和東亞都是有古老文化作為背景，但是大戰結束後，都有最激烈的共產主義運動正在興起。因此，在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之間，美國年輕人也開始發動思想上的解放運動；到六零年代大概到了顛峰，其中一部分人走向虛無，另有一部分人則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芝加哥的年輕牧師們，就在這種空氣之下，常常是社區改革和社會革命的先鋒隊。我與這些人天天接觸，大家同桌用餐，共同討論，吵翻了也無所謂。白天，宿舍中的學生各自上課，客廳之中空空蕩蕩；黃昏以後，大家從四面八方回到宿舍，客廳就是大家辯論的場合。由於各人來自不同教派，甚至不同的宗教，這種辯論就不限於嚴格的神學範圍了。許多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念，也變成大家討論的題目。到了深夜，每個樓層的浴室又稱為討論的空間——在那個休沐的時間，往往一個題目引起抬杠，雙方彼此僵持不下，其他人也各自加入戰團。像這種「浴室討論會」多種多樣，比正式的學術討論會的氣氛還要熱烈，難得看見他們在十二點以前各自回房間。

這種氣氛下，我耳濡目染搜集來的信息，其複雜和古怪程度，實在是難有其他地方可與比擬。在神學院宿舍，我有幸結識了一位賴威廉（William Lyell），他幫助我了解不少自由主義者的理念，為我開啟了一個認識美國的重要視角。

和這批神學生混成一團，也就避免不了參與他們的政治活動。芝大的校區，跨過一條寬廣的草地就是六十三街，這是當時芝加哥著名的複雜地區。六十三街火車站，是從南方進入芝加哥的站口；附近另一地方灰狗巴士的「石島」站口，也在芝大附近。經過公路和鐵路，從南方來的非裔勞工，成批地進入芝加哥尋找職業。新來的勞工到達大城市，職業的介紹行、工會的人員、和當地的幫會，三方面都搶奪新到的勞力。芝大神學院的年輕神學生，看不慣工會、幫會以及那些「豬仔佬」（職業介紹行）爭奪這些無知無識的新到勞力，於是也介入戰團，幫助這些新到的勞工擺脫各方魔掌。

再者，在芝大四周圍許多弱勢族群居住的地方，年輕牧師們參與民權活動，也主動組織民眾抵抗各種惡勢力的利用。我和這些小牧師們，既然是同一宿舍的朋友，我又駕駛一部小的高爾夫電車，後面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放許多宣傳資料和其他的用具。於是，他們常常借用我的電車，出動參加各種活動。有時候，我自己也駕車幫助他們運送必須的用品。如此這般，我不知不覺也捲入這種活動，見到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現象，也學到了不少書本上讀不到的知識。尤其在民權運動的時候，這群神學生們發動各處的年輕教友，抵制地方政客把持市政府的所作所為，揭穿他們偷竊選票的伎倆，從旁爭奪選民，使選民不受政客控制。這些活動其實相當危險，可是當時自己年紀還輕，初生之犢不畏虎，根本就不覺得危險就在身邊，時時有可能發生。 環顧四周的中國留學生，大概很少有人能得到這樣的機會，見到社會剖面的深處。

我在芝加哥讀書五年，每年有兩個月到四個月，都在醫院接受免費開刀手術，矯治我先天的殘疾。我住院之處，是一家以幫助貧窮病人，矯治小兒麻痹症的基金會的醫院。在病房之中、走廊上、飯廳內，經常會接觸許多殘廢兒童的家長。從聊天中，也了解了這些來自各方、家庭背景不同的病童，和他們的家庭情形。這一段的經歷，也是一般正常留學生未必能遭遇到的。我在這種場合結識的朋友，在出院以後，如果他們的住所不甚遙遠，他們的家長常常會邀請我訪問。我也因此結識了一些勞工階層，遠鄉近郊的朋友們。從他們那裡，我所獲得的見聞是非常直接的，可能無法從書本上體會。

資料圖：匹茲堡大學

1962年我回到台灣，1970又到美國。第二次來美長住，落腳匹茲堡，居然一住將近半世紀。十年不走并州路，卻將他鄉做故鄉。我對美國真正的深入觀察，是這五十年之間的所見所聞。我任教的匹茲堡大學歷史系，當年是由Sam Hays擔任系主任。這位老同事是桂格兄弟會教徒，也是堅信自由主義的學者；在他手上，重組了整個歷史系，將教研重點放在社會史。我們二十八位同事，大概一半是研究農業和農村，另外一半是研究工業和勞工，都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趨向。他自己又是環保運動的自然主義者——這幾種理念的趨向，使別人把匹大歷史系看做激進派。其實，我們是持守自由理念，實踐容忍的一群人。

我們系的二十八個人，所從事的專業相當均勻地分配在美國、西歐、東歐、南美、遠東，再有一小部分是非洲和非裔研究。這種分配方式，又和一般美國大學以美國本國史為主，甚至全部集中在美國本國史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同事之中，固然有非常激進的老共產黨員，其激進的程度比當時的俄國和中國的共產黨員還要厲害，是第一代最原始的共產黨。其中一位最老的同事，曾經參加西班牙自願軍，介入西班牙反佛郎哥的內戰。可是，另外一位同事卻是極端的天主教徒。我加入匹大以後，第二年開始，同事們曾經有連續三年組織兩個專題平行的討論會，分別以工運和農村為主題；各人分別加入兩組之一，也有人跨兩組都參加者。我是屬於農村這一組，但是只要有空，我也會去參加工運那一組旁聽。這也是難得的機緣，從專業的學者討論之中，我學到了許多對美國社會的理解。

在匹茲堡，我曾經遷徙過五次，每次的鄰居都是不同的人物。將近五十年中這五次的遷徙，我深深體會到，鄰居的關係如何逐漸趨於淡薄。最後這一段居住在共有的公寓，即使鄰居關係淡薄，由於共同參與管理大廈的會議，在公寓事務討論會上，會前、會後也就在近距離可以觀察到，不同職業、不同族群、不同階層人的想法和作風。至於前面幾次遷徙，卻是鄰居關係基本相當良好，也相當密切。

資料圖：匹茲堡

在住家之外，當然和匹茲堡本地的華人社區有相當密切的交往。我也親眼目睹大型鋼鐵業，在上個世紀黃金時代興起的基礎工業，如何經過他們的輝煌歲月，又如何逐漸蛻變。以至於到最近的新科技，包括醫療和信息，又在匹城生根、發芽，以至於茁壯。許多華人朋友，在這些企業單位服務。他們在不同年次一批批進來，又一批批離開。有人原本有著穩定的生活，忽然隨著工作變動搬家，或者因為工廠減縮甚至倒閉而失去職業。這些經歷，於我而言非常切身。將近五十年來，在近距離中，我觀察到人生的喜怒哀樂，命運的變化無常。更重要的是，學習到如何在個人的命運之中，看到了美國大環境。

在這第一篇，我只是將自己初到美國的印象作為楔子。此後諸篇，則按照不同的題目，陳述美國六十年的變化。那些變化，不僅影響了你我之間的生活，更影響到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甚至人類文明未來的前景。是福？是禍？卻誰能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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