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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枕史》的問題

枕是人們生活中極為常見的卧具,而陶瓷枕又是我國陶瓷藝術中一個非常獨特的門類,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自1991年入藏香港著名收藏家楊永德伉儷捐贈的200餘枚陶瓷枕以來,將「陶瓷枕」作為一個特色收藏,在不斷擴大藏品的數量與類別的基礎上加大對陶瓷枕的徵集與研究,到目前為止館藏陶瓷枕近600枚,涉及國內眾多窯口,堪稱國內博物館瓷枕收藏之最。

本文以西漢南越王博物館館藏瓷枕為例,介紹陶瓷枕歷史中所蘊含的社會生活史、文化發展史、技術史和藝術史。


瓷枕與社會生活史

瓷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隋代,迄今為止考古發現最早的瓷枕實物出自河南安陽隋代張盛夫婦合葬墓,高2.4厘米、長3.9厘米、寬2.3厘米,枕面下凹,兩端上翹,作為隨葬之用。而從唐代開始,瓷枕不僅作陪葬之用,並成為了具有實用功能的日常用具,這在考古發掘材料和當時的文獻中均能找到相關證明。1972年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富平縣文化館清理了位於陝西富平縣呂村公社的李鳳及其妻劉氏的合葬墓。李鳳是唐高祖李淵的第十五子,封為虢王。該墓壁畫異常精美,其中位於甬道西壁的第二幅墓畫,描繪了侍女二人,左側者頭梳螺髻,上穿窄袖粉紅色襦衣,外加披巾,下著淡紅長裙,足蹬雲頭履,雙手捧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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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侍女捧枕壁畫 陝西富平李鳳墓出土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此枕有稜角起伏,形制似為硬質瓷枕。《唐書·五行志》說:「韋後妹七姨嫁將軍馮太和,為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其時的陶瓷枕除了日常使用之外,還衍生出辟邪、辟魅、宜男和服妖等民俗學含義。

宋代,城鎮經濟和市井文化的發展,促使瓷枕製作更加普及,定窯、磁州窯、耀州窯、登封窯等眾多北方窯口及窯系都生產瓷枕。1918年河北巨鹿發現了一座宋代故城,據《宋史·五行志》記載:「大觀二年(1108年)秋,黃河決,陷沒邢州鉅鹿縣。」《宋會要輯稿》載:「八月十九日,工部言,邢州奏鉅鹿下埽大河水注鉅鹿縣,本縣官私房屋等盡被渰沒。」在鉅鹿故城的房舍中發現了不少瓷枕遺物。陳萬里先生描述了這些瓷枕在當時的使用情況,房舍「如今北方之炕。炕之外緣以木為之,高於炕面。枕時必系以枕足之後部抵於木緣,則枕可穩,不致向後方左右傾斜」。天津博物院整理出版的《鉅鹿宋器叢錄》中也提到:「……鉅鹿發現此物甚多,發現時有平置者,有立置者,可見當時於枕,用則平置,不用則立置之習慣。」「第一枕足底題『崇寧二年新婿』六字及『亞出』,其為館甥之器勿疑。昔時以瓷枕為殉葬之具,觀此可知其非矣。第二枕形式同,底題『程三』兩大字,旁又有『程小』兩小字,知為程氏父子寢具也。」這些材料實現了「文」與「物」的互證,也足見其時瓷枕使用的普遍。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在《醉花陰·薄霧濃去愁永晝》里寫道:「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詞中的「玉枕」即被認為色質如玉的青白釉瓷枕。該詞將瓷枕清涼醒神的功能描述得淋漓盡致。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有一枚金代山西晉南白地填黑詩文八角形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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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西晉南白地鎮黑詩文八角形枕

白彩書七言詩:「峰前明月照藤床,窗內清風生石枕」。

北宋建立以後,十分重視與異域諸邦的貿易聯繫。北宋雍熙四年(987年)三月,在廣州設置市舶司。京都不僅居住著許多隋唐時期幽州胡商的後裔,還有來自中亞、西亞各國和地區的使節、商賈、工匠和藝人。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宋金三彩印雙鹿紋如意形胡人馴獅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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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三彩印雙鹿紋如意形胡人馴獅枕

高14.6厘米、長18.8厘米、寬29.5厘米,淺米黃色粗砂質半陶瓷胎,黃綠釉,枕面呈如意形,雙線框內以珍珠為地,刻劃竹石、雙鹿及猴子,枕座塑胡人側卧牽獅的形象,底鈐「大郭」款。胡人馴獅一般以一人一獅為主,輔以胡琴、琵琶等西域樂器作為馴獅工具,其表演形式為馴獅者一邊舞蹈,一邊彈奏樂器,同時引導獅子根據馴獅者的樂曲和舞蹈節拍表演各種舞蹈。沈從文先生將胡人與獅子組合的形象統稱為「醉拂菻弄獅子」。「醉拂菻」就是指在宴飲場景中,將酒醉的癲狂與舞蹈的神性相結合的胡人形象。這種融歌、舞、樂、雜技於一體的胡人馴獅表演具有典型的西域特色,是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

經過宋末金初的社會巨變,經濟逐漸恢復,制瓷業慢慢復甦。金代瓷枕在北宋制瓷技術的基礎上得到充分發展,既有市井生活的反映,又體現了金代游牧民族的生活特色。這一時期以三彩器居多,風格鮮明,有濃郁的民族色彩。

金代的三彩枕以劃花後填彩工藝為主,先在胎體上施一層白色化妝土,然後刻劃花或模印紋飾,進行高溫素燒,再依據紋樣的需要填入各色彩釉,經800℃左右的二次低溫燒制。以綠釉為基調,加飾黃、白、褐多種釉彩。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金代山西晉南窯三彩劃詩文六角形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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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西晉南窯三彩劃詩文六角形枕

高8厘米、長11.8厘米、寬25.6厘米,細泥質淺紅陶胎,三彩釉,枕面正中長廊形框內刻劃五絕詩:「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框外左右剔刻卷葉紋。這枚陶瓷枕就是典型的金三彩枕。

元代,商品經濟的自由發展受到束縛,民間手工業遭到破壞,陶瓷枕的生產也漸次衰落,唯有建築形制的瓷枕大放異彩。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元代江西景德鎮窯青白釉劃花蓮葉形枕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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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景德鎮窯青白釉劃花蓮葉形枕

高13.9厘米、長12.8厘米、寬21.6厘米,灰白色瓷胎,露胎處呈磚紅色,影青釉,微發灰,枕麵塑成荷葉形,枕座塑立體莖形柱,中間塑仰覆蓮瓣。這種雕塑類型的瓷枕已不再單純滿足日常生活的實用性需要,更多的是反應當時的民俗和社會環境。

明清時期,瓷枕的生產範圍愈加縮小,造型基本沒有變化,只是在裝飾手法上加入了一些新的技法,如粉彩、五彩、青花等。除了北方少數地區仍以其作為生活用品外,其他還在生產的地區基本上都將瓷枕作為「壽枕」來使用。


瓷枕與技術發展史

瓷枕的發展離不開製造工藝與技術的進步與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借鑒其他門類的裝飾手法。

絞胎

絞胎是唐代陶瓷業中的一個新工藝,一直延續到宋元遼金。絞胎器最早在唐代墓葬中與唐三彩明器一起被發現。所謂絞胎,是用白褐兩種不同色調的瓷土相間糅和在一起製成新的泥料,切成片狀來使用,然後模具印坯成型,這種方法使得瓷胎偶然形成像樹木年輪、盛開花朵、行雲流水狀的紋理。唐代是瓷枕的初興階段,將新的制瓷技術運用到新興的器物門類是一種大膽的嘗試。晚唐五代流行的長方形絞胎小枕,有「全絞胎」和「半絞胎」兩種。

「全絞胎」是坯體整個是由兩種深淺不同色泥製成,器表的紋理是貫穿的,如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晚唐河南鞏縣窯黃釉絞胎扁方形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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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鞏縣窯黃釉絞胎扁方形枕

高5厘米、長9.3厘米、寬10.8厘米,褐黃色釉有細小開片,絞胎似木癭紋。唐代用癭木(楠榴木)製作杯、樽、枕等器物很流行,或許這正是絞胎器仿癭器的原因。還有一種說法是絞胎工藝受西方玻璃器製作的影響。屈志仁先生在《絞胎、「絞釉」和流沙箋》中指出,盛唐以後流行的「花枕」採用了一種鑲嵌的裝飾手法,這種鑲嵌絞胎器的花紋與西方羅馬時代盛行的「馬賽克」鑲嵌或「千花」玻璃的花紋相似,是值得注意的。

屈志仁先生提到的這種鑲嵌工藝應該是絞胎的另一種類別——半絞胎。枕的造型多採用半絞胎。以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河南鞏縣窯晚唐黃釉絞胎菱花紋長方形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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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鞏縣窯黃釉絞胎菱花紋長方形枕

該枕高7.4厘米、長10.6厘米、寬15.6厘米,淺灰紅泥質細陶,黃褐色釉,有小開片,枕面由四個小菱形組合構成一個大菱形,大菱形外是木紋裝飾,枕牆裝飾不規則的絞紋,似是用廢棄絞胎製成。枕面裝飾的過程應該是先把菱形絞胎依次擺放到模具中,排列組合成大的菱形圖案,接著在四周擺放木紋絞胎,然後用胎料覆蓋其上,捶拓工具捶拓,使後覆蓋的胎料與絞胎緊密結合在一起。而在捶拓的過程中菱形絞胎不可避免地會稍有偏離,所以會看到菱形並不十分規整、對稱,形成另一種韻律的美。

珍珠地

珍珠地屬於胎裝飾的一種,初創於晚唐,借鑒了唐代金銀器特有的鏨花工藝,多用於圖案底紋,因狀似珍珠而得名。主要是用鐵質工具批戳直徑相同的小圓圈,形成的珍珠地樣式來填充已經完成主題裝飾的枕面,達到富麗充盈的滿地裝飾效果。燒造珍珠地紋瓷枕的窯口以河南為多,比如河南的登封窯、密縣西關窯、新安城關窯、魯山段店窯等。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北宋河南新安城關窯珍珠地劃纏枝花卉紋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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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新安城關窯珍珠地劃纏枝花卉紋枕

高11.5厘米、長20.4厘米、寬27.1厘米,褐白色胎,胎質堅密,枕面以珍珠為地,其上刻劃纏枝花卉,枕牆也是同樣的裝飾手法。紋飾佔據器物表面大部分,幾乎沒有留白,典型的「新安窯滿繪」。

陶瓷枕的興盛對其他質地的枕具製造也產生了影響。如遼陳國公主墓中出土了兩件銀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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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陳國公主墓銀枕

在造型上明顯是根據瓷枕的式樣仿造的,其形制跟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北宋磁州窯白地劃牡丹紋如意形台座枕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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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磁州窯白地劃牡丹紋如意形台座枕

錦地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藏的錦地印花枕主要是北宋時期河北定窯的產品。北宋定窯白地印水鳧紋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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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定窯白地印水鳧紋枕

高12.1厘米、長16厘米、寬19.7厘米,胎質堅細,呈淺褐灰白色,枕面刻劃的雙線框內印水鳧紋。

北宋河北定窯白地印劃鹿紋海棠形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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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定窯白地印劃鹿紋海棠形枕

高11.4厘米、長18.9厘米、寬22.7厘米,胎堅且細,呈黃灰色,於枕面葵花形雙重線框之間印花卉紋,櫃內刻劃鹿紋,枕牆印連珠紋與花卉紋。另有一件北宋新安城關窯珍珠地印花朵紋腰形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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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新安城關窯珍珠地印花朵紋腰形枕

高12.1厘米、長19.2厘米、寬27.4厘米,枕面珍珠紋地上滿印花朵紋。這幾枚瓷枕的印花工藝很明顯是借鑒自織錦。這些印花圖案參照織錦中或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或對稱、或自由散點的紋樣排列方式,形成錦地的效果,磁州窯更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了錦地開光的裝飾技法。

本文根據廣州/李秋晨《文物枕史》一文編輯整理,原文刊載於《收藏》2018年0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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