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明:薪火相傳 追夢未來——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的非洲研究
時光荏苒,歲月如歌。基於國家的需求,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西亞非洲所)自1959年籌建之日起便同步開展科研工作,至今已走過了60年的歲月。
60年跌宕起伏,無論是波峰,還是低谷,作為中國非洲研究的拓荒者,西亞非洲所在非洲研究的海洋中始終以奮發向上的頑強毅力和韌性砥礪前行,奠定了中國非洲研究的基礎,使中國的非洲研究有了傳承。
60年艱難跋涉,歷經三代學人辛勤耕耘、薪火相傳,西亞非洲所見證了中國非洲研究從無到有、由弱漸強的發展歷程,目前在科研隊伍和人員素質、學科建設與科研教學、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及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等方面均取得長足進展,並保持蓬勃向上的發展勢頭。
60年風雨同行,作為中國非洲問題研究的學術中心,西亞非洲所在中國的非洲研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僅是中國非洲研究的先行者,同時也是中國非洲研究的主力軍。
從某種意義上說,西亞非洲所亦可謂是中國非洲研究的一個縮影,其發展歷程反映了中國非洲研究演化的歷史脈絡。站在學術發展史的角度,西亞非洲所的非洲研究以1981年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為標誌,可以分為兩個時期,每個時期均有其鮮明的時代特色。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的先行者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乃至全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中,西亞非洲所的經歷都是頗具傳奇色彩的。中國對非洲「有組織的」研究肇始於新中國成立之後,可謂是「另起爐灶、白手起家」,西亞非洲所也因此從籌建之日起就同步開展科研工作。1961年,毛澤東同志在杭州接見非洲外賓時發表了關於加強非洲研究的講話,並明確指示「應該搞個非洲研究所」。兩個多月以後,作為中國首個成建制的專門從事非洲問題研究的科研機構——西亞非洲所應運而生。在成立後的前20年,西亞非洲所一直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雙重領導,這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研究所的職責和定位。
事實上,成立西亞非洲所的主要目的就是為黨和政府的對非工作提供決策諮詢,這就註定了其「研以致用」的角色定位。經中央批複的辦所方針也申明:要「根據黨和政府開展西亞非洲地區工作的需要,有計劃地、有重點地、系統地調查研究西亞非洲各國的現狀和歷史」,「並以研究該地區的重大現實問題為主」,「同時,配合外交工作,在接待非洲外賓和出訪非洲等方面,提供研究材料和研究成果」,「為中央對中東非洲地區的重大決策服務」。從研究所的工作性質和服務對象來看,其角色定位或工作重心都非常明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當好黨和政府的思想庫、智囊團。
作為當時唯一從事非洲重大現實問題動態和對策研究的科研機構,研究所初始階段的工作主要是完成上級交辦的指令性任務,研究成果多系集體合作的產物,成果形式多系內部報告,上級領導的批複是評價科研成果價值或優劣的重要指標。在成立的前20年內,研究所在全所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不菲的成績。這一時期的成果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學術論文及公開或內部出版的著作,但這類成果不多,其中論文和一般性文章200餘篇,編譯文章150餘篇,著作12部,其中的代表作是在1962—1966年陸續出版的《非洲手冊》叢書(包括概況部分1本和列國志部分7本)和1981年出版的《非洲概況》。另一類是內部資料和研究報告,這類成果為數眾多,幾乎與我國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非洲重大問題在這類成果中均有所反映,涉及非洲政治、外交、經濟以及人物、事件等。這些成果部分刊載在內部刊物上,更多的是直接報送職能部門,因此並不為人所知。
事實上,即便是學術著作也是兼具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雙重屬性,誠如《非洲手冊(概況部分)》的「編者說明」所言,編撰這套叢書主要是供政府職能部門和外事工作者參考。而《非洲手冊(概況部分)》更是依據決策層的指示精神立項的,因此,編撰此書成為當時西亞非洲所的主要工作。由於缺乏對非洲研究的積澱,要在短時間內比較系統、準確地梳理非洲的政治、經濟、民族、宗教、文化、歷史、地理等方方面面的情況並非易事。歷時5年出版的《非洲手冊》叢書是西亞非洲所成立後出版的首批科研成果。這套叢書為周恩來總理首次出訪非洲提供了參考,也因此得到外交部領導的好評。從中國非洲問題研究傳承的視角看,《非洲手冊(概況部分)》是建所後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亦是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我國學界全面介紹非洲情況的奠基之作。此後,舉全所之力完成的《非洲概況》也是在此書基礎上的擴編和更新,也為西亞非洲所日後編纂《簡明非洲百科全書》《簡明西亞北非百科全書》及《非洲列國志》叢書打下了堅實基礎。
《非洲手冊(概況部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建所後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受制於當時的科研條件和「時空環境」,西亞非洲所在初創階段的非洲研究或許存在一些缺憾,但是,從中國非洲問題研究的傳承角度來看,這一時期的工作具有里程碑意義,正是西亞非洲所老一輩學人在艱苦環境中的拓荒之舉,開啟了中國「有組織的」非洲研究的帷幕,奠定了中國非洲問題研究的基礎,使中國的非洲研究有了積澱和傳承,同時,也為確立西亞非洲所在國內非洲研究中的學術中心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的主力軍
1981年,西亞非洲所從中聯部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管理,辦所方針和科研任務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逐步明確為以非洲地區和國家當代政治經濟發展及國際關係問題為研究重點,兼顧非洲社會文化研究,全面推進非洲研究學科建設;同時,以基礎研究為依託,開展全局性、綜合性、戰略性、前瞻性和儲備性的應用研究,更好地發揮思想庫、智囊團的作用。全所在20世紀80年代,科研工作的重心基本完成了從注重非洲現實問題的動態研究,向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對策研究並重方向發展的過渡。進入90年代後,開始全面推進學科建設,經過「九五」至「十五」2個科研發展規劃的實施,全所的非洲研究基本形成了比較合理的學科布局:在非洲研究二級學科之下,依託研究室構建了非洲政治、非洲經濟、非洲國際關係和非洲社會文化4個三級學科,既照顧到面,同時也突出重點。「十一五」至「十三五」時期,伴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強化重點學科和重點研究室建設,在非洲學科基礎理論研究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對非洲重大現實問題的應用對策研究布局也更有針對性。特別是在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啟動後,基於中央對社科院的「三個定位」,按照「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要求,瞄準非洲研究的應用前沿,在既有學科基礎上又創設了「中國與非洲關係學科」,並依託「中國對非洲投資戰略研究」「中國對非關係的國際戰略研究」「中國在非洲的軟實力研究」「中國與西亞非洲國家關係的國際輿情研究」4個創新研究項目,優化配置科研力量,圍繞事關中非關係持續健康發展的緊迫而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展開專題研究。
學科建設是檢驗一個研究所辦得好壞的重要一環,而對學科建設成效判斷標準則主要體現在是否有利於出成果、出人才。從近40年的實踐結果來看,西亞非洲所非洲學科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比翼雙飛,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智庫研究成果不斷湧現。
(一)基礎研究成績斐然
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陸續推出一批學術積澱深厚、理論功底紮實、在學界反響頗大的專著、論文,其中的一些成果系學科奠基之作,代表學科最高水平,還有一些學術成果填補國內研究的空白。據不完全統計,自1981年劃歸中國社科院以來,西亞非洲所共出版學術著作和工具書20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2000餘篇,有200餘部(篇)科研成果獲國家、院級或省部級及所級優秀科研成果獎。
葛佶主編的《簡明非洲百科全書》(2000)和趙國忠主編的《簡明西亞北非百科全書》(2000)被原國家新聞出版署確定為「八五」和「九五」期間重點選題和出版項目,是我國第一次編纂出版的全面、系統闡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和西亞北非各個領域、各個國家歷史與現狀的大型工具書。由楊光和溫伯友主持的《非洲列國志》項目是西亞非洲所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間的學科基礎研究課題,已經出版33本,是目前國內最全面、系統的國別研究著述。上述兩套大型工具書的編撰和出版對推動非洲研究和學科建設意義重大,同時也彰顯並鞏固了西亞非洲所在國內非洲研究中的學術中心地位。
在非洲研究二級學科之下,西亞非洲所的非洲政治、非洲經濟、非洲國家關係和非洲文化等三級學科研究也碩果累累。其中,非洲政治學科的代表作包含吳秉真、高晉元主編的《非洲民族獨立簡史》(1993),唐大盾等著的《非洲社會主義:歷史、理論、實踐》(1988),徐濟明、談世中主編的《當代非洲政治變革》(1998),張宏明著的《多維視野中的非洲政治發展》(1999),以及賀文萍著的《非洲國家民主化進程研究》(2005)等。這些著述串聯起來儼然就是一部非洲政治發展史,分別在國內非洲政治的細分領域研究中具有奠基或開拓性作用。
非洲經濟學科的代表作有西亞非洲研究所編的《非洲經濟》(一、二兩卷)(1987),陳宗德、吳兆契主編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1987),楊德貞、蘇澤玉主編的《非洲市場經濟體制》(1994),談世中主編的《反思與發展:非洲經濟調整與可持續性》(1998),陳宗德、姚桂梅主編的《非洲各國農業概況》(上下卷,2000)。安春英著的《非洲的貧困與反貧困問題研究》(2010),楊寶榮著的《債務與發展:國際關係中的非洲債務問題》(2011),朱偉東著的《非洲涉外民商事糾紛的多元化解決機制研究》(2013),朴英姬著的《外國直接投資與非洲經濟轉型》(2015),朱偉東著的《非洲商法協調組織》(2019)等。這些著述基本上也是沿著非洲國家獨立後經濟發展脈絡展開的,並且從不同角度系統闡述了對非洲經濟發展的主要領域或重大問題的看法。
非洲國際關係學科的代表作有吳兆契主編的《中國和非洲經濟合作的理論與實踐》(1993),李智彪主編的《非洲經濟圈與中國企業》(2001),高晉元著的《英國—非洲關係史略》(2008),李新烽著的《非洲踏尋鄭和路》(2005),李新烽主編的《鄭和與非洲》(2012),張宏明主編的《中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與非洲經貿合作研究》(2012),張永蓬著的《國際發展合作與非洲:中國與西方援助非洲比較研究》(2012),楊立華等著的《中國與非洲經貿合作發展總體戰略研究》(2013),智宇琛著的《中國中央企業走進非洲》(2016),楊寶榮著的《非洲開放式自主發展與「一帶一路」中非產能合作》(2018)等。這些研究涉及世界主要國家,特別是中國與非洲關係的諸多領域,在理論與實踐、政策與戰略層面回應中非合作面臨的新挑戰或新問題。
李新烽主持的《新時代中非友好合作》系列智庫報告(中英文版各10本)被評為2018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
社會文化學科的代表作有楊光、溫伯友主編的《當代西亞非洲國家社會保障制度》(2001)和張宏明著的《近代非洲思想經緯》(2008)等。除了上述學科成果之外,國別研究也有聲有色,代表作有葛佶等著的《南部非洲動亂的根源》(1989)和《南非:富饒而多難的土地》(1994),楊立華等著的《南非的政治經濟發展》(1994),陳一飛主編的《開拓南非市場:環境與機遇》(1994),何麗兒著的《南部非洲的一顆明珠——辛巴威》(1995),王金岩著的《利比亞部落問題的歷史考察》(2018)等。這些著作分別從研究對象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民族等角度,探究其社會形態演進或現代化進程。
(二)智庫建設成效卓著
作為國內最大的多學科、綜合性非洲研究機構,西亞非洲所不僅在基礎研究方面成績斐然,在對策研究及智庫建設方面同樣成效卓著。基於智庫研究的傳統和底蘊,對「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深刻領悟,以及報效國家的崇高責任感,西亞非洲所智庫研究成效顯著,突出體現在向黨和政府決策部門報送信息的投稿量,特別是約稿量、採用率、反饋率、批示率均有程度不同的提升。
在劃歸社科院的前20年,以內部刊物《西亞非洲資料》及《西亞非洲調研》為載體,西亞非洲所持續就中東和非洲地區發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問題提出看法和政策建議,供中央領導和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參考,除此之外,還向政府有關部門報送內部報告。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機制啟動後,隨著「走出去」戰略在非洲實施步伐的加快,西亞非洲所非洲問題智庫研究重新拾起上升的勢頭。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為了配合中國「走進非洲」,西亞非洲所先後承接了外交部、商務部、安全部、文化部、農業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家海洋局等部委20多項委託課題,其中有些研究課題可謂是拓荒之舉。例如楊立華主持的商務部委託課題《中國與非洲經貿合作白皮書》(2003)和《中非經貿合作未來五年(2003—2007)發展規劃研究報告》(2003),在梳理中非經貿合作主要領域家底的基礎上,首次嘗試製訂中非經貿合作的中期發展規劃。除了為政府職能部門建言獻策外,西亞非洲所還先後完成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中非發展基金等國有大型金融機構,以及中國石油集團公司、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中國鐵道第一勘察設計院等國有大型企業的20多項委託課題。其中張宏明和姚桂梅主持的國開行《非洲地區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研究》(2008),涵蓋國別研究報告,次區域研究報告及非洲大陸總報告三大部分,合計140萬字。西亞非洲所為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做的2套「非洲國家投資風險評估報告」,其字數也都在100萬字以上。上述委託課題、諮詢報告或風險評估報告均獲得委託方的讚譽,在中國「走進非洲」的進程中特別是初始階段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西亞非洲所科研人員緊密結合中央決策需求,以「創新項目組」為單位,依託基礎研究或系統研究,充分發揮多學科研究優勢,以回答中國與非洲關係實踐中遇到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取向,利用各種信息報送渠道,加大信息研究和報送力度,為中央和政府對非工作決策提供諮詢服務。與此同時,由張宏明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國在非洲的國際處境及其演化趨勢》和李新烽主持的《新時代中非友好合作》系列智庫報告(中英文版各10本)先後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2015年和2018年度創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
目前,西亞非洲所承接的具有「智庫研究」性質的工作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大類:其一是中央或政府有關部門交辦的指令性任務;其二是通過中國社科院報送的各類內部報告;其三是承接相關部委的委託課題;其四是國家高端智庫的年度委託課題等。除了上述的內部報告外,還有公開發表或出版的《智庫報告》和《非洲發展報告》。按照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特別是決策影響力這四項指標綜合評估,西亞非洲所也已成為國內非洲問題智庫研究當之無愧的主力軍。
除科研成果外,經過近20年的不懈努力,西亞非洲所專業技術隊伍的學歷結構、年齡結構、職稱結構和知識結構也不斷優化。截至2018年底,全所共有專業技術人員55人,其中正高15人、副高15人、博士37人;科研隊伍的年齡結構趨於年輕化,形成了以中青年科研人員為骨幹的科研隊伍。西亞非洲所於2013年建立博士後流動站,現有7位專家擔任博士後站合作導師,加快高端後備人才的培養。此外,西亞非洲所還掌管著中國亞非學會和中國中東學會兩個全國性學會,所有這一切都為西亞非洲所的非洲研究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開創中國非洲研究的新局面
六十年風雨兼程、薪火相傳,半世紀春風化雨、木鐸金聲。追憶以往,是為了銘記我們是從哪裡來的,要到哪裡去,使我們的前進步伐邁得更加堅實。西亞非洲所有著輝煌的過去,58年前,在毛澤東同志「應該搞個非洲研究所」以加強對非洲了解講話精神的鼓舞下,西亞非洲所作為中國首個研究非洲問題的專業機構應運而生。58年後的今天,為落實習近平同志在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宣布的「中國決定設立中國非洲研究院」,以深化中非文明互鑒的指示精神,有著深厚智庫研究傳統和學術研究底蘊的西亞非洲所再次榮幸地擔負起國家和時代賦予的重任。在這個春意盎然、萬物爭輝、充滿希望的季節里,中非學者將相聚在北京,滿懷喜悅地迎接中國非洲研究院的成立慶典。這是中非學術界的一大盛事,必將在中非文化,特別是中非學術交流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西亞非洲所的非洲研究也將在新的歷史機遇下踏上新的征程,開啟新的篇章。
人文交流是中非關係全面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學術交流是中非人文交流的核心和基礎,中非人文交流離不開學術交流,特別是中非學者之間的切磋與合作。中國非洲研究院的宗旨就是深化中國與非洲各國之間的文明互鑒,加強治理和發展經驗交流,為中非共同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共同建設面向未來的中非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構築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提供智力支持。中國非洲研究院的成立是北京峰會在「人文交流行動」方面務實成果的最大亮點,是中非在更寬範圍、更高層次、更高水平開展合作的重要體現。中國非洲研究院的成立必將推動中非深化理解、增進友誼、凝聚共識,為中非合作提供更加厚實的精神滋養,為中非友好合作持續健康發展築牢人才、人脈根基。成立中國非洲研究院對於進一步加強中非人文交流,鞏固和發展中非傳統友誼與合作關係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中央將設立中國非洲研究院列為中非合作「八大行動」中「人文交流行動」的首要任務,表明中央對促進中非人文交流和智力合作的高度重視,也彰顯了習近平同志的遠見卓識。
中國非洲研究院的成立必將促進中國的非洲問題研究,《學記》有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如果中國與非洲缺乏文化和學術交流,同樣會導致彼此認知上的狹隘與偏頗。隨著中非人文交流特別是學術切磋的密切,必將增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和互信,使中非傳統友好合作達到一個新的境界。未來的中國非洲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將具有如下特點:一是雙向研究,中非學者互將非洲和中國作為研究對象;二是合作研究,由中非雙方學者組成聯合團隊,共同開展合作研究;三是實地考察,中非學者從實地調研、考察中獲取一手資訊,用事實說話,使研究成果的質量更加堅實。中國非洲研究院的成立,開創了中非人文合作和學術交流的新模式,中非雙方的學者將本著相互借鑒、取長補短、攜手共進的原則,肩負起時代賦予的重託。中非學者間的交流與合作必將推進中國與非洲雙向研究。西亞非洲所也將在新機遇下,以學科建設為基礎,以創新工程為抓手,加強學術型高端智庫建設,完善非洲研究的學科體系,探索實現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互促進、比翼雙飛的新路徑,進一步提升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植根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經過60年的積澱,特別是近年來的不懈努力和完善提高,進一步鞏固了在國內非洲研究中的優勢地位。作為國內最大的非洲問題多學科綜合性科研機構,西亞非洲所將依託社科院學科齊全、人才薈萃、智力密集、資訊發達、渠道暢通的優勢,藉助創新機制辦好中國非洲研究院,擔負起中非合作研究、學者互訪、學術研討、人員培訓、成果傳播等工作任務,不辜負國家的重託和時代的使命。西亞非洲所不僅有著輝煌的過去,更擁有希望的未來。我們將勇立時代之潮頭,乘著中國非洲研究院成立的東風,揚帆起航、踏浪前行,開啟中國非洲研究的新局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張大為:在實踐中不斷發展中國傳統文論
※用創新的理論引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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