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草根書家」，橫掃當代名家

沙孟海在談到清代書人時說：「公推為卓然大家的不是東閣大學士劉墉，也不是內閣大學時翁方綱，偏是那騰杖芒鞋的鄧石如，確為至評。「作為引領新風的人物，即便是高傲的趙之謙，對鄧氏也極服膺，稱： 」四體皆精，國朝第一「。

鄧石如

鄧家並不是什麼書香門第，而是一貧如洗，從小鄧石如是以砍柴、賣餅為生的。少時寫字、刻印，只不過是為了賣錢維持生計而已。家中的生活雖然清苦，可鄧石如每日清晨都要研滿滿的一盤墨，練字練到墨水都用盡了才休息。

直到後來，鄧石如一生結識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戶部尚書曹文埴和湖廣總督畢沅。這兩人，一個掌管著大清國的財政，一個是地方大員，他們都對鄧石如的一手書法篆刻稱羨不已。

鄧石如隸書冊小說

乾隆五十五年，鄧石如隨曹文埴進京，曹文埴在圈內大加誇獎，一介草民的鄧石如聲譽空前抬升，引起士大夫階層的極大震動。簡直是門庭若市，都來一睹「完白山人」(鄧石如自號)的尊容。當然，能得到山人的片紙隻字，那將是最為榮幸的事了。京中大書法家劉墉、紀曉嵐等，先後將鄧石如請到家中，與他歡宴論書，劉墉在看過他的字之後都稱讚道是「千數百年無此作矣。」

可當這陣風吹到翁方綱耳邊時，翁大人不痛快了。關於書法，他所聽到的，歷來都是誇他的聲音，如今怎麼突然出現一位「四體書法全國第一」的鄧石如呢？他跟誰學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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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綱在劉墉宴請鄧石如的酒席上，直接質問鄧石如：「聽說你是寫碑的，請你說說碑與帖有什麼不同？ 」面對翁方綱的蔑視，鄧石如毫不相讓，說：「不管是碑是帖，我的書法肥瘦長短皆有法，一點一畫皆與秦漢碑刻相吻合，不像你的書法，縱盪任意，無所顧忌！」翁大人一聽當場就愣住了，這樣的「頂撞」，恐怕是他有生以來從沒遇到過的。還沒來得及思考如何「回擊」，鄧石如已大步流星、揚長而去了。

你要知道，翁方綱與當時的相國劉墉、以及梁同書、王文治等，都是名極一時的書法家，不僅官大權重，功夫也深，這可是根正苗紅的「中書協」領導啊。一般後起之秀，不尊不拜，是很難得到提攜，更不用說想在京城擁有一席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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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那些敢於打破常規的人總是有些特殊，而鄧石如的成功是因為他「一介布衣」的身份，沒有束縛，有的只是對藝術的追求和沉醉。

鄧石如不愧為清中季的傑出書家。千秋帖學，至乾嘉已成強弩之末，正是在解人哀嘆書藝江河日下之際，鄧氏以獨有的天賦，頑強的探索，成功的突破開闢了篆隸書藝的新風尚，南水北引，滋潤八極，為之後的篆隸書藝起八代之衰而直逼秦漢，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故而，以為晉唐以降、書藝一代不及一代的式微說是有其片面性的。公允客觀地說，帖學自唐以下陳陳相因，是走下坡路的，而以篆隸為主幹的碑學書藝則以乾嘉為拐點，呈現出勃興的勢頭，領此風騷及獲得巨大成功的人物，若鄧石如、伊秉綬、何子貞及先前的金冬心，都是振興書壇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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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鄧氏四體皆擅，畢竟有文野、雅俗之別。他的篆書以隸筆發勢，得前所未有的縱橫捭闔之妙，一洗先前作篆描劃纖弱之弊。隸書殺鋒取勁，若鋼刀之刻石，自具精氣彌滿， 一洗明清人刻板做作之弊。篆隸以其最強項，開風氣之先，對後世影響也巨。故趙之謙有「山人書以隸為第一」之譽。誠然，筆者以為其行草，似少了些清狂之趣，而稍涉俚俗，這或許是才人多藝，不免有其精力不逮處；也許是對篆隸書過於追求雄強，而在行草上衍生出率意輕漫的心態。這也是不可苛求的。

這本隸書冊，作於嘉慶己未（1799）年。體勢值由雅馴而趨開張，筆意由溫潤而趨勁豪，氣格宏闊而無縱橫習氣。是一件由厚積走向勃發之際的別緻的佳作，多堪玩味。

鄧石如的一生沒有功名利祿，即便被後世譽為篆刻史上最重要的大家，可能夠流傳的作品卻極少，也許是他從未想過自己能帶來這樣大的影響。半生遠遊在外，他的任俠性格、豪邁氣概與天地山川浩然之氣，在遊歷中熔冶一體，凝結在他的藝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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