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藝術很美，那麼，藝術到底美在哪裡？

1876年，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辦了一場特殊的音樂盛典，之所以說他特殊，是因為這場音樂會並不是一場普通的音樂會，而是為了一個人而舉辦的，這個人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列夫托爾斯泰。

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在當時俄國的地位不可謂不高，那麼誰有資格能給這位大文豪奏樂獻禮呢？當然是另外一位著名的音樂家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為列夫托爾斯泰帶來的曲目是《D調弦樂四重奏》的第二個小樂章，也就是《如歌的行板》。

當列夫托爾斯泰在聽完整個演奏之後，深受感動，激動的流淚，並說「我已經接觸到忍受苦難的人民的靈魂深處」。

那麼，我們考察開柴可夫斯基的這部曲子，就會發現，他並不是柴可夫斯基最成熟的作品，而是他早期風格的代表作。但是托爾斯泰敏銳的藝術嗅覺讓他感受到了這首曲子背後所蘊含的不一樣的情愫。

實際上，這首曲子並不是柴可夫斯基的純粹原創，1869年，他到妹妹家的莊園度假，偶然聽到莊園中泥瓦匠哼唱一首當地的民謠，隨即他將這首民謠所啟發的靈感記錄下來，譜成曲子，這就誕生了柴可夫斯基一生最為著名的樂章。而早期風格的柴可夫斯基，他的創作往往寄寓了深刻的變革意味，這與當時沙皇俄國的國情有關係。

十九世紀的沙皇俄國在整個文化藝術界是一個非常另類的存在。當時的俄國雖然還未擺脫農奴制，依然保留著最為原始、落後的生產制度，但是沙皇俄國腐朽的統治下，卻誕生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藝術家群體。在音樂、美術、舞蹈、文學、戲劇上空前繁盛。

作為當時文學家的托爾斯泰以及音樂家柴可夫斯基，自然對社會有著深刻的觀察，對於當時社會有著強烈的批判和變革意識，他們在各自的作品中，都給予了他們對於整個俄羅斯民族遭受苦難壓迫的同情和體會，這其中也蘊含了無限的情感積澱。這也難怪托爾斯泰在第一次聽到這個曲子的時候激動的落淚了。

當一件藝術作品寄予著創作者無限的情感寄託之時，作品中濃郁的情感色彩往往可以感人至深，使得觀賞者陷入到創作者創作時候的狀態，或者說陷入到作品所營造的環境和情緒下，無法自拔。

這就是藝術作品的情感感染力。這種情感感染力可以突破地域、時間、人物的限制，抵達人心深處。

不僅僅是俄國藝術是這樣，中國的文化藝術也是如此。

如果說中國的詩歌是以聲音來打動，文學以語言所營造的氛圍、場景來打動人，繪畫以線條、構圖、色彩、意境來打動人，那麼中國書法，則是以線條所構成的黑白藝術造型來打動人。

所以，中國書法藝術是一門抽象的藝術，他和繪畫不同，繪畫雖然也有線條，但是繪畫所組成的線條可以構成具體可感的事物，但是書法的線條卻只能構成一個個文字。

而如果我們要想弄清楚書法書寫者真正的內涵用意，除了在欣賞這幅書法作品作品時候，對他的藝術造型進行分析之外，還需要對於文字內容進行考察。

而我們說，中國書法的發展、變化，是離不開文字的發展變化的。很多時候，古人的思想、情感，其實就蘊含在這些漢字中，蘊含著漢字的結構中。比方說文字的「文」，文字概念的演變、傳承，就很能說明中國文藝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漢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字學家，叫許慎，他編寫了中國歷史上鼎鼎有名的文字學巨著——

《說文解字》。對於「文」這個字的考察，許慎是這樣說的：

文、錯畫也，象交也。

什麼意思呢？許慎認為，「文」最古老的含義是指那些線條相互交錯而形成的圖案文字，因此他才說「錯畫」、「象交」。

在這裡，許慎所揭示的「文」字含義，並不是文的引申意義，而是「文」最古老、原始的含義。

當我們在其他古籍中看到類似的解釋時候，就很能佐證這一點了。例如古代儒學經典《樂記》中，就有這樣一段描述：

五色成文。

這裡面談到的「五色」，並非我們在藝術上談到的「墨分五色」，應該是傳統意義上的五種顏色。老子曾經在《道德經》中說：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細究起來，五色是青、赤、白、黑、黃，而古代也用這五種顏色代指各種各樣、五彩斑斕的顏色。所以，五種顏色交織在一起，就是「文」，後來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文身」，也就是用顏色來裝飾身體的的意思。也正是從這裡開始，「文」有了另外一重意思，即「裝飾」、「修飾」。我們常常說的「文過飾非」的「文」，也有一定的「掩蓋」、「修飾」的意思存在。

而同樣是儒家經典、上古奇書的《易經 繫辭》也談到：

物相雜，故曰文。

從上述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文」的意義演變經歷了一個內涵的拓展，從一開始線條交錯圖案符號，到注意到顏色圖案的修飾，文不僅僅成為了一個符號象徵，而且他還往修飾、美化的方向演進了。

所以，從源頭上講，中國文化和中國藝術在一開始就有非常強烈的情感色彩，從文字的演變上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一點。

文字以及文字背後蘊含的情感，和書法藝術作品之間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的。書法作品中的文字以及書法作品本身的藝術造型，根本無法割裂開來。

正如中國書法上著名的書法作品《蘭亭序》所呈現的那樣，作為一篇字字珠璣的散文，王羲之的《蘭亭序》做到了將詩文與書法的完美融合，文風清新秀麗而不失力度，與書法空靈玄妙、瀟洒自然相映成趣，因而，王羲之《蘭亭序》不僅僅是因為書法天下第一、文筆也是超一流。

所以，《蘭亭序》之妙，不僅在於他的書法，更在於他的思想意義、文學價值。

中國古代的文化藝術理論著作，也多次談到關於「情」 的作用。《文心雕龍》和《典文論文》中對於文藝作品以及文學和情感之間的關係有較多的論述。明代著名戲劇作家湯顯祖，更是提出了他著名的「至情論」。

在《牡丹亭》題詞中，湯顯祖這樣說道：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而湯顯祖一生四部作品《紫釵記》、《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都是湯顯祖一生「至情論」的藝術實踐。

如果一件藝術作品，缺乏了情。沒有情，那麼他就不能稱之為帶有人化的色彩，也就無法將其歸納入人文作品的行列了。

所以，無論古今中外，西方還是東方，對於藝術作品創作和欣賞過程中的情感關注，對於藝術美感的鑒賞和體會，對於抽象文字與具象實體的感知，是我們創作、享受藝術作品必須要感知的三個重要方面，唯有如此，一件藝術作品才能真正被我們看到、欣賞到、觸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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