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尚未失敗，「圍園之謀」傳遍京城，這是什麼情況？
作者：金滿樓
戊戌變法失敗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之後，清廷發布上諭，其中云：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
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
從某種程度上說，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宣布訓政並下令捉拿康氏兄弟，此時政變尚屬平和，但八月初九日時風雲突變，「六君子」等悉數被逮，政變開始走向流血化。
究其原因，如上諭中指出的，恐與康有為、譚嗣同等人搞的「圍園殺後」之謀有著莫大的關係。
關於這點，歷史學界雖然已經達成共識，但對於大眾普及，卻做得遠遠不夠。
對於這一驚天密謀，當時京城中即流言紛紛，與當下之遮遮掩掩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此情況，唐烜在日記中做了頗為詳細的記載。
如其在八月十七日（10月2日）日記：「……偕同司諸君至福隆堂公宴，邀李瑩如到。渠為廣東香山縣人，稔康有為及保國會事甚悉。
據云：伊等黨羽甚眾，約四百餘人，皆與康逆為死友。中外二、三品大員中，有具贄拜為門下者，倡為『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互相煽誘，終日若狂。
而林煦（即林旭）小兒與譚嗣同逆子，持之尤力。林已自剪辮髮，家居即為洋人衣冠，唯出門酬應，不得已始服袍褂、冠頂，蓋蓄志變夏亦已久矣。」
文中，關於林旭的描述當然基本是污衊，不過對於康梁中人的說法，倒也有幾分事實。
作為戊戌變法失敗的焦點事件，袁世凱與此密謀的情況也在唐烜日記中有所體現，如其八月十九日（10月4日）的日記即做了詳盡的記述：
「入署晤王蘭亭，渠談及康逆事甚詳。據云：伊等死黨，已定議召外兵，劫大內。林逆意在召董星五軍門，而譚逆則欲合袁慰廷廉訪。
時袁方來都陛見，後譚逆突於夜半叩袁寓門求見。袁延之入，匆匆寒暄畢，卒然問袁曰：君欲得侍郎否？袁大驚異。譚乃告以所謀，並雲已得旨矣。袁唯唯。
譚去次日，即請訓召見，時上令其帶新練軍三千人入京。袁退下，始信譚語非妄。當日詔袁開臬司缺，以侍郎候補。」
這裡說的「董星五軍門」即董福祥，其於上年率甘軍護衛京畿；「袁慰廷廉訪」即袁世凱，因袁官銜為直隸按察使也。
據後來史學家的考證，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實為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光緒召見袁世凱在八月初一日，唐烜所記在日期上不準確，而且也沒有「帶新練軍三千人入京」之說。
不過，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情節卻是不假。
唐烜的這則日記雖然寫在六君子被殺之後，但在上則日記中， 其明確記載說：
「先是，都下有知其逆謀者，喧傳已旬余矣。眾咸弗信。
唯夏間文侍御悌參楊深秀折內，有楊深秀到臣宅內二次，向臣亟稱康有為之賢，且有臣所不敢出口之言。隱約其詞，當即指此，故士大夫中亦間有慮及者。」
從這段記載看，楊深秀被捕遇害實因與康有為結黨介入太深所致，而且他也很可能參與了「圍園殺後」之謀。
至於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說的，楊深秀在政變後「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陳國難，請西後撤簾歸政，遂就縛」，此說並無根據。
鑒於唐烜日記繫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才被發現，而且是離戊戌政變時間最接近的第一手資料，其真實性大體無疑。
由此，唐烜日記的記載倒是提供了一個新思路，那就是：儘管其記載在日期上存在一些錯誤，但其過程卻與目前的一些說法存在著驚人的相似。
有一點務必要注意的是，唐烜並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偵探家，他記載的只是當時京城官員與士人圈中的流言。
試想，這種「圍園殺後」的密謀在當時竟可以傳布如此之廣，那慈禧太后想必有可能並有渠道獲得這一信息吧！
尤其在八月初六日的訓政之變後，恐怕有個別人為了邀功或自保而將類似捕風捉影的流言加以密告，這才導致八月初九日的流血之變吧？
如果真是這樣，只能說，康黨中人的保密工作做得也未免太差了。
（據筆者揣測，慈禧太后很可能是通過其他渠道如內務府人或者太監得知了「圍園之謀」，時間必定在捉拿康有為兄弟之後。當然，也有可能就是康廣仁被捕後招供的。）
參考資料：《唐烜日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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