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納粹集中營辛倖存後，68歲的他選擇自殺
普里莫·萊維。來源 | 豆瓣網
「義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從他位於都靈翁貝托國王大街的居所樓梯上跌落身亡，警方確認他死於自殺，時年68歲。」1987年4月11日，路透社對外發出了這樣一則消息。初始調查排除了第三方作案的可能性。不過，在萊維生命的最後時刻，並沒有任何目擊證人。萊維的死引發了一系列的猜測和討論，並至今未有一個定論。
多年以來，仍有一種聲音相信萊維在事實上沒有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們相信一個勇敢而偉大的人不會做這樣的事。其他的公眾言論則試圖在重重迷霧中，得出一個直接導致萊維自殺的可靠解釋。
奧斯維辛的重要見證者萊維
1919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的那一年，普里莫·萊維出生於義大利都靈一個開明的猶太家庭。這個家庭沒有強烈的猶太民族歸屬感，他們已然紮根在義大利這個非猶太社會。
1933年，第一部反猶法案面世，全歐洲的猶太人的命運就此被改變。不管是在生活還是在學業上，萊維也開始面臨來自不同層面的排擠和打壓——都靈大學化學學院結業時，他的畢業證書被加蓋上了「猶太種族成員」的印章，因而沒有人敢僱用他。
1943年，萊維因參與反法西斯運動被捕，後因在審問中承認自己的猶太身份被遣送至集中營。次年2月，他和其他六百多名猶太人被押送上了一輛由十二節車廂組成的列車，駛往奧斯維辛。
戰爭結束後，萊維重返故鄉都靈生活。在此後的人生中，他從事工業化學行當長達30年，同時作為一位作家，寫作了非虛構作品「奧斯維辛三部曲」，包括《這是不是個人》《休戰》和《被淹沒和被拯救的》。此外還有其他建基於其化學家身份和大屠殺倖存者經歷的小說、散文和詩歌作品。
奧斯維辛三部曲
戰爭期間，超過6800名義大利猶太人在納粹集中營死去——這一數目佔了全國猶太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萊維並不認為自己在奧斯維辛挺過11個月並最終倖存下來堪稱英勇。他哀嘆道，最優秀的人都在集中營里喪命了，最糟糕的人卻活了下來，自己的倖存也不過出於「僥倖」。
他經常強調自己從奧斯維辛生還的重要原因在於登山累積的經驗，以及曾經接受過的化學訓練。前者幫助他形成了敏捷的性格特質，後者讓他在被囚禁的後期在一間溫暖的實驗室內進行工作，從而躲過了在集中營每時每刻上演的摧殘和迫害。
而萊維與他人締結友誼的能力，也使他在一個終極個人主義的世界裡辨認出了一些「奇異而邊緣的緩刑時刻」——那些被個體的善行和施捨所垂幸的時刻。
在作品《這是不是個人》和《緩刑時刻》中，萊維都談及了自己在一次修復轟炸受損的機器的工作中遇見的義大利泥瓦匠洛倫佐。之後的6個月時間裡，洛倫佐自願冒著受罰的危險，每天給萊維帶湯，偶爾還加上一片麵包——這額外的湯為萊維和他的朋友阿爾貝托補充了每日所需的基本熱量。
年近五十的施泰因洛夫是一位曾效力於奧匈帝國軍隊、參加過一戰的退伍軍官，是他讓萊維意識到在一個暴力且墮落的環境中，繼續按時洗澡、擦鞋子、挺起腰桿走路的必要性。他告訴萊維，「正因為集中營是使人淪為畜生的一架大機器，我們不應該變成畜生……而為了活下去，就得努力維護文明的生活方式，至少得保住文明的結構和形式。」
奧斯維辛集中營犯人的照片和囚服。來源 | 視覺中國
1月26日，在上海建投書局舉辦的普里莫·萊維作品分享會上，《這是不是個人》一書在國內的出版編輯索馬利亞提到，正是施泰因洛夫的這番話奠定了萊維的求生意志，形塑了他在最黑暗的時刻也未曾放棄的信念，那就是相信自己始終保持著人性，拒絕讓許多人最終走向了精神毀滅的侮辱。
但他們之中很少有人等到了奧斯維辛解放的那一天。或者是像洛倫佐一般，最終死於倖存者的疾病——「他已經見識過這個世界了。他不喜歡。他對活著不再感興趣」。這些都成為了萊維寫作的核心主題——奧斯維辛的苦難和黑暗，以及文明與人類精神如何在極端環境中被保存下來。
納粹製造的地獄讓他獲得「敘事」的能力
萊維並非是一位天生的寫作者。因為他生命中的核心經歷——奧斯維辛，他作為一個對話者、一個故事講述者的旅程正式開始。在很多次採訪對話中，萊維都會被問起，如果沒有集中營的經歷，他是否會成為一個作者。萊維回答道，如果不知道「說什麼」，沒有「內容」，也就不會有故事。
他正是從奧斯維辛的地獄裡獲得了一種敘事的能力。萊維將自己視為一名「回歸的猶太人」（ebreo di ritorno）——從無法治癒的傷痛到回歸生活，對話語的運用成為了一種獲得再生的方式，讓那被感染的嘴唇得以變得潔凈。
《這是不是個人》是萊維第一部作品，它的寫作基於萊維在回到都靈幾個月里，向親戚、朋友甚至在出行時遇到的陌生人口述的故事。全書始於萊維1943年被捕的經歷，以1945年1月俄國人解放集中營作結尾。它以時間為線索，鋪陳出集中營中的日常生活及所經歷的主要事件。
書名的發問既指向納粹統治者，也指向萊維自己。它代表了萊維對納粹的痛恨——犯下這些罪行的人，還是人嗎？它也蘊含著萊維對大屠殺倖存者的身份的反思——經過這一事件的我，從地獄歸來的我，還是人嗎？
在後記里，萊維透露，書誕生於集中營的當下——就在現場，在那間刺骨寒冷、被戰爭和充滿警戒的眼睛包圍的德國人的實驗室里，他燃起了去講述發生的一切的衝動。或許正因如此，最後的成文也帶著一種強烈的現場感。
索馬利亞通過戰後見證文學的兩個主要路徑來對此做解釋。其中之一是在集中營中大量思考死亡的寫法——代表人物包括奧地利著名哲學家讓·埃默里等；另一種則是普里莫·萊維式的：你很難在他早期的文本中看到指向終極的思考，其中甚至少有內心的動蕩；此外，呈現集中營的經歷時，他還會注重展現「日常生活」的普通場景，從而讓集中營的生活對任何時代的讀者都顯得不再遙遠。
他寫如何在集中營中謀得、創造基本的生活所需。為了獲得支撐存活的口糧，囚犯們都慢慢學會根據不同湯勺從大桶底撈起來菜湯的能力，估計排隊時站到哪個位置最為合適，為的是盛在飯盒裡的菜湯能更濃稠些。為了防止麵包屑掉落，在吃麵包時也要把飯盒托在下巴底下。此外，一切都是可用的：鐵絲網可以系鞋子，破布可以做成鞋墊，紙張可以用來填充上衣禦寒等等。
還有無數複雜繁瑣甚至毫無意義的規定需要履行：禁止穿著上衣睡覺，或不穿內褲或戴帽子；禁止不在規定的日子裡洗淋浴；禁止不脫光上身洗臉；在沒有勺子的情況下，必須用袖子清理乾淨食盆……
奧斯維辛營囚犯的鞋子堆積如山。來源 | 視覺中國
絕大多數的時間裡，集中營的生活則為勞動所充斥。除了病號，所有人都得去布納橡膠廠幹活。他們被分為兩百個「勞動小隊」，每一隊從十五人到一百五十人不等，由一名監工頭指揮。
其中的大部分人會被指派去搞運輸，即使下雨、下雪或是刮大風，都得照常工作。其餘的人則屬於技術人員的勞動小隊，被分配到某個廠房或布納的一個車間，直接歸廠子里的師傅們領導。在所謂放假的星期天里，即使囚犯們不必前往布納工廠，也得負責集中營內部的維修工作，實際休息的日子可謂少之又少。
上述事項決定了萊維在集中營中的生活節奏。索馬利亞提到，雖然鐫刻在集中營大門上的短語「勞動使人自由」（Arbeit Machi Frei）是納粹對「勞動」一詞極為拙劣而諷刺的模仿，但是在普魯士文化與猶太人的工作精神影響下的集中營的確形成了一種「非常可怕」的氣質：哪怕知道明天自己會被送進焚屍爐，所有人還是會一絲不苟地完成今天的工作。
例如洛倫佐，儘管他痛恨德國人，但他仍會將牆砌得又筆直又牢固。「這並非出於服從，而是出於一種職業尊嚴」，萊維概括道。「生活的目標就是對死亡最好的防禦」——這一信念貫穿了萊維在集中營之後的勞作和寫作，也是理解萊維寫作的一個出發點。
書寫奧斯維辛：一種難得的冷靜與遼闊
萊維是帶著一種「好奇」的，或者說是不敢置信的雙眼來打量、寫下集中營里「日常的惡」的。
來到奧斯維辛後，萊維被迅速拋入了一個與之前擁有的秩序全然不同的世界。他覺得一切都是新的，並從中感到持續的道德新奇和震撼——集中營的看守用一種「沒有必要」的方式在囚犯身上製造痛：他們不會給你理由，甚至不會展露出任何憤怒的樣子。他會很冷淡地暴打你，在你口渴的時候不讓你喝水，就算庫房裡有上千把勺子也不會施予你一把。他會讓你感到自己是一個被降格的、任人宰割的人。
儘管落筆處皆能見得極端環境對人性的摧殘和毀滅，但萊維的筆觸無疑又是冷靜、清晰且節制的。這一寫作特質在他後期幾乎所有的作品裡延續下來，成為其極具辨識度的敘事藝術。
萊維清晰、精準的語言很大程度體現在他對人物的刻畫上。他寫狡猾、暴力且快活的拉帕波特，「對他來說，一下子放棄他覺得多餘的文明教養，簡直輕而易舉。他住在集中營里，就像老虎住在叢林里，攻擊和勒索弱者，避開強者，並根據周圍的環境，隨時準備行賄、偷盜、忍受飢餓、撒謊或討好。」
但他也同時不肯屈服。他對萊維說道：「如果我在另一個世界裡遇到希特勒，我會啐他一臉口水，我完全有資格……因為他沒有打敗過我！」
他寫自己在返鄉之旅中結識的希臘人莫多·內厄姆。萊維將他形容為「一個惡棍，一個商人，肆無忌憚的專業騙子，自私而冷酷」。內厄姆知道如何讓自己擺脫任何困境，而對他人的同情，或對自己的尊重，則不是他的長項。
但在一個夜晚，內厄姆在他們寄宿的軍營里講述著有趣的戰鬥故事的經歷卻讓萊維感到久違的快樂，在內厄姆營造的氛圍和聽眾們的共鳴之中，萊維分享著「一種溫暖，一個預期之外的人性，獨特卻真真切切，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
在諸如此類的用詞選擇和細節描繪上，你可以看到萊維對存在於人身上的矛盾與張力的認知——尤其是身處一個充滿痛苦、責罰、恐懼的環境中，人的複雜面向被更多地激發出來。英國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對此這樣評價：「讓萊維的文字有別於其他大屠殺見證文字的，正是他對刻畫人物的迷戀、他在認知他人的過程中體驗到的愉悅，以及他這種關注所具有的人性的遼闊。」
關於被很多人質疑甚至批評的「冷靜的語氣」，也是在《這是不是個人》的後記中，萊維曾對此作出過說明。他認為這樣一種語言才能幫助一個關乎正義的見證者完成自己的任務，「恰恰因為我不是法西斯分子，也不是納粹，我拒絕向仇恨的誘惑臣服。我相信理性和協商是更高等的進步工具，因此我甚至會壓抑自身的仇恨：我更想要正義。正因為這個原因，在描述集中營的悲慘世界時，我故意使用一種平靜的、清醒的語言來進行見證……我相信，這樣我的記錄會更加可信，更加有用。」
書評人云也退在分享會上談及，萊維在敘事上的冷靜也源於他對個人經歷非常冷靜和平淡的認識。他是始終帶著這樣一種內在的自覺進行寫作的，「他不能拔高他個人的經歷，他只能把它寫成一個人的遭遇——可以說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的遭遇。同時，他又真切地感到，他對那些死去的人負有一種嚴肅的義務，這個義務並不是每一個倖存者都可以輕易去承擔的。」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過道。來源 | 視覺中國
從第一部作品開始，「奧斯維辛至為重要的見證者」就成為了萊維最為外界所知的一重身份。然而事實上，他對自己作為一個見證者的「正當性」都抱有懷疑。
萊維甚至將見證視為一個「被詛咒」的詞。彼時，整個歐洲正處於一段艱難的哀悼、重建的時光，公眾並不願意在記憶里重回剛剛結束的戰爭歲月。在這樣的氛圍里，仍在試圖讓人們去重新關注這一事件的萊維，被視為一個「從地獄回來的人」，一個不合時宜的怪物。
這一點可從《這是不是個人》最初收穫的回應里見得：書的手稿先是被幾家重要的出版社拒絕了，1947年，一家很小的出版社出版了它，但只印了2500本，而後的公眾反響也寥寥。一直等到1958年，這本書才迎來嶄新的命運。
萊維也不認為自己的「證詞」能夠為集中營的歷史代言。在散文集《被淹沒和被拯救的》的序言部分，萊維坦言：「集中營的歷史幾乎完全是由那些——就像我一樣——從未徹底探究過集中營最低層生活的人們書寫的。而那些體驗過最低層生活的人，很少能夠生還，即使倖存下來，他們的觀察能力也會在苦難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盡。」
他對那些沒能再回來向人們報告的遇難者們是心懷愧疚的，且這份愧疚之情始終貫穿於他的寫作生涯當中，「因為愧疚，他必須得經常去為那些死者說話；但是同樣因為這份愧疚，他經常下意識地避開那些最嚴重的事情。他寫輕鬆的事情，寫一些非常細碎的生活場景。正是在這種迴避和閃爍當中，我們看到了萊維對他自己的經歷、對他自己的寫作的忠實」，雲也退在分享會上說道。
「地獄也是我們身上非常真實的一面」
萊維無疑有著過人的頑強。在第一部作品開始為公眾所接受後，他開始越寫越多，越寫越密集，且大部分都是在工廠工作之餘甚至通勤路上完成的。繼60年代早期他的作品被選入義大利的課本之後，他也越來越多地投身到公共演講和公共對話中去。
萊維曾說：「任何人都不應該從這裡（集中營）出去，因為他會帶著刻在肉體上的印記，把這裡的醜聞傳遞給世界，告訴人們，在奧斯維辛，人得有多大的勇氣才足以把他人糟蹋成這樣。」他回不去了，但是他又回來了。高強度的寫作和對話對一位親歷集中營的倖存者個人的消耗，可能遠超我們的想像。
人生中的最後一個夏天，萊維的抑鬱症開始逐漸惡化。在離世前的兩個月，萊維給住在波士頓的譯者露絲·費爾德曼寫了一封信：「我當前正經歷著奧斯維辛之後最糟糕的一段時光：從某種角度說，現在的日子甚至比奧斯維辛的生活還要痛苦，因為我已不再年輕。我已無法一如往昔地迅速適應生活。」「抑鬱症和奧斯維辛一樣，對萊維而言都是一個殘酷的迫害。」索馬利亞說道。
儘管很難在奧斯維辛的經歷和萊維每況愈下的抑鬱症之間建立起因果關係——母親的病、前列腺手術、家庭瑣事的纏身、對衰老的厭倦和恐懼……錯綜複雜的種種原因都加重了他的抑鬱病情——但這段遭遇無疑影響著萊維對於生活和生命的體認。
雲也退認為，在萊維生命後期愈發顯現的虛無感早在那時就埋下了種子，「我經常覺得他在集中營實驗室里幹活，手裡操持著這些沒有生命的元素，再往窗外看去，看到那些爐子里升起煙霧的時候，這幅場景應該會對他產生複雜的衝擊。因為他以化學、以科學為他的志業，為安身立命的處所，他是相信物質的。當人真的通過一個化學過程變成一個黑煙之後，他會想我在幹什麼，我做的事情是不是註定了要讓我去接受這樣的一個反差」。
索馬利亞也在《元素周期表》的最後一章「碳」和《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一書中讀出了類似的生命觀：「在《元素周期表》里，萊維寫了一個碳原子在世間的流轉，其實是想告訴我們說世界就是一個碳原子，最後每個人也都會回歸到那個碳原子。這種生命觀跟他在《被淹沒和被拯救的》裡面流露出來的一樣。在寫《被淹沒和被拯救的》的時候，萊維對人已經沒有那麼高的預期了，他開始意識到，地獄也是我們身上非常真實的一面。」
奧斯維辛火葬場的火爐。來源 | 視覺中國
隨著寫作和對話的深入，萊維的作品也逐漸顯露出一種道德和倫理的轉向。《被淹沒和被拯救的》是萊維的最後一部作品。在其中，他重新探詢了大屠殺向人類整體拋出的諸多道德和歷史問題：關於倖存者的羞愧，納粹「無用的」暴力，受害者和壓迫者之間那充滿道德模糊性的「灰色地帶」等等。
集中營是一個充滿了曖昧和矛盾的灰色世界。萊維需要面對的現實是，他在文明世界接受的道德準則——善與惡、正與邪、加害與受害間的絕然區分消失了，他看到了，並不斷讓我們看到它們在人身上的共存。
新來的囚犯能夠在幾個小時內發現，侵犯不止來自納粹軍官，也來自其他囚犯。極權體制會在短時間內同化從文明世界過來的人們，侵蝕和扭曲他們的靈魂，「尤其當他們是空虛的，可以利用的，並缺乏政治或道德盔甲的時候」。
這種侵犯在「特權囚犯」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他們是集中營里的少數，卻代表著倖存者中的大多數。他們試圖用憤怒和暴力馴服新來者，而一旦有所反抗，其他囚犯便會蜂擁而至，一同暴怒而巧妙地毆打位處低位的囚犯，直到他馴服或死亡。集中營的秩序便是如此被鞏固和延續下來的。
索馬利亞認為，從集中營出來後，萊維就一直試圖對「善和惡的根據是從哪裡建立的」這一問題作出回答，無論是在科學還是在寫作上。這生命最後一段時期的思考里，他對善惡的分解開始變得更加清晰和嚴厲了。
萊維覺得自己是有罪的。第一，他覺得是人類創造了集中營；第二，他認為不存在一個所謂的「集體罪行」，每個人都要為這個罪行負全部的責任。你一旦相信納粹說的任何理論當中的一句話，你就是在犯一個最嚴重的罪行。
他也相信奧斯維辛並非一樁孤立的歷史事件，它給人類帶來的警示是具有普適性的。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國人，為西方文明孕育和浸染的德國人，選擇遵循希特勒的指示，上演了一場組織化的、公開的、以現代技術手段和生產流程實現的滅絕性大屠殺，這使其有別於其他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人道災難。正如一些神學家和哲學家所堅稱的那樣，奧斯維辛的「惡」不僅僅是善的缺席，還關於邪惡的發明。
它之所以至關重要，正是因為它發生得出人意料。因此，它可能發生，可能發生在任何角落。
80年代，在自身作品迎來的出版熱潮里，萊維也關注到在德國和法國正在興起的邪惡的否定主義屠殺論和「修正主義論者」。與此同時，他對同年輕人對話也逐漸感到幻滅。他們不但不了解奧斯維辛，也不知道為什麼要了解它，因為在他們眼裡，「二戰」期間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極權罪行早已成為過去，是再也不會發生的事情了」。
萊維曾在《這是不是個人》中回憶起自己在集中營中參與化學隊的考試時，遇到的面試官潘維茨博士。他打量萊維的眼神令萊維難以忘卻，因為它代表著集中營對個體徹底的同化，「那種目光並非是人與人之間的目光，倒像是人隔著魚缸的玻璃壁看魚時的目光，是兩個不同世界的生物之間的目光，而要是我能夠解釋那種目光的本質所在，我也就能解釋德意志第三帝國瘋狂的實質了」。
撰文 | 王倩蔚 編輯 | 柯黎
運營 | 陳樺 校對 | 阿犁 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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