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創作的那一首首歌，讓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不知疲倦的「永動機」

60多年來，呂遠創作了千餘首歌曲，約百部歌劇、舞劇和影視片音樂，發表過多部長詩和散文。

採訪呂遠之初，一個問題始終令我好奇，這樣一位年近九旬、見證並參與了半個多世紀中國音樂發展的老人，佳作無數，他究竟有著怎樣傳奇的人生經歷？直至走進呂遠的書房，充斥整個房間的高大書架和雜亂擺放的音樂書籍與資料，彷彿一株古樹的年輪，令人仰望。主人呂遠卻平靜地用一句「我沒有太多故事」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呂遠

有人說：呂遠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動機」，堅持在歌壇繼續耕耘著……

呂遠將近70年的音樂創作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1963年以前，大都創作反映工農生活的作品，1987年之前大都創作反映部隊生活的作品，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則為國際和平和公益事業創作了很多作品。從新中國成立起，歷經上世紀50、60、70、80、90年代一直到今天，每個年代都有他創作的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優秀歌曲問世。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在回首往昔與展望未來之間，這位頭髮已花白的長者毅然地選擇了後者。「人的一生就這麼多時間，我不願意閑著，總喜歡做點事情。」於是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歌劇《秦始皇與萬里長城》的排練現場，呂遠跑前跑後的身影；依然可以看到為了「長城之春」中外友好作品音樂會，他為外國藝術家譜寫新作的情景；依然可以看到在北京普通社區口琴樂隊里，呂遠受聘為音樂顧問、親臨指導的畫面……作曲家唐訶曾這樣評價呂遠：「我認識他幾十年了，從來沒見他安靜地休息過，總是忙忙碌碌地跑來跑去。」歌唱家郭蘭英則說：「他好像屁股底下冒火，到哪兒都呆不住，只有夜深人靜時才能潛心創作。」從沒有踏進「商業圈」一步的呂遠，卻收穫了最富有的人生寶藏。用他的話說：「我的創作不是為了賣錢，而是以社會效益為目的，讓人們得到鼓舞慰藉，我很知足。」

克拉瑪依的 「榮譽市民」

西方人一度認為中國是貧油國家，然而，李四光堅信中國有石油！果然，中國在「克拉瑪依」找到了油田。消息公布後，舉世震驚。呂遠說，那時我們只聽說油田在「克拉瑪依」，具體位置不知道。於是他憑著一腔熱情和藝術衝動開始創作《克拉瑪依之歌》。後來，呂遠戴著「中右份子」的帽子下放到蘭州煉油廠「勞動鍛煉」，他知道了很多關於克拉瑪依的情況，繼續完成《克拉瑪依之歌》的創作。長詩寫好後，他先寄給了吉林的《處女地》（後改名為《東北文學》）。3個月後，呂遠因工作原因調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他把配樂後的《克拉瑪依之歌》交給了呂文科，呂文科一邊試唱，呂遠一邊修改，完成了這首歌的全部創作。1958年，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首次播放後迅速紅遍了祖國的大地，人們因此而認識了呂遠。也因為這首歌的魅力，吸引了許多開拓者來到了新疆。

1985年春，呂遠第一次踏上克拉瑪依的土地，這一年，恰逢克拉瑪依油田勘探開發30周年。面對天山腳下崛起的新城，他驚嘆不已：一切是那麼的新鮮、一切都令他著迷流連。於是，他再一次與呂文科合作，滿懷激情又創作出了一首《克拉瑪依新歌》。

呂遠在克拉瑪依油田井架旁（攝於1994年）

這一年，呂遠得到了油城人民的最高獎賞———成為克拉瑪依市第一位「榮譽市民」。2008年9月，克拉瑪依市成立50周年，呂遠飽含著一片深情厚誼，將自己珍藏的《克拉瑪依之歌》手稿，鄭重地交到了克拉瑪依市市長徐衛喜手中。徐市長雙手捧著這發黃的手稿，向呂遠深情地鞠了一躬。呂遠激動地說：這手稿，應當屬於這裡的石油人。是克拉瑪依人民為國爭光的豪邁氣概給了我創作的靈感……

「二呂」珠聯璧合

1954年，一個偶然的一天，呂遠和呂文科在長春第一汽車廠工地上相遇相識。那時呂遠剛調到中央建政文工團工作，而呂文科也正在此團。一個時任創作員，一個是獨唱演員。或許，冥冥中早就安排了此時讓「二呂」相遇，昭示著「二呂」一寫一唱，唱遍神州。或許，這就是奇妙的音樂之緣。

他倆的首度合作是《馬車夫之歌》。為了唱好呂遠的歌，呂文科找呂遠學習東北民間音樂，一句又一句地學唱二人轉，終於找到了感覺。呂文科終於用歌聲塑造出汽車廠工地上拉沙工人的音樂形象，真實生動。此後，呂文科又用歌聲將呂遠的《哪兒來了這麼個老貨郎》演繹得活潑有趣、親切自然。一經傳唱，深受農民兄弟喜愛，好評如潮。幾首歌合作下來，呂遠和呂文科友誼日深，竟成為「默契兄弟」。兩人那時都還年輕，志趣相投，一個不停地寫，一個不停地唱。《祁連山的回聲》《在葉門的晚霞中》《再見吧，第八個故鄉（湛江）》等，就是那個時期他們合作與友誼的見證。

1963年，他們二人雙雙調到海軍工作。在部隊，呂遠又寫出了《水兵最愛什麼花》。而呂文科又總能用歌聲詮釋出呂遠心中所想、情之所及。這首歌受到總政治部的表彰。

此後，兩人在軍中又合作了《水兵的光榮》《西沙，可愛的家鄉》《木棉花開火樣紅》《飛翔吧海燕》《毛主席來到軍艦上》等膾炙人口的歌曲。

呂遠（左）與歌唱家呂文科在錄音

每當回憶起和呂文科合作的最後日子，呂老的表情悲戚而低沉：「1997年秋天，我赴日本東京進行文化交流活動。記得那天是11月20日，我從東京往辦公室打電話。聽到了戴濱給我的電話錄音：我剛剛聽到呂文科老師的消息，呂遠老師，請你不要難過……我一下子懵了，隱約感到了『死』字。我立刻打電話找到戴濱。戴濱告訴我，文科老師已於11月16日19時21分去世了。」猶如晴天霹靂，為何頃刻之間人去樓空？呂遠悲涼地呼喊著：如果二者必走其一，那本該是我，而不是他呀。

「文科去世的當年5月，我還請他去八達嶺演唱《八達嶺上望八方》。他都67歲了，用真聲迎風高歌，感動了許多外國友人和觀眾。此後不久，我又請他唱《長江組歌》中的《舊時長江船家謠》，由於我的疏忽，次日又讓他重新補錄。沒想到，這竟成為他的最後一首歌，也是和我合作的最後一首歌。」呂遠動情地說，「文科年輕時家裡很窮，但他勤奮自學聲樂，自強不息，創出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他為人質樸、謙恭，善良正直，藝德高尚。我們好得無話不談。他是個穩重的人，而我比較直，所以經常挨整。『文革』中，他常常保護我，有時半夜裡偷偷跑到我家暢談一番。在克拉瑪依40周年市慶時，原本我和文科作為『榮譽市民』要同去慶賀，我們原定還要帶上一首新歌，可後來我只能悲傷地孤身前往了……」

民族音樂的美學觀

呂遠出生於丹東。在呂遠的童年記憶里，當時縣裡很多店的牌匾都是父親的墨跡，他對文學的濃厚興趣和對歷史的認識也都來自父親。讀小學期間，父親為兄弟三人請了家教，專門教古文學和新文學。呂遠後來創作的歌曲之所以能夠把詞曲結合得那麼貼切，正是得益於他既譜曲又寫詞的功力。

中學時，呂遠在礦山學校學習採礦冶金，一學就是三年。值得慶幸的是，學校里除了礦物、地質、測量等主課之外，也有一個樂隊，呂遠最初在樂隊彈曼陀鈴，後來又拉小提琴。救亡歌曲、膠東民歌和地方戲曲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4年，他開始在報紙上發表詩歌散文，1945年開始寫曲子，還寫了校歌。至今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為宋徽宗的《冬日五國城》譜過曲子，以發泄對日本帝國主義之恨。1945年抗戰勝利，1946年他加入了學校的宣傳隊，自此開始了經常性的文學和音樂創作。

呂遠與「鋼鐵戰士」麥賢德在一起

呂遠並非一開始就走上民族音樂之路，他回憶說：「我最早學的是西洋音樂，拉的是小提琴。當時對西方文化是盲目崇拜。參加工作以後，在深入群眾的實踐中，我學習了民間音樂，思想有了很大轉變，最終形成了民族音樂的美學觀。從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我們每年都要去採風，到人民群眾中學習民族傳統音樂，學到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它的博大，就越覺得自己知道的太少。我覺得，離開了民族傳統，我們就一無所成。」

1950年，在上級領導關懷下，呂遠去東北大學深造，學習音樂理論。這時他對民族音樂理論知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南腔北調、東柳西梆，呂遠對民族音樂的學習幾乎深入到了中國的各個角落。那時候還沒有錄音機，很多東西是老師口傳心授，呂遠只能靠筆記、靠腦子背來繼承這些民族遺產。

呂遠音樂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作品的題材異常寬廣，形式和風格也是多種多樣。從地域來講，有西起帕米爾高原的《克拉瑪依之歌》，北到大興安嶺的《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南至西沙群島的《西沙，我可愛的家鄉》；從人物來講，有上至偉人毛澤東的《毛主席來到軍艦上》，下至普通士兵和勞動者的《水兵王鐵柱》《馬車夫之歌》等；從自然環境來講，他把石頭變成為《一個美麗的傳說》，他既譜寫了一曲《牡丹之歌》，又吟頌沒有綠葉扶持但同樣燦爛的木棉花———《木棉花開火樣紅》。人們不禁驚嘆和讚譽，一個作曲家有如此眾多的精品佳作，在作曲界是為數不多的。

1959年，呂遠心中沸騰著謳歌社會主義建設的激情，創作出了《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這首由他獨自作曲寫詞的歌曲，是一首表現民族團結建設祖國的優秀作品，從此，呂遠就以既作曲又寫詞的藝術創作特色挺立於歌曲創作的康庄大道上。

他說：「有人誇我的作品唱出了許多歌唱家，比如《八月十五月兒明》唱出了郭蘭英、《克拉瑪依之歌》唱響了呂文科、《牡丹之歌》火了蔣大為、《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紅了於淑珍等等，但我不這麼認為。說白了，不是作品有多麼好，而是特定的社會環境需要這樣的作品，就是你不去寫，別人也可能會寫。要說好，就是那些歌唱家恰到好處地演繹了這些作品，他們被廣大群眾所肯定，從而也就肯定了我們作曲家。所以我們應當感謝歌唱家的出色勞動。」

讓更多的人了解中華民族

呂遠的一生經歷坎坷和波折，卻始終沒有丟失對於音樂的熱愛，在呂遠的生活中，音樂就像吃飯、穿衣一樣，成為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改革開放後，中國樂壇面臨一個全新時代，《泉水叮咚響》《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牡丹之歌》《我們的明天比蜜甜》《願作蝴蝶比翼飛》……在那個卡式磁帶流行的年代，呂遠的作品幾乎響徹大街小巷，那一段段動人的旋律至今仍在億萬人心中、口中傳唱。

呂遠在新聞發布會上

面對成績，呂遠選擇了淡然，他似乎總能輕易地抽身出來，用一種客觀的眼光去評價自己的每一部作品。「我要糾正一個觀點，不是因為我的作品好，歌唱家才紅，而是時代的需要，要通過歌唱家表現出來。如果不是歌唱家的成功演繹，作品仍是一張白紙，歌唱家被肯定，我才被肯定。」提起最具代表性的《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呂遠回憶，那是在一次審查節目時，他聽到了於淑珍唱歌，覺得這個姑娘的嗓音很有特點，於是就打算將來一定要給這個姑娘寫一首歌，不料這句話被於淑珍記住了，最終兩人有了那次成功的合作，而於淑珍也因《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被全國觀眾廣泛接受。

有位作家回憶：曾讀過呂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紀念全國勞動模範時傳祥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話說，與時傳祥接觸，第一印象就是他永遠帶著一種想為你做點什麼的表情，跟時傳祥打招呼，他的第一句話一般也是「我能為你做點什麼嗎」。那位作家由此讚歎道：呂遠不僅是位好作曲家，而且還是一位好散文家。因為他將想為你做點什麼化為一種表情，很生動，很傳神。是的，呂遠創造了一種極具感召力的句式，描寫出了人的一種表情活動的特點，很好地表達了人的善良天性和人與人之間友善的美好品德。

呂遠本身就是一首歌，一首悠遠而動聽的歌，一首沐浴在和煦春風裡不老的歌……

（本文編輯：許雲倩。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題圖為《聽眾喜愛的廣播歌曲》封面，許雲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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