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壇伯樂——丹青巨擘徐悲鴻

畫壇伯樂——丹青巨擘徐悲鴻

1931年溽暑，江西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的官邸來了一位儒雅的文人，名片遞上，熊式輝趕忙迎了上來，拱手道：「悲鴻先生乃當今大家，能光臨鄙寓，實乃榮幸之至！」

徐悲鴻彼時已名聲赫赫，是中央大學藝術系掌門人，寫生途經南昌，早已有報媒刊登行蹤。主動求見國民黨高官，對於「人不可有傲氣，但不能無傲骨」的徐悲鴻來說，顯然不是他的做派。

肯讓他放棄一回原則的，是素不相識的傅抱石。傅抱石當時在小學代課，聞聽消息，懷揣書稿、印譜與畫作，拜望了徐悲鴻。徐、傅二氏初見，相見恨晚，徐悲鴻十分欣賞這個青衫一襲、潦倒落魄的底層年青人：「你應該去留學，去深造，你的前途不可限量。至於經費，我來給你想辦法。」遂為他出國說項，並為熊氏送上「奔馬」。傅抱石因此去了日本深造。

一次偶然機會，徐悲鴻被一幅水墨人物畫打動，馬上去弄清作者是誰，彼時25歲的黃胄還是西北部隊的一名宣傳員。當即徐悲鴻讓人寫信，叫黃胄再寄幾幅作品來。看了畫，徐悲鴻寫信給文化部領導，建議將黃胄調到北京，創造更好的創作環境。他在不幸中風後，還請愛人廖靜文代筆，給文化部領導寫信，二薦黃胄。

被徐悲鴻發掘於微時的，不止傅抱石和黃胄，還有蔣兆和、吳作人、宗其香、劉勃舒、孫多慈、劉藝斯、呂霞光、呂斯百、李可染等。這些人成為中國美術界的中堅，其中不乏我國近現代很多大師，他們各呈面貌，甚而開宗立派，都是在徐悲鴻的引薦下不斷為人所知。徐悲鴻自己從窮困潦倒的絕境走出來，得到留學的機會，主要仰仗前輩的賞識。等他的名氣為天下知時，徐悲鴻待晚輩或地位差距懸殊的同行特別慷慨，盡自己最大力量成全。徐悲鴻有識人之才，有識人之慧眼，更有識人的雅量、成全人的熱情和能力。

徐悲鴻的傳世畫作中有一幅《九方皋》，取材於《列子》所載的九方皋相馬的故事。畫面中，九方皋站在馬群中，氣宇軒昂，睿智篤定，有一種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氣度。在後人看來，徐悲鴻不就是九方皋的化身嗎？有人評價說：無論是此前還是此後，再也找不出一個中國畫家像徐悲鴻一樣如此熱心於當伯樂，他培養提攜過的人數之多，在中國美術史上罕有其匹。說徐悲鴻是中國美術史上最好的伯樂，決不是誇張，而是名副其實。

除了提攜晚輩，他還起用、禮聘了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古元等最開始處在教學體制外的藝術家，充實到師資隊伍，讓在野的民間畫家步入了學府的殿堂；他作為美術活動家，幫齊白石出版畫冊、向歐洲推薦齊白石。這位畫壇「最好的伯樂」，對中國美術的影響是巨大的，乃至今天，仍有餘脈。重提徐悲鴻及其伯樂精神，在當今高等學府還要提倡回歸常識、回歸本分、回歸初心和回歸夢想的語境下，是高校極好的參照系。

徐悲鴻對中國美術的另一大貢獻是，他主張用西方寫實主義來改造中國畫，改良了中國的「八股山水」。當時的畫壇，死氣沉沉，以模仿古人為能事，保守勢力相當頑固。他給予猛烈的抨擊，深感「中國畫學之頹敗，至今日已極矣」，提倡對民族藝術加以取捨、改良，形成了自己的藝術改良理論：「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他對西方藝術的態度是先分辨我們需要學什麼，哪些是精華，不照搬不臨摹，而是有重點地取捨，既要致廣大，又要盡精微。

比如他畫的馬，完全是水墨，大塊地使用墨色寫意，這在以前是沒有的。他很注重體積感、透視感的表達，這是西方的大藝術家最擅長的，徐悲鴻很巧妙地用到中國繪畫中。這種透視給人特彆強烈的視覺衝擊，他常畫的奔馬、雄獅、晨雞等，給人以生機和力量。徐悲鴻的素描和油畫滲入了中國畫的筆墨韻味，創造了新穎而獨特的風格。作為中國美術院校最早的海歸教授，徐悲鴻憑著一種成熟理性的專業敏感，在極其艱難的時代，為中國畫蹚出了一條新路。乃至今日，他擔任首任院長的中央美術學院把「盡精微、致廣大」作為校訓，大概就是向這位丹青巨擘和這種藝術創新精神表達敬意和繼承吧。（趙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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