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從《中庸》里，讀出了哪些被人忽視的大智慧？

一真我，不壓抑

中國古代推崇「以德治國」，其實質是「禮治」。

先秦儒學的禮教，本來是尊重人的自由與天性的。不獨孔子本人經常與學生在陽春三月一起踏春、游泳，無拘無束，甚至想到帶學生去海上玩漂流。孔子之孫子思編寫《中庸》之時，仍將尊重人的天性與自由心性放到第一位：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意思很明確，遵從人的天性與自由來生產知識、規範文化，是一切知識與文化的根源。

左宗棠是一個真正本色的「率性」之人。一方面因為天性，左宗棠從小生得「燕頷虎頸」，屬於智勇之人；另一方面也因為後天學習，左宗棠自小喜好孟子，內心蓄養「浩然之氣」，培植出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先秦儒學經漢武帝「獨尊儒術」，到宋朝時已經異化為理學。理學的核心價值觀，是「存天理，滅人慾」。理學強制個人與自我私慾作鬥爭，雖然人的私慾一定程度被壓制住了，但人心的生機同樣也被壓抑了。人為營造出一個虛假的「低慾望社會」，人心口不一的情況驟增。清朝沿襲宋明理學，讀書人「偽性」蔓延，敢於「率性」以真面應世的人，日見寥落。

當越來越多的人喊著連自己都不相信的口號，喊得那麼自然，彷彿跟真的一樣，擊鼓傳花式的庸官便充斥了晚清時代官場。「率性」的左宗棠一反時代的慵懶暮氣，他以民間鄉賢身份步入仕途，便是用自己在草野民間生長蓄養的清氣、正氣，為幾乎完全癱瘓的大清帝國強骨換血。

陝甘總督時期的左宗棠

在培植家族元氣、教育子孫後代方面，左宗棠得益於《中庸》的：「和」：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庸》的核心價值觀之一，是「中和」。

成年後的左宗棠，是一個個性剛直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內心蓄養了盛氣之人。如果不是修養到位，軍事統帥的職業，容易將工作作風帶進家庭、家族。

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英勇殺敵的左宗棠以「中和」齊家。他自製一張七弦琴，手把手教四個女兒從小學琴；他教育子侄輩，家庭以「和順」為尚，夫婦以「同心」為貴；他喚醒四個兒子的「親親之愛」，主張「兄弟天親，原本無隔」。

古話說，家和萬事興。家族內部惠風和暢，人丁自然興旺。左宗棠八個子女，直系後人今天近五百人，是曾國藩後人的四倍左右。

二真實，不虛偽

《中庸》之要，在一「誠」字。

為學、做人，為什麼要「誠」？《中庸》這樣闡述：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誠」的含義，接近於今人談的實事求是。

同時代的理學大家曾國藩推崇「誠」。他留下一句名言：「惟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惟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他說的「誠」，站在理學的角度，兼具《大學》的「誠意」與當代人說的實事求是含義。

左宗棠則站在道家莊子的角度，將「誠」表達為「真實」。

什麼是「真實」？「真」就是保有人的天性與自由心性；「實」就是為人不虛妄，辦事尚實幹。

但左宗棠的「真實」，始終恪守儒家禮制，率性而不任性。因為孔夫子說過：「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左宗棠統帥部下最多時達10餘萬人，手下謀士如雲，猛將如雨，從楚軍到西征軍到恪靖定邊軍，之所以能無敵於天下，得益於左宗棠在部下面前真實、坦誠，用人以廉潔、能幹，凝聚人以公、明、信。

左宗棠一生事功彰著，一定程度上還得益於他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比較中西文化的異同，得出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思想：「論理亦論勢」。尊重契約精神，以合同文本說話，在道理上首先站住，以軍事勢力作後盾，給對方留有餘地，有理有節地讓談判國接受中國的條件。

比照之下，曾國藩晚年之所以卷身「天津教案」，弄得自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根本原因，他信奉純粹的「誠」字外交。他的邏輯是，外國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我拋出自己一片心，外國也會拋出自己一片心，坦誠相待。他沒有想到，西方國家著眼於利，看重的是契約，迷信的是武力，不看重「誠心」。

山羊在灰狼面前拋出自己一片誠心，結局不外是將自己拋上餐桌。

外交「真實」需要輔以智慧，缺乏智慧的「真實」，只是單純。

三智慧，實幹家

古人判斷一個人的潛力、作為，看重根器，也就是天資。

左宗棠的根器偏重於智性。他自己早年就意識到了，所以以中國「智聖」諸葛亮自比。

智性的人，在個人修身與出山辦事時應該具備的個人素質、辦事方法，《中庸》一書也有詳細描述，概括為五個方面：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對照去看，左宗棠「寬裕溫柔」的容人之量，在1860年搭建楚軍班子時便運用出來了，劉典性格偏激，楊昌浚性格和順，兩種完全相反的性格，左宗棠同時將他們納於帳下。

「發強剛毅」的果斷風格與擔當精神，左宗棠在實踐中以成就感激勵將士，以法家的霹靂手段嚴肅軍紀，打造出了晚清第一常勝軍團隊，他本人也成為大清帝國最後的鷹派。

「齊莊中正」的處世原則與敬業精神，左宗棠運用進為官之中，為了堅持自我原則，實現理想，他不惜與跟自己在國事、兵略上存在較大分歧的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先後分道揚鑣，而不願充當好好先生，和光同塵，哪怕遭遇他人非議，也不放棄原則與理想。

「文理密察」則貫穿了左宗棠軍事全過程。從出山之初，他跟諸葛亮一樣事必躬親，士兵罰20軍棍以上，他一定親自主罰；每打一仗，左宗棠必事先周密計算，將全部可能性像列數學公式一樣全部推算出來；他凡事注重條理，大事不糊塗，小事也精明。他憑藉自己過人的精力與「惕勵」的智慧，創下了千年一見的事功，成為湖南自古及今的第一能人。

《中庸》一書，是經過兩千多年時間檢驗的適合中國人修身、處世的價值觀與方法論。左宗棠的過人之處，在於他針對自身的特點，吸取其中的精華。

今天去看，《中庸》的價值觀是建立在中國人的人心特點基礎之上的，所以歷百代而不過時；但《中庸》的方法論更多只是人自心把握的一把尺度，作用是用以規範自我的內心、言行標準，而不是用來應付社會的說辭，否則淪為「要別人中庸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今人只要把握中庸原則自修，仍能從中獲得事業、家庭成功的智慧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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