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上的「森有禮任用事件」，天皇使出看似荒誕卻很重要的武器

文｜ 蕭西之水

志士時代的伊藤博文

1882年5月開始，伊藤博文一行9人抵達歐洲請教憲法學，以為日本立憲打下基礎。8月初，伊藤博文轉道前往維也納，拜訪維也納大學法學教授洛倫茨·馮·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雙方結下深厚友誼。

施泰因主張「國家人格說」，即認為國家也擁有人的自我意識（Ich）、意志（Wille）、行為（Tat），其中自我意識的代表為君主（天皇）、意志的代表為立法機關（議會）、行為的代表是各大行政機關（政府），三者之間應形成權力制衡。在施泰因看來，建立憲法最難的事情並不是寫出幾條經典的條文，而是如何將國家「意志」化為國家「行為」，同時國家「自我意識」不能束縛之，反而要助推之。

經過這番培訓，伊藤博文立刻給國內寫信：「歐洲現今之形勢乃漸次削減君權，政府好似國會之臣僕」，一方面說明「君權」不能濫用，另一方面暗示君主應與政府合作，以防未來成立的國會過度干涉君主與政府雙方，動搖國家統治的根本。1883年9月回到日本後，伊藤博文便制訂日本起草憲法的兩大基礎理念：一是國家以「萬世一系之天皇」職位作為最高統治機關，作為國家元首代表日本的「自我意識」；二是「明君臣之分義」，即天皇與國務大臣之間的分工要明晰且互不干涉，擔任「天皇」職位的人不應實際干預政府事務。

洛倫茲·馮·施泰因，德國學者，日本明治憲法重要的精神導師

從1884年3月開始，伊藤博文擔任宮內卿，著手將天皇作為國家元首的一面與作為普通人的一面予以分離，前者由新調入的官僚負責管理，後者由舊公卿貴族負責。宮內省預算方面，伊藤博文也區分出「宮內省費用」與「皇室費用」兩大部分經費，前者用於完成天皇的國家任務，如設宴招待外國使臣，出席各種政治經濟場合等，後者則用於天皇與皇族的個人消費，如翻修宅邸，收藏寶物等。宮內省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機構得以強化，此消彼長，天皇與「宮中」集團的政治能量就被大大虛弱。

但天皇並非被動挨打，事實上就在伊藤博文開展改革的1884年，就出現日本史上濃墨重彩的「森有禮任用事件」。

《廣島大本營軍務親裁》，1928 年，南薰造，壁畫

森有禮早年間在美國留學，受到當地基督教會的大力幫助，成為倡導宣揚基督教文化的著名人物，伊藤博文有意提拔他主管教育機構文部省。這雖然契合日本與國際接軌的思路，但「宮中」集團卻認為明治國家必須以國家神道為核心，文部省這種主管國家文化與教育的機構當然不能讓一個「基督迷」為首腦。

為了表示態度，從1884年5月開始，明治天皇突然以身體欠佳為由回居內宮，任何政務都不理，隨即元田永孚也稱病不出。按照日本古代的行為規範，只要天皇宣布不出門，那麼無論是誰都無權主動進宮，於是「閉門不出」就成為天皇與「宮中」集團的重要武器：只要對政府提案不滿意，那麼「閉門不出」就有可能延遲政策決定，甚至逼迫當事人改變思路。

伊藤博文不得不做出巨大妥協。明治政府首先頒布《華族令》，吸收「宮中」集團的副島種臣、伊地知正治、土方久元等人加入華族（貴族）隊伍，並在12月27日一次性給7名公家出身的公爵發放總計18.9萬日元現金及公債作為「賜金」，以爭取舊貴族的支持；隨後伊藤博文又把日本銀行、橫濱正金銀行總計350萬日元的政府股份無償劃歸皇室財產，在當年就給日本皇室帶來了23萬日元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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