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故事這樣講才精彩7

但對於這個折中結果，有維使撐腰的陳總自然不滿意。在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他就堅決反對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決不同意由國民黨來監督中共與國際的關係。

並堅決禁止參加政委會的秋白以中共名義在會議上發言，以表示中共對國民黨會議進行有關中共問題的辯論不予承認。陳總還下令，以後遇到社會上左傾分子，一概不再介紹加入國民黨，而是盡量接納進中共。一屆二中開過之後，陳總立刻召回秋白，嚴加申斥。還致信已回國的維使，指責鮑使「喪權辱共」。

9月間，國共對立愈演愈烈。在上海，國民黨右派先毆打國民黨左派人士邵力子（近年有傳言說，此公可能是聯共布秘密黨員），後竟將青年團團員黃仁活活打死。在廣東，國民黨地方官員不斷壓制工農，國民黨掌控的機器工會和中共領導的工會之間，也經常發生群毆事件。

眼見中共所作所為令自己失望，連中山自己也對外放風說，本來列寧是要中山當中共創始人的，但陳總向國際告狀毀壞國民黨聲望，列寧這才選陳總當中共創始人。他是想以此為借口，未來以中共領袖身份，將中共溶入國民黨中。

陳總對此忍無可忍，一面致信國際要求斷絕對中山的軍事援助，迫使其向中共屈服。一面派心腹尚德去廣州坐鎮，準備發動工農與國民黨大幹一場。為防止鮑使從中阻擾，以利尚德放開手腳，陳總還要秋白打電報，請鮑使來上海進行政治磋商。

但秋白是鮑使線上的人，在此前已偷偷給鮑使寫信，密告中央最新動向，鮑使因此沒中陳總調虎離山之計。眼看國共雙方劍拔弩張，決裂就在眼前，鮑使使出了樹廣州商團為國共共同敵人、促成國共暫時團結的策略。

10月7日，包括8000枝步槍、400萬發子彈以及各種炮在內的首批蘇援武器運抵黃埔，鮑使立刻推動中山成立革命委員會，迅速發放武器給軍校學生、警察以及工農群眾，隨即對商團發動進攻。嚴峻的形勢讓中共覺得，在國民黨政權下面至少還能進行合法鬥爭，若讓商團的陳廉伯上台，無疑迎來又一個吳子玉，那可是要人頭落地的呀！於是，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支持國民黨。

在國共兩黨同心協力之下，廣州商團武裝被徹底摧毀。用蘇援武器武裝起來的黃埔學生軍，在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以後簡稱老蔣）率領下，在戰鬥過程中嶄露頭角。這讓廣州周圍原本對中山陽奉陰違的軍閥們大受震懾，一下子對中山恭順多了，讓中山第一次感到揚眉吐氣。中山嘗到了蘇援甜頭，就跟後來老蔣嘗到美援甜頭一樣興奮，原先發生動搖的聯俄信心又堅定了不少，捎帶著對中共也客氣多了。

縱觀國共合作後的第一次大交鋒，不得不承認，鮑使所採取的策略較為靈活有效，既有讓步又利用恰當時機展現實力，讓中山在獲取實利同時，一點一點認可了中共藉助國民黨招牌發展自己勢力的事實。但鮑使的目的在於拉住國民黨，使之成為蘇聯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為實現這一目標，犧牲一點中共利益並不在乎。

所以，陳總所代表中共的鬥爭策略雖相對僵硬，但由於他們在維使支持下堅持原則，也使鮑使在協調兩者關係時，不能不對中共利益有所兼顧。中共當初加入國民黨時所作的種種承諾，在這次交鋒過程中，漸漸消失於無形之中。從此，中共擺脫了單槍匹馬搞「傳銷」發展模式，開始了大公司集團化的經營發展歷程。到1927年國共決裂前，黨員人數高達58000人，是1924年底不到1000人的近60倍。

當然，中山也不是一無所得，通過默許甚至暗中鼓勵右派敲打中共，國民黨向蘇聯施加著無形的壓力。迫使蘇聯為保持與國民黨聯盟，不得不運來大批國民黨急需的軍援物資。

這情形就像漁民利用魚鷹捕魚一樣，作為漁民的中山只要拿中共說事，一卡作為魚鷹的蘇聯脖子，蘇聯就乖乖從嘴裡吐出作為魚的軍援物資來。由此可見，中山實行聯俄聯共政策，本質上是與蘇聯、中共互相利用又互相鬥爭的爾虞我詐行為。所謂中山思想先進，不能完全說是無稽之談，但所佔因素份額應該是極小的。

假設中山繼續執掌國民黨大權，以他多年積累的政治資源與經驗，恐怕會使中共在國民黨內邊鬥爭邊發展的道路更為艱難。在北伐取得勝利之後，中山很可能找到一個對中共更加不利的時機，干出與蔣、汪一樣的清黨行徑。屆時，中共在農村點燃的星星之火，很可能於第一時間就遭遇中山撲滅，形成燎原之勢更為困難。

而中山此時年齡不過58歲，若終身執政，估計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政治生命可持續到1949年前後。考慮到他比老蔣政治手腕更老到，人脈資源也更廣。中共即使能夠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在與中山的政治角逐（以中山的政治眼界，恐怕只會同中共談談打打，而不會貿然發動全面內戰）中，鹿死誰手還未為可知。

但歷史不容假設，事實是中山在平定商團叛亂不久，就應北方推翻曹錕統治的馮玉祥（以後簡稱老馮）之邀，去北京商討成立全國和解政府事宜。在那裡，他被確診罹患肝癌，很快於1925年3月12日逝世。中山可以說相對突然的去世，使國民黨中樞頓失核心，權力重新組合需要時間，更會受蘇聯代表鮑使影響。在此期間，國民黨不再有能力對中共進行制約，中共遂迎來了為期兩年的黃金髮展期。

筆者不由想到世貿談判代表龍永圖的比喻。他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比作是要求入黨，把美國比作黨支部書記。說要求入黨時一定要用高標準、嚴要求約束自己，否則，支部書記只要材料寫得不好，上邊就不會批准。而一旦入了黨，只要不嚴重違反黨紀，作風散漫一些，支部書記也無法把人開除出黨。龍大人儘管嚴重崇洋媚外，早年入黨動機也不純，但他的這番話卻看透了世事滄桑。

入黨是如此，加入世貿組織是如此，中共與國民黨的黨內合作也是如此。這個道理，當時社會上許多政客也懂，但加入中共的憤青們卻基本不懂。在發展之路上，年幼的中共缺少既能堅持革命原則又懂得根據環境進行變通的「革命企業家」，以至於只能依靠國際職業革命者指導中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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