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敏俐：回到中國古代散文的世界

散文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文體之一，近年來頗受學界關注。但是自20世紀末郭預衡的《中國散文史》和漆緒邦主編的《中國散文通史》問世之後，鮮有厚重的通史性著作問世。一來是因為散文文體複雜難以把握，二來是因為少有體系上的突破。近讀楊樹增、馬士遠兩位教授所著《儒學與中國古代散文》一書，頗受啟迪。以儒學影響作為闡述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一條主線，是本書有別於目前已出版的其他中國古代散文史著的重要特點。在我看來，其價值不僅僅在於探討二者之間的關係，更在於其開拓了一條從文化思想出發來探討中國文體發展的新路。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中國古代文學中，散文受儒家思想影響最深。儘管儒學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不斷吸納其他學派的學說精華，存在形態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然而中國古代散文以儒學為主流思想的特點卻從未改變，並與儒學的發展、演變同步而相輔相成。

正因為如此，本書以儒學對中國古代散文的影響為分期依據，結合儒學的發展嬗變，揭示其在中國古代散文發展過程中的巨大影響甚至支配作用。對不同歷史階段的散文，發掘其與儒學的關聯，這就抓住了中國古代散文發展中的關鍵問題，為把握紛紜複雜的中國古代散文找到了一個切實可行的方式，有助於釐清中國古代散文發展脈絡，多發前人之所未發，並開創了一種撰述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新模式，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中國古代散文何以與儒學有如此深厚的不解之緣？這應該從散文這一文體的生成開始說起。作者認為，如果我們將口頭的歌唱當作中國詩歌起源的話，那麼，中國早期的口傳敘述，就應該算是散文的起源。把這些口傳敘述用文字記載下來之後，就成為中國最早的散文。從這一角度來講，神話應該算是中國早期的口傳散文。這是從文體學的角度對神話的一種新界定，頗富新義。

同時作者還認為，神話不僅是先民們對自然的觀察和對歷史的敘述，更是他們對自然和歷史的解釋，是人類早期的意識形態，包含著深厚的人文精神。被儒家奉為經典的三代散文也是如此，而這正是儒學得以產生的文化之源。這就將儒學的發生與散文的發生從源頭上聯繫在一起，為本書的撰寫找到了一個堅實的事實起點和理論起點。

循此思路，作者進一步認為，春秋戰國之際，隨著儒家學派的正式形成，以《春秋》《左傳》為代表的歷史散文和以《論語》《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儒家哲理散文，在先秦散文中具有獨特的地位。漢代以後，儒學對散文發展的影響更為巨大，遠為其他學派所不及。儒學不僅是古代散文書寫的核心內容，而且影響了自漢代以後散文文體的形式發展。

漢代的散文自實行「獨尊儒術」的國策後，一改縱橫馳騁、磅礴激切的風尚而為醇厚典雅。最為典型的是中唐以後，韓愈、柳宗元等人宣揚儒學，倡導單行散句的古文，領導了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把中國散文藝術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宋王朝更加重視儒學的社會功能，形成了富有思辨性的理學。元朝統一全國後，將程朱理學奉為官學，明清兩代也繼承了宋元傳統。

由此而言，從北宋中期由歐陽修領導的新古文運動，到元朝北方散文家所崇尚的「文統」與南方散文家所崇尚的「道統」的融合，再到明中期一些有識之士以復古相號召，以及清代桐城派古文的興起，可見儒學對宋以後中國散文的影響至深至遠。

這種論述符合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實際，它抓住了中國古代散文研究的關鍵，當然，這也從一個新的角度描述了中國古代散文的發展軌跡，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文化功能和它在幾千年中國文化發展中所作出的特殊貢獻。而以上這些內容，恰恰是當下其他同類著作中沒有涉及或者很少關注的，是發人深思的。這不僅體現了作者的創新意識，更體現了一個人文學者的文化關懷。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新世紀以來呈現出異常繁榮的景象，著作豐富，新書迭出。但仔細分析我們會發現，重視實證考辨和文獻整理，正在成為當下文學研究的主潮，這是對前幾十年只講理論而不重實際的空疏學風的有力糾偏。同時，也說明實證考辨與文獻整理工作的迫切，因為它們是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推向深入的基礎。但是，就文學研究本身而言，其終極目的並不是到此為止，而是在此基礎之上深度的藝術闡發和人文精神揭示。

其實，就我們所面對的豐富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而言，如果要真正梳理出它的發生髮展脈絡，並對它的文化價值進行新的評估，也並非是僅僅通過實證考辨和文獻整理的方式就能做到的。每一種文體的發生和發展都有它的現實功能，都和社會文化的發展緊密相關。因此，文體本身的探討，也離不開思想和文化。而這恰恰是當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所欠缺的。因此，本書選擇一個頗富理論建設意義的課題展開討論，在當下重實證考辨和文獻整理的研究熱潮下，也就顯得難能可貴。

當然，本書並不是就儒學與中國散文這個大題目展開空論，而恰恰是建立在對中國古代散文文獻有充分把握基礎上才得以展開的，是論從史出。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向來重視「文以載道」，把「文」看作是「道」的外在顯現，故劉勰作《文心雕龍》，明言「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並將其視為「文之樞紐」。在此指導下，才能進行「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工作，然後再進行「剖情析采，籠圈條貫」等分析。由此來看，本書從儒學發展變化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散文的發展，從對「道」的闡發入手來揭示「文」的生成，反過來再看中國古代散文如何「載道」，這的確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散文發展提供了一個既符合文化傳統又易於把握的闡釋模式。

舉例來講，如作者對《左傳》藝術成就的概括，就將其置於作者「利用史著彰顯善惡、賢賢賤不肖」的創作目的下進行審視，由此再來看它的敘事手段和文學筆法。作者對韓愈散文的分析，也從其弘揚儒家思想入手。後人評價韓愈在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地位，說他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在作者看來，正因為韓愈有「道濟天下之溺」的志向，他才會改造散文，創新文體，才會取得「文起八代之衰」的成就。這種闡釋，也助於我們從一個新角度更好地把握中國古代散文的藝術特點及寫作的內在特點，有利於更好地認識各歷史時期散文的藝術成就。

要而言之，本書確立了一個闡釋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新模式，也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散文提供了一個新視角，的確是當前散文研究中的一部力作。當然，本書也有其不足之處，在筆者看來，由於這個題目涉及儒學和散文這兩大領域，把握起來有相當大的難度，因此，有些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的展開。在中國古代散文發展過程中，除了受儒學影響之外，還深受其他學術思想的影響，如何釐清它們之間的關係，也是今後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我們期待著作者在這一領域裡再進一步開掘，取得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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