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充滿玄秘色彩的船棺葬：靈魂渡向生命彼岸，還是躲避盜墓賊？

船棺，一種葬具，將整木掏空鑿成船形，人葬在裡面。中國古代南方水運發達，有「北人騎馬，南人乘船」之說，以船棺為葬，意喻乘一葉小舟到達彼岸。安放船棺的方式，又分為懸掛岩洞、架在樹上和埋入土中。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種喪葬禮俗，同時，也是我國古代一些傍水而居、長於舟楫的民族特有的葬俗。

船棺四川出土最多，尤以2000年8月成都商業街出土的船棺合葬墓規模最大，出土器物最精美，所反映的文化內涵也最為豐富。四川地區也是我國古代實行船棺葬相當集中的地區。蜀族為首的原住民，留下了大量的蜀文化墓葬，最主要的就是船棺葬。

由歷史文獻的記載可知，自古以來，我國南方許多民族也都有以船為棺的習俗，上述考古成果不僅印證了文獻記錄，而且為研究這種葬具和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但是，古人為何以船作棺？這種習俗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船棺中是否會有豐富的殉葬品呢？

省委大院下的寶藏

2000年8月1日上午，位於成都鬧市區的四川省辦公廳機關食堂修建掘土到4米深時，偶然發現幾段大型烏木，引來很多人圍觀。正好，家住附近的省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陳文書也到了現場。這烏木中空，裡邊似有器物，莫非是船棺？這個念頭一閃，他馬上打電話給省社科院搞巴蜀文化研究的譚繼和。譚繼和一分析，是船棺！正準備出差的他馬上在雙流機場給成都市考古隊打電話，報告了這一情況。

12點，成都市考古隊正式進場作業。此時，4具棺木已顯露雛形，可以初步斷定這是一處大型墓葬遺址。遺址文化堆積較為複雜，層次較多，時代特徵明顯，年代清晰可辨。經過50多天的緊張發掘，墓葬情況初露端倪：豎穴土坑，東北西南向，多棺合葬；墓長30米，寬21米，面積600餘平方米，現存有棺木17具，用生長了上千年的楠木製成。此墓估計漢代被盜過，至今仍有7具保存完好，若不被破壞，墓中應有棺木30餘具。

據文獻記載，古代蜀人生活在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上，經歷了蠶叢、魚鳧、杜宇三個階段，最後鱉靈取代杜宇，建立蜀國，立開明年號，曰叢帝。開明氏是巴人的一支，他們雖是蜀國的統治集團，但在蜀國人口中是少數，大多數人還是以蜀族為首的原居民，這樣在蜀國的地區，必然留下大量的蜀文化墓葬。相對巴人而言，蜀族特點不是很明顯，但其也曾有過輝煌，創造過燦爛的三星堆、十二橋文明。考古學家顧頡剛先生早在40年代就說過：「古蜀國的文化是獨立發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戰國以來的事。」顧先生的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同時，在文獻中也獲得過實證。但是，三星堆之後由於沒有大宗的考古發現作註腳，蜀文化仍像大河中暢遊的魚，讓人看得見逮不著。正好，商業街船棺葬的發現可以彌補研究空白。

商業街船棺規模宏大，普通船棺的長度都在3?4米，最長的達18.8米；墓中葬的有男有女，年齡最大的不超過40歲，最小的僅7歲，其中有的是殉人。殉人，即陪葬的人，也就是用來為死去的貴族、首領殉葬的活人（人殉、人牲這一殘忍葬俗，春秋戰國時期在巴蜀依然流行）。過去，在成都平原上發現的船棺葬具最多也僅2棺。很顯然，這不是一家，是從其他地方搬遷來合葬的。

整個墓室佔地2畝，考古工作者在墓坑南邊還發現了帶榫頭的條形方木。方木呈正方形分布，東西長約15米，南北寬約7.5米，推測應是建築基礎。在其東西兩側還各有長15米，寬7.5米的邊廂。這種條形方木在墓坑上部沿東側一線也有發現，估計也是建築的基礎部分。這說明在墓葬上還有地面建築，這恰恰與古代文獻上記載我國宗廟及陵寢制度中「前朝後寢」的建築形式相吻合。而在地面建築的中央，還有一根須得兩人才能合抱的木柱，是社柱，還是神樹？

顯然，這不是一般的墓，應該是貴族墓室或者王族宗廟。回望歷史，誰最早在成都建都？當然是開明氏。張儀築成都城是秦統一巴蜀之後的事了。《路史·餘論》上說，開明氏子孫八代都在郫縣（也說在廣漢、雙流）建都，到九世開明帝的時候，才去掉帝號稱王，遷都成都治理蜀國。現在商業街的位置是成都的中心，船棺墓偌大的王族陣勢，正好印證了歷史。文物工作者注意到，墓的方向正好是東北——西南向，符合蜀人尚西的習俗。據此，他們還推斷出，當時蜀國的都城、民居、宮殿的坐向都應該在北和西。

戰國時代，蜀已經以富饒而聞名於世，後人記載這裡有「桑、漆、麻之饒」。其中的漆，講的就是漆器。川大考古學教授童恩正先生曾撰文介紹，漢代，巴蜀手工業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漆器。司馬遷在《史記》中說，當時大城市裡，如果有「木樑髹（上漆）者千枚」或者「漆千斗」，那麼財產「亦比上乘之家」。可見，擁有漆器也是當時財富、地位的象徵。蜀郡的漆器作坊，到漢代，內部已有精細的分工和嚴密的組織。雖然，這些漆器時代晚於商業街船棺墓葬中的漆器，但歷史是有傳承和沿革的，後人在提到此時多說蜀地「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商業街船棺葬中的漆器，均為木胎漆器，紋飾有龍紋、變形鳥、捲雲紋等，有的上邊還有刻畫符號，相當精美。從漆器的製作技術和風格看，均應早於湖北江陵一帶出土的戰國中晚期的楚國漆器，但卻相似於湖北當陽出土的春秋晚期漆器。許多漆器上畫在方格中的龍紋，與中原地區出土的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錯嵌紅銅的銅器上龍紋接近而又有別。

商業街船棺墓出土大量的漆器，證實了戰國早期漆器的源頭在川西，也證實了蜀文化有著悠久的本源及其獨立性，它與中原文化在碰撞、交融的同時，也獨自發展著。該墓葬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重大，國家文物局特批其在原址修建博物館，省委機關決定食堂遷址另建。商業街墓葬的珍寶勾勒出了一個古蜀國的輪廓，可古蜀人為何要以這種方式來安葬先人呢？

蜀人船棺葬的文化根源

先秦時期的使用船棺進行土葬的民族並不多見，唯有巴蜀地區是我國古代實行船棺葬相當集中的地區，生活在江河海濱的人，善於造船和用船。當他們產生了鬼魂觀念之後，便在幻想中把現實生活附加給鬼魂世界，以為死者生前不可或缺的生產和生活用具在那個世界裡也同樣需要，於是就有了以船為棺的殮葬方式。

目前發現的船棺，其形狀大小多與現在江河中使用的舟船相同，故這種葬俗應是近水民族生態環境和水上經濟生活的投射。正因地上的河流難於涉渡，使古人幻想在冥界與人世之間，生死異路，陰陽相隔，定有河流作為分野，以船為棺，可以把亡魂送過河去，是生者「入地為安」的心態的體現，實際上也強化了人間與鬼境間的差異。造船技術之所以被移植到喪葬風俗中，意在促成並加快生死兩界的分隔，形成一種觀念上的各有所奔的情境，以使生者與死者兩兩相安。

喪葬禮俗的產生，來源於「靈魂不滅」和祖先崇拜的信仰。在此之前，人死之後，往往棄屍於野。而當靈魂觀念萌生後，人們便據靈魂與屍體關係的種種想法，以及關於靈魂在陰間生活的幻想來安置屍體，於是產生了各種葬法及喪葬儀式。至於具體採用何種葬法處置屍體和安頓靈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圈可以說大相徑庭，從而構成了異彩紛呈的喪葬文化特色。「送魂」是巴蜀先民喪葬習俗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蜀王本紀》記載：「李冰以秦時為蜀守，謂汶山為天彭闕，號天彭門。雲亡者悉過其中，鬼神精靈數見。」此說在今天看來純屬無稽之談，但在當時蜀人眼裡卻真實存在，故蜀地廣泛流傳著死者亡靈都要經過「天彭門」，以至於出沒其中的鬼神精靈時常被人看見的傳說。它從一個側面折射出蜀人存在著強烈的送魂意識。

蜀人先民打算將亡魂送至何處？從文獻記載來看，蜀人亡靈必須經過的天彭門，位置相當於今天成都平原西部邊緣山區，以及岷江上游的川西北高原，而這正是文獻資料中所指的蜀人祖先的發源地。如此巧合，應是蜀人將死者亡魂送往祖先發源地的明確反映。通常情況下，「送魂」的交通工具就是裝載死者遺體的船棺。古代巴蜀人葬具使用船棺，正是在於為死者靈魂提供順利到達祖先故地的交通工具。

船棺葬在古代巴蜀一帶的出現和流行，首先與巴蜀先民生產和生活習俗密切相關。從人們賴以為生的自然環境來看，四川盆地江河與溪流密布，巴蜀先民主要利用河道為交通線，這就必須依靠舟楫，故巴蜀是我國古代使用獨木舟的主要地區之一。

文獻記載的古史傳說中，就有關於巴蜀先民傍水而居、擅長舟楫的記載。如《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引《世本》中的記載說：「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箭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悉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

這段傳說充滿了神話色彩，但其中「土船」「能浮」及「廩君」率部眾乘「土船」沿水路遷徙的故事，則表明巴族確實是傍水而居、長於舟楫的民族，舟船在他們的生產與生活中佔有特殊地位。由於巴人對舟船懷有特殊的感情，故製造和駕駛舟船本領的高低，遂成為能否擔當君王的主要條件。

相形之下，蜀人亦是傍水而居和沿水路遷徙的民族。據《史記·武帝本紀》《華陽國志》及《十三洲志》記載：蜀人祖先乃軒轅皇帝之後，由西北南下定居於岷江和雅礱江流域，後又進入地勢低洼、沼澤密布的成都平原。蜀人若不長於舟楫，要沿水路遷移或開發成都平原都是很困難的事。

眾所周知，喪葬行為是在「靈魂不滅」的原始宗教觀念影響下產生的。為了讓死者的靈魂在另一個世界裡像生前一樣生活和娛樂，人們往往將死者生前認為最珍貴的物品，都與已死的佔有者一起殉葬到墳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繼續使用。

由於巴蜀先民傍水而居，舟船是他們生產與生活活動中必不可少的東西，因而死後用船棺作葬具是很自然的事。

正因為如此，船棺墓中的獨木舟，從其大小及製作來看，是完全可以實用的，可以推測，此種葬具或者本來就是墓的主人生前使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後即以之做葬具……由此可見，以舟為葬具，這或者是表示巴蜀先民「以船為家」的信念，或者死後還需要舟楫的信仰。

無獨有偶的是，20世紀50年代，在重慶巴縣東筍壩和廣元昭化寶輪院發現了船棺葬墓地，這兩處都被確定為巴文化墓葬。1999年，在搶救三峽庫區文物時，重慶雲陽也發現了獨木船棺的蹤跡。這幾個地方正好在巴人活動區和遷徙路線上。80年代後，在彭縣（今彭州市）、蒲江、大邑、廣漢、綿竹等地也發現了船棺，於是，只有巴人才行船棺葬的說法立不住腳了。考古工作者承認，船棺葬並不是巴人特有的葬制，成都平原上發現的船棺都明顯帶有蜀文化特徵。船棺葬在我國南方不只見於巴蜀地區，福建也有船棺葬。不同的是，福建武夷山的船棺是懸掛在峭壁上的，那又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呢？

這是一個令一代又一代後人絞盡腦汁的難解之謎。同天葬、水葬一樣，懸棺葬是一種古老的喪葬形式。葬址一般選擇在臨江面水的高崖絕壁上，棺木被放置在距離水面數十至數百米的天然或人工開鑿的洞穴中，有些則是直接放在懸空的木樁上面。武夷山九曲溪兩岸的峭壁上，至今仍存有懸棺遺迹十餘處。

武夷山的懸船棺

位於福建省武夷山市西南的武夷山，方圓百里，溪谷環繞，有「奇秀甲於東南」的美譽。遊客泛舟彎曲碧綠的九曲溪水，蕩漾在赤黑斑駁的岩峰之間，便可仰見難以想像的天下奇觀：峭拔百仞的懸崖石壁上，一具具年代久遠、飽經風雨的棺木凌空懸置。這就是引起國內外學者極大關注的古老而又奇特的葬俗——懸棺葬。

流行在福建武夷山區的一則民間傳說稱，遠古時期，有個名叫武夷的小夥子自遠方而來，披星戴月，餐風飲露，辛勤開山，他鬚髮皆白、子孫滿堂時，此處已變成蒼松翠竹四季常青的秀麗田園，天上的神仙也前來流連。因武夷開山有功，眾仙封之為「武夷君」，這一片青山碧水也因此得名武夷山。武夷君臨終前囑咐子孫：死後將遺體放入靈槎，以讓其渡過天上的銀河；並在靈槎內放置魚乾，作為他送給天上仙友們的禮品。子孫遵其遺囑，用圓木刳成靈槎，放入武夷君的屍身和魚乾，又在他生前居住的小藏峰東面岩壁的罅隙里，架上木板，置靈槎於木板上，讓其劃棹飛游。此事傳開後，許多想修道成仙的人慕名而來，採藥煉丹，待到道行圓滿時，囑弟子把自己的屍身放在靈槎里，擱在峭壁懸崖間的木板上，以渡河登仙。這些懸架靈槎的地方，後來被冠以「仙游岩」「升日峰」「飛仙台」「升真洞」等美名。所謂靈槎，即迄今藏於武夷山岩壁石隙間的船棺，當地人稱之為「架壑船」，並把擱置船棺的木板稱作虹橋板。

以現代科學的眼光看，用靈槎登仙來解釋船棺的起源當然是不可信的。有人認為以船為棺的習俗的形成，確實是建築在以河劃界的人世與彼岸之關係的認識上的。

如陶思炎先生指出，正因地上的河流難於涉渡，使古人幻想在冥界與人世之間，生死異路，陰陽隔膜，必有一條河流作為分野，以船為棺，就是藉此造物把亡魂送過河去，除了「入地為安」的心態和祈禱轉世再生的念頭之外，實際上也強化了人間與鬼境間的差異。所以說造船技術被移植到喪葬風俗中，是意在促成並加快生死兩界的分隔，創造一種純觀念的各有所奔的情境，以求生者與死者各個相安。這樣看來，福建與四川雖相隔千里，但兩地的喪葬信仰卻是殊途同歸。

另有學者認為，以船為棺是古代越人的葬俗。無論是武夷山岩壑中取下的船棺，還是在四川考古發掘中出土的船棺，其形狀大小多與現在江河中使用的舟船大致相同，故這種葬俗應是近水民族生態環境和水上經濟生活的投射。在認同船棺葬起源於古代越人葬俗的前提下，亦有學者推測這種習俗是該民族曾經歷過大遷徙的折射，故以船為棺的真實用意，是想讓死者的靈魂返回到遙遠的故鄉去。

這些見解各有道理，但掩映在雲霧繚繞的峭壁之上的懸棺葬俗起源之謎，是否就因此揭曉了呢？仍無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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