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魏《元頊墓誌》試探顏楷之源
縱觀歷史上有成就的書壇大家，他們藝術風格的確立，絕不是無根之木，一夜間長成參天大樹的。它好似農技師對果樹之嫁接，取其母本，植以新枝，而得新果。而這新果，已非原土生之果。然若無最初母本，又何有新果於後，書藝與此同理，若對書壇大家探源，他們在學習過程中，雖廣獵博覽，但最終一定是在受某一最能觸發其個性與愛好的「母本」中，以其為宗師，並在其宗師未盡完善的基礎上，苦心探求，延展拓新，終成大家的。那麼，作為中國書壇第二個峰巔人物的楷書大家顏真卿，其書法宗師於誰?他的起家「母本」又是什麼呢。
《顏謙婦劉氏墓誌》（圖一）
關於顏真卿楷書師承問題，歷來探源者各持己見，眾說紛紜。宋蘇軾《東坡集》中論道：「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贊》為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宋董逌在《廣川書跋》中說魯公書「有先秦科斗、籀隸之遺思焉」。清吳德璇《初月樓論書隨筆》云：「魯公書結字用河南法而加以縱逸。」清劉熙載《藝概》論及：「魯公書，自魏晉及唐諸家皆歸隱括。東坡詩有顏公變法出新意』之句，其實變法得古意也。」又說：「魯公正書，或謂出於此碑《高植墓誌》及穆子容所書《太公呂望表》……然魯公之學古，何嘗不多連博貫哉!」清孫承澤《庚子消夏記》說：「魯公楷書帶漢人石經遺意，故去盡虞、褚娟娟之習。」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認為：「顏魯公出於《穆子容》、《高植》，又原於《暉福寺》也，清臣渾勁，又出《圓照造像》，鉤法尤可據。」（諸上引言皆轉摘於《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顏真卿條》近人蔣星煜《顏魯公書學之源流》載：「顏魯公之書學除家庭傳授之外，張長史之指導最為重要……魯公得成為書學大家，受長史之賜莫大焉。論書者咸以顏魯公為長史之嫡傳。」（《顏魯公之書學》第十一頁。武漢古籍書店一九八六年版）當代朱關田先生在《顏真卿書法藝術及其影響》一文中認為：「魏晉以來，我們可以從諸如《顏謙婦劉氏墓誌》、《經石峪金剛經》、《文殊般若經》等碑版中，找到與顏真卿書體中某些風格相近似的地方。可以說是顏書的先河。」又說：「顏真卿楷書結法與褚氏一樣，平正寬結，同出北齊，只是用筆一改褚氏之細挺，其渾厚圓勁，或出自《經石峪金剛經》、《文殊般若經》以及隋代《曹植廟碑》、《章仇禹生造像》。」當代徐利明先生在《中國書法風格史》一書中論及北齊河清四年（公元五六五年）所刻的 《朱曇思等一百人造塔記》時說：「其書法最近於隋唐真書。……頗有幾分顏真卿《多寶塔》的趣味，尤其是橫畫細，直畫粗，對比強烈，筆畫的起筆收筆，尤其是收筆處下按，結體方正寬博，也是同一作風。只是撇、捺、戈、趯多有隸意與顏書不同，此外體態大小變化隨意也不似顏書那麼經意而已。」……
《曹植碑》（圖二）
綜上摘言，歷代對顏氏書法淵源之探索，其風格之確立，可謂是集大成者。若將魯公書與前者所提及到的書體作以對照比較，不難看出，《顏謙婦劉氏墓誌》（圖一）、《曹植碑》（圖二）、《章仇禹生造像》（圖三）等字體稚拙，民間體態甚濃，用筆與結體尚無規則，雖形體、筆畫有寬博厚勁之態，但與顏楷風格相比較，還有距離，可視作顏體風格最早之源；至於《文殊般若經》（圖四）、《經石峪金剛經》（圖五）等與前者相比，在用筆上略顯成熟，結體上也寬實圓渾許多，當屬隸字向楷書過渡的前奏；而《東方朔畫贊》（圖六）、《太公呂望表》（圖七）、《圓照造像》等與楷體對比分析，則略具遺貌，但並不見有直接繼承的關係。再從《朱曇思等一百人造塔記》看，此記收書體勢婉轉多姿，楷而帶行，其結體用筆，楷法已初具成熟。記中時有「百、白、虎、四、聖」等字跳出，與魯公《多寶塔碑》體勢暗合，但就其整體的大輪廓看，還道不出有一眼混熟的大視覺。惜《高植》、《暉福寺》等未見資料，難作評判。不過，若說魯公楷法具像於某碑、某書家十分相像，實難定奪。
《章仇禹生造像》（圖三）
《文殊般若經》（圖四）
《經石峪金剛經》（圖五）
《東方朔畫贊》（圖六）
《太公呂望表》（圖七）
那麼，像顏真卿這樣一位給後世影響極大的書家，他的雄渾端偉的風格之創立僅是薈萃諸家於一手，靠天賦而獨創自家風貌的嗎？清人畢沅認為：穆子榮所書《太公呂望表》，「書法方正，筆力透露，是顏真卿書學之藍本」。「 藍本」者，即「所根據的底本」也。其實，我們從顏書正面照人的風格看，《太公呂望表》亦非是魯公直接取法之本。
到底誰是魯公楷書引門入室的祖師爺？數年前筆者從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由戚叔玉先生捐獻並選編的《北魏墓誌百種》第九輯第四張《雍州刺史元頊墓誌》拓片上，彷彿尋溯到了顏楷確立之源（見圖八《元頊墓誌》局部）。
《元頊墓誌》（圖八）
《雍州刺史元頊墓誌》全稱為《魏故使侍節等中太尉公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東海王墓志銘》。從銘文得知，諸上官爵，是墓主元頊「時年二十九」，於「永安三年（公元五三0年）七月二十七日薨於位」後「有詔追贈」的，於「太昌元年（公元五三二年）歲次壬子八月……窆于山陵。」元頊其祖系獻文皇帝（拓跋弘），其父為太傅北海平王。他本人生前曾為「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分封樂平縣開國公」、「遷侍中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改加汝陽郡王食邑千室又更封東海郡王轉中書監本將軍復侍中尚書右僕射」等官爵。這些記載，可見元頊不管是生前還是故後，尤其作為皇室之後裔，他的地位都是十分顯赫的。
洛陽是我國的古代名城，北魏的國都即建於此。洛陽境內的邙山地段，以往曾經出土了大批北魏墓誌，位於洛陽城北，黃河南岸的邙山，東西延亘一百餘公里，山勢雄峻，景色宜人，古人認為這裡是死後葬身的風水寶地，素有「生居蘇杭，死葬北邙」之說。北魏孝文帝改革，將都城由平城（今陝西大同）遷至洛陽，並將鮮卑複姓改為單姓，拓跋氏改為元氏，明令規定死後不得「歸葬代北」，必須葬於洛陽邙山。故北魏自孝文帝（元宏）至孝庄帝（元子攸）四帝皇陵以及元氏和其他王公貴族的墓誌多出土於此。於《元頊墓誌》同一時期立碑的《元液墓誌》（公元五三0年）、《元天穆墓誌》（公元五三一年）、《元爽墓誌》（公元五三三年）等均在洛陽出土，而元頊作為北魏皇室的重要成員，可以判定其墓碑也應立在洛陽。可惜在北魏時期書丹者大都不署名，這給我們具體考證《元頊墓誌》的書寫人帶來很多困難。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聯繫到那時寫文作詩不署名的情況來論證。當時撰文和書丹者受請做事，只是為了所紀念的人或事能得到宣揚，並穿之久遠，並非為習書臨摹而作。《北史》、《魏書》、《水經注》所載北魏書家的作品，以及其時勒碑刻銘，都不署撰書人名。因而今傳北魏刻石，無從考究作者出於誰手。據史料考證，當時墓誌的作者大致有三類：一是死者親屬自製；二是死者家屬請其朋友所作；還有相當一部分墓志銘是史臣秉承皇帝旨意而作。中國是尚文之國，禮儀之邦。古人制器必求精美，敘事則擇能文者，書丹則擇工書者。那麼，像元頊這樣聲名顯赫的皇親貴族，能有資格為其書丹者，定為當時名書家，絕不是一般不知名書手所為。目前，尚無資料查明《元頊墓誌》的書寫者以及此碑現存何處？但我們僅從此志書法來看，晚其後的顏楷頗近其體，這實在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元頊墓誌》碑文拓片，縱五十三公分，橫六十三公分，共計三十一行，每行二十八字，除第二行和末行空二十二格外，共有八百七十二字。從此方墓誌看，除志文內容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外，在書法藝術上，它也是研究我國北魏時期書法演變的珍貴依據。北魏是我國石刻繁榮的歷史時期之一，可以說墓誌是北魏石刻中的大宗。《元頊墓誌》是諸多北碑中的一塊，一方面它具有北魏正書從隸到楷的過渡性書體的共性，另一方面卻又有著不同於同時代其他墓誌的許多特點。
古代書體的演變是一個漫長的漸變過程。北魏墓誌從書法風格上看，前期書法結體傾斜，扁方緊密，方筆斬截，稜角鈍厚，峻整遒勁，氣勢雄偉，有著一股北方游牧民族強健驃悍的氣質。可以說是魏碑的正宗、標準書體。其中以《元頊墓誌》（公元四九六年）最具代表性，從其字形看，隸書的影響已較弱，楷法已相當成熟，字字精美，堪稱魏碑之佳作。一般來說，在同一歷史時期不同書體並存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這是社會環境包括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使然。在北魏後期，由於南北文化的不斷融合，南方俊美秀逸的書風對北朝有很大影響。書法逐漸向清麗端莊，和緩舒朗轉變。用筆多用圓筆，線條已趨柔美流暢，雖折角等還用方筆，但已不是那麼鋒芒外露了，已顯逆鋒起筆，回鋒收筆之勢。
《元頊墓誌》刻於北魏末年，其書體不拘泥於傳統的楷法，已不屬於典型意義上的魏碑了。《元頊墓誌》屬隸楷過渡字范，字體主要特徵表現在寬博方正，端穩平和，取平畫寬結的風格，無疑受了漢隸的影響。結體疏朗，稜角已泯去不少，，用筆以圓筆為主。起筆收筆必講究藏鋒，行筆馳緩圓潤。筆畫橫平豎直，折筆多以篆意為之，捺畫、鉤角純以隸法。此墓誌以楷書為主，但仍有較濃的隸書的遺意。再細究，我們會從中不時發現許多極具顏楷意趣的字體，它們的楷書結構與晚其後二百餘年的魯公字法十分酷似，與顏楷端莊偉岸的風格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元頊墓誌》應視為北魏晚期書法之佳品。其書體已漸脫離魏體風貌，似欲形成自己獨有的端莊、自然、平淡、渾樸而有初具法度的自家風格。作者在書法道路上走出了一條創新之路，可以說《元頊墓誌》的書者為唐楷典雅化邁出了非常關鍵性的一步。在墓誌八百多字中，筆者作大概統計，有近四成可視為顏楷的「母本」，再作細品，十之有三顏字彷彿就是從中直取。
《元結》（圖九）
《干祿字》（圖十）
《顏勤禮》（圖十一）
《顏家廟》（圖十二）
前面我們已摘引了歷代許多大家對魯公師承關係的說法，很多學者都認為魯公是從北魏書法中汲取營養的。難道《元頊墓誌》就是魯公直接收益的藍本嗎？為驗證這個問題，筆者把墓誌中與顏楷相似的字剪下，再逐一到顏真卿各時期的楷書碑帖中查找，挑出相近的，列表一一對照。從顏氏最早的《夫子廟》到最晚的《自書告身》，尤以魯公《元結》（圖九）、《干祿字》（圖十）、《顏勤禮》（圖十一）、《顏家廟》（圖十二）等中、晚期的楷書無不滲透者《元頊墓誌》中書體的神貌。我們不妨從一些具體例字中作以考證。如《夫子廟》中的「郎、都」與《元頊墓誌》（以下簡稱《元頊》）中的「郎、都」相比，已看出顏氏早期書學是受《元頊》類書風之影響，再具體到「郎、都」兩字的右耳部看，則更見相似神態。再把顏氏中期的《郭敬之》中「風」與《元頊》）中的「風」對照，其「幾」的框構與內部「蟲」的平下勢態可謂同出一轍。我們若從《麻姑》中的「猶、非」、《元結墓誌》中的「未、華、河」、《放生池》中的「暉、列」、《顏勤禮》中的「衛、臨、命、北」、《顏家廟》中的「里、及、阮」 、《自書告身》中的「惟」等字與《元頊》字相列，可以說，這些字幾乎就是從《元頊》中照搬的。至於同《干祿字書》相較，其整體風格十分相同，這或許因為《干祿字書》是專門研究正字學的，裡面多用通、俗字例，而通、俗字例多是從北魏時期民間書體中精選出來的，同時也是魯公長期直接收益的源泉，故期間相同韻味之多，可想而知。諸上選例，如此相似，難道僅是歷史的巧合嗎？常理，要是三五個字相似，這或許有偶然巧合的因素，可是有如此多的幾乎有著孿生兄弟般的驚人相似，我們似乎再無理由懷疑他們間的「親緣」與「嫡傳」關係了。大凡一位有成就的書家字體之創立，其學習過程中，必定有一家最能觸發其心靈感悟的真宗使其在前人的肩膀上得以升高。不難看出，我們從墓誌中所選出的例字，不正如撒落在田野中的瑰寶，為二百多年後顏體的創立鍛鑄了可貴的胚胎。其實，我們通過顏字與《元頊墓誌》字體之比較，不難看出，魯公楷法結構特徵，很可能就是對《元頊墓誌》中部分楷法的直取，而他加以發揚光大的，則是對筆畫的規範和統一。
左為顏真卿字 右為《元頊墓誌》字
.左為顏真卿《干祿字書》 右為《元頊墓誌》
——此文發表於《書法賞評》2009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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