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達生：淺議王禎《造活字印書法》「界行」與明清活字「行格界線」

我們知道，泥活字是北宋畢昇發明的，傳統說法又稱木活字是元代王禎創製的。但是,在浩如煙海的漢文文獻中，至今未發現屬於宋元時期的活字印本[1]，人們無法親睹宋元活字印本的真容。20世紀90年代，筆者對寧夏賀蘭山出土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簡稱《本續》〔圖一：1、2〕進行了研究，認為它是世界現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此觀點受到考古學界、西夏學界，特別是版本學界、印刷史界的重視。在首都學術界的呼籲下，文化部於1996年11月在中國印刷博物館成功地組織了對「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鑒定，確認《本續》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它對研究中國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術具有重大價值」。這一結論使木活字發明和使用的時間從元代提早到宋代[1]。為此，2002年，《本續》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禁止出國文物名單;同年，又被國家檔案局列入第一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2008年，經國務院批准，《本續》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編號02306)。

[1]著名印刷史專家張秀民先生認為，國家圖書館所藏長體字《御試策》是元代銅活字印本，筆者曾贊成這一觀點，並寫入《金屬活字起源之我見——兼論韓國〈直指〉不是「金屬活字最古老的書籍」》一文中。近年來，更多的學者如潘吉星、李致忠等，認為《御試策》是朝鮮印本，其論也有相當的說服力。因此，此書究竟是中國印本還是朝鮮印本，尚需再行斟酌。有些問題的解決，是需要新的發現來說話的。又，1965年浙江溫州出土的《觀無量壽佛經》殘片，是否是宋代泥活字印本實物，學界爭論很大。筆者認為，它不同於一般佛經印本，而是用「迴旋縈繞」的《觀經》文字，組合排列而成的佛祖版畫。詳見牛達山：《揭開溫州白象塔〈觀經〉殘頁之謎》，(台灣)《印刷技術》2000年第16卷，第4期。

定《本續》為木活字版印本的主要依據是，其頁面上有「隔行竹片印痕」。近期，筆者對這一結論重新審視，又有些許創穫，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對元代王禎《造活字印書法》(簡稱王禎《印書法》)中「界行」的認識。

王禎《印書法》「界行」與「行格界線」的概念不同

「界行」，也稱「行格」、「行線」、「行格界線」等，是版本學研究的問題之一。一般認為，「界行」是古籍中與文字相隨、間隔字行的細黑線條，這是古代竹簡、木簡的遺韻，兩根黑線的間距代表一根竹簡或木簡的寬度。近代，西洋鉛合金活字、石印技術的傳入，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版刻、活字技術，洋書取代了線裝書，「界行」也隨之從書本上消失。

與版本、印刷有關的「界」的概念，大概最早出現在唐代。《大唐書儀》稱：「寫以黃紙，界用鉛欄。」「寫以黃紙」，當然是指寫本;「界用鉛欄」，是說「界」是用鉛條畫出來的。這裡的「界」，筆者認為主要是指四界邊欄，有時也指行格界線。這種「界」，自然也被印本所承襲。我們注意到，考古發現的早期印本，如韓國慶州出土的唐開元《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

[2]、敦煌出土的唐咸通《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杭州出土的五代吳越國《寶篋印經》等，因為是長卷，多為上下邊欄，卻無字行間的行格界線。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早期非印本的印刷品，如陝西西安出土的唐代單頁方形《陀羅尼經》(其上印有梵文經咒、佛像等)、敦煌出土的唐《僖宗曆書》和五代《大聖毗沙門天王像》等，不僅有四界邊欄，有的還有行格界線。宋元及其後，佛經大體仍延續唐五代風格，多無行線，僅有邊欄;而世俗文獻，如儒家經典等，則邊欄、行線都有。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當今的論著，多將邊欄和行線統稱「欄線」，而未能分開。這種唐代以來在概念上邊欄和行線的不分，可能是造成後來人們認識上混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過，張秀民先生在討論活字印本時，對二者作了明確的區分，稱之為「邊欄(四界邊欄)」和「行線(行格界線)」[1]。筆者認為這樣劃分較為科學，有利於版本的研究和鑒定。

[1]牛達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九冊《本續》成龍配套，除卷三、卷四、卷五外，還有《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要文》一卷(簡稱《要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廣義文下半》(簡稱《廣義文》)一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解生喜解補》(簡稱《解補》)卷一、卷二、卷三、卷五。《本續》也是上述諸本的泛稱。

[2]牛達生：《〈無垢〉經「辛未除月素林」考》，《中國歷史文物》 2005年第1期。

本文主要討論王禎《印書法》中的「界行」，也即「界行」的確切含義是什麼，它與明清活字本中的「行格界線」是否等同，應該說，至今未見這一問題的論作，筆者所見諸多版本學、印刷史論著，多認為王禎「界行」就是明清活字本的「行格界線」。張秀民先生雖然在理論上對「邊欄」和「行線」進行了區分，但在實踐中卻認為「王氏削竹片為界行，而這次[2]則先用梨木按書籍式樣，每幅刻十八行格線名套版，印刷時先印框欄格子，再印文字於套格內」[3]錢存訓談得更直白：「王禎是先排好字再加行線，金簡卻是在紙上先印行線，再用有行線的紙印本文。」[4]顯然，沒有人置疑這種說法並認為這是一個應該討論的問題。近日，筆者再次思考到這個問題，覺得王禎所說的「界行」，與上述專家的理解有很大差異。王禎所說「界行」，實際上是指印版上的邊欄、邊框印版上的四界邊欄，與明清活字本中的「行格界線」即間隔字行的行線無關。

在論述「界行」之前，這裡先對王禎《印書法》略作回顧。《印書法》全文文字不多，卻是對我國印刷史，特別是活字印刷史、印刷技藝史的總結，極具研究價值。此書開宗明義，簡述伏羲氏造契、蒼頡造字、蔡倫造紙、五代後唐「刻板印賣」[5]，然後，又用三個時間概念——後世、近世和今世，記述了活字印刷發展及活字印刷技藝的情況。多數學者認為，後世、近世當為兩宋期間，此時已有兩種泥活字，一種錫活字;今世，當然是指王禎所處之元初。王禎《印書法》的最大價值和貢獻，在於提供了我國早期活字印刷史和印刷技藝的知識。

[1]張秀民著，韓琦增訂：《插圖珍藏增訂版——中國印刷史》頁617、618，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2]指清乾隆年間金簡著《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簡稱金簡《程式》)，見《欽定四庫全書》卷六七三。這是有關活字印刷技術史的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金簡(?-1794)，《清史稿》有傳，漢軍正黃旗人，總管內務府大臣(正二品)，兼武英殿修書處事務，充「四庫全書館」副總裁，後歷任戶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卒謚勤恪。其書已有英文、德文、日文、朝鮮文譯本。

[3]前揭《插圖珍藏增訂版——中國印刷史》頁592。

[4]錢存訓：《中國科學技術史·紙和印刷》頁188，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刻板即雕版。多數學者認為，雕版印刷始於隋唐之交。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茲將王禎《印書法》相關「界行」段落摘抄如下：

後世有人別生巧技，以鐵為印盔界行，內用稀瀝青澆滿，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燒熱瓦字，排於行內，作活字印板。為其不便，又有以泥為盔界行，內用薄泥，將燒熱瓦字排之，再入窯內燒為一段，亦可為活字板印之。近世，又有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界行印書，但上項字樣，難於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為行，雕板木為字，用小細鋸鎪開，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既滿，用木楔揳之，使堅牢，字皆不動，然後用墨刷印之。

作盔嵌字法：於元寫監韻各門字數，嵌於木盔內，用竹片行行夾住，擺滿，用木楔輕揳之，排於輪上，依前分作五聲，用大字標記。

作盔安字刷印法：用平直干板一片，量書面大小，四周作欄，右邊空，候擺滿盔面，右邊安置界欄，以木楔揳之。界行內字樣，須要個個修理平正。先用刀削下諸樣小竹片，以別器盛貯，如有低邪，隨字形襯支揳之，至字體平穩，然後刷印之。又以棕刷順界行豎直刷之，不可橫刷，印紙也用棕刷順界行刷之。此用活字板之完法也。

如引文所述，「有人別生技巧技」，一是以「鐵為印盔界行」，以瓦字排於界行內做活字印版;二是「以泥為盔，界行內用薄泥」排瓦字作印版;三是「注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盔內界行以印書」。最後的「作盔安字刷印法」則重點記述了王禎自己的木活字法。

我們注意到，《夢溪筆談》記載畢昇用泥活字時，尚無「界行」這一說法。「界行」這一概念，最早應見於王禎《印書法》。除「界行」外，還有「行」的概念。上述引文說明：

1. 王禎所謂的「行」，是指字行，而非文字間的行格界線。其所說錫活字要「以鐵條貫之作行」，這就是「行」為字行的最好說明。

還有，印版上刷墨時，要「順界行豎直刷之」，印刷時對印紙也要「順界行刷之」。這裡的「界行」，完全可理解為字行，而不是行格界線。

2. 王禎所謂的「界行」，就是「邊欄」、「邊框」。「界行內字樣」，當然是指印版內的活字，並無後世所稱「行格界線」的意思。

另外，泥字所謂「印盔界行」，也應是指「邊欄」;而所謂「排於行內」的「行」，當是「界行」的省稱，而不存在文字間的行格。

3. 王禎所謂的「竹片」，應類似金簡《程式》中的片狀「夾條」或近代鉛活字中的「鉛條」。「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只是說字行要用竹片夾住，以使字行更為整齊，版面更加穩固，而不是、也不會形成所謂的「行格界線」。

此外，為方便揀字，按監韻五聲排於輪盤上的活字，也要「用竹片行行夾住」。但竹片只起間隔作用，也與「行格界線」無關。

王禎所說「界行」，是唐代「界」這一概念的延伸，它與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線」的概念完全不同。畢昇的泥活字，只是在鐵質的印版上「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並無隔行之物[1]，而王禎的「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之法，則可使版面更為穩固，比之畢昇泥活字，顯然在技術上是個進步，但此法並未顯示出發明者欲在頁面上添加「行線」的意念，可見宋元活字尚無後世所謂的「行線」、「行格界線」這一概念。

王禎「界行」與明清「行格界線」性質不同

上述認識，因至今未發現宋元活字印本，所以目前無法通過直接證據加以確認。但是，我們從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本續》中找到了旁證，這就是「隔行竹片印痕」。

所謂「隔行竹片印痕」，是指字行間長短不一、墨色深淺有差的線條。這種線條在《本續》三卷中較為突出，比較典型的頁面，如《本續》卷四第19頁有印痕3行〔圖二〕，《本續》卷三第16頁有印痕5行〔圖三〕。說它是印痕而不是「行格界線」，主要是受到有關文獻的啟示。

沈括《夢溪筆談》和王禎《印書法》，是留傳至今僅有的宋元時期記述活字印刷技術的珍貴文獻。上面已經提到，《夢溪筆談》所載畢昇泥活字排版技術無隔行之工序，當然不會有隔行之物在印刷時留下印痕。而王禎木活字的排版技術，則有「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的工序。《本續》頁面上的這些線條，就是隔行「竹片」處理不當，稍有突起留下的痕迹。

這種印痕現象在近代的鉛字印刷品中亦可看到，如果隔行的鉛條夾不好，也會在字行間留下印痕。這就是筆者對這種線條成因的解釋，也是定《本續》為木活字版印本最主要的依據。

但是，也有學者對「隔行竹片印痕」提出質疑。國家圖書館冀淑英研究員，是文化部參加「西夏木活字成果」鑒定委員會委員之一，她在鑒定會上指出，字行間出現這種線條不足為奇，明清活字本中，多有這種斷斷續續的線條，這是「行格界線」，並認為以此為據定《本續》為木活字，尚需斟酌。張秀民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中國活字印刷史》中也提出與冀先生基本一致的說法，但又提出兩點證據以證明其說：一是「有隔行線的痕迹，並不是木活字獨具的特徵，金屬活字也有這一現象」，二是「有的印本雖然是木活字印本，但是印得完全像雕版一樣，如武英殿聚珍版的一些木活字印本」，從而得出「以有無隔行線來區分木活字和其他活字，理由不夠充分」的結論。

[1] 記述畢昇泥活字的文字，見(宋)沈括著、侯真平校點：《夢溪筆談》卷一八，頁147、148，嶽麓書社，1998年。

這裡，針對張先生所論，筆者試作進一步討論：

先談第二點，即武英殿聚珍版木活字印本的問題。從金簡《程式》〔圖四〕等書可以看出，聚珍版木活字印本，四角嚴絲合縫，行格界線清晰平直，墨色黑亮，印刷精良，恰如張先生所言，印得「與刻板無異」。但筆者認為，其所以印得「與刻板無異」，是因為金簡木活字和王禎木活字的工藝完全不同，前者本身就是雕版，也即《程式》中的「套格」(下節詳論)。放寬一點說，因非同一時代之物，明清木活字本比西夏《本續》優秀，也屬技術進步的反映，並不足以證明《本續》不是木活字。

重點談第一點，張先生談到，金屬活字也有「隔行線的痕迹」。恰如張先生所言，如明代華氏會通館銅字本《正本諸臣奏議》〔圖五〕、明代嘉靖銅字本《顏魯公文集》〔圖六〕等印本，確是字行間也有斷斷續續的線條。但是「隔行線的痕迹」，與筆者所說的「隔行竹片印痕」 是同一性質的線條嗎?顯然不是。其實張先生所說的「隔行線的痕迹」就是冀先生所說的「行格界線」。

〔圖五〕、〔圖六〕所示線條是「行格界線」印刷不清所致;而《本續》應是並無行格界線，只是隔行之物處理不當留下的痕迹。這裡，我們將〔圖二、圖三〕與〔圖五、圖六〕作一比對，就可以看出至少四點差異：

其一，在《本續》9卷中，並非每卷都有「隔行竹片印痕」，更不是每頁、每行都有。而明清活字本的「行格界線」，則是全書的每頁、每行都有。

其二，《本續》中的「隔行竹片印痕」，行數少，長線少，很少有頂格的情況，更沒有能上下貫通的線條。而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線」，則每行皆有線條，多為頂格，儘管有斷線，但可以上下貫通。

其三，《本續》有很多韻文，韻文上下留有空白，少數頁面空白處有「隔行竹片印痕」，但更多頁面韻文空白處則無這種線條〔圖七〕。而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線」在文題空白或上下空白處，線條更為完整清晰〔圖四〕。也就是說，如果《本續》的線條是「行格界線」的話，那麼其在韻文空白處的線條應該和明清活字本一樣，印得更為清楚。

其四，如〔圖二、圖三〕所示，《本續》的印痕線條有粗有細，有的還有一定的弧度，是「竹片」特質的體現。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線」，雖然斷線有清晰與模糊的差異，但線條筆直，無粗細之分。

上述四點，充分說明這是兩種形態不一、性質不同的線條，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王禎「界行」與金簡《程式》「套格」不同

有關印刷史，特別是活字印刷論著，無不談到王禎《印書法》和金簡《程式》兩書的關係，認為金簡《程式》是王禎木活字的「發展和改進」。不過，筆者覺得這一認識，似乎遠未把金簡《程式》在我國印刷史中的地位表述出來。金簡《程式》不單單是木活字印刷技術的成熟和進步，它的最大貢獻是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木活字和雕版相結合的印刷技術，或可稱為「套版」技術。

這裡將《程式》中與排版、刷印相關的內容摘錄如下，並試作分析：

套格：用梨木板，每塊面寬七寸七分，長五寸九分八厘，與槽版里口畫一，周圍放寬半分為邊。按現行書籍式樣，每幅刻十八行格線，每行寬四分。版心亦寬四分，即將應擺之書名、卷數、頁數，暨校對姓名先行刊就，臨用時酌嵌版心。

擺書：俱用粗通文義、明白字體之人分稿後，即將原文統計文內某字用若干個，各以類聚。另謄一單，按單取完各字，置於類盤之內。然後照稿順其文義配合夾條、頂木排擺於槽版之內。隨用小方簽寫某書、某卷、某頁，貼於槽版之外邊，以便查記。

刷印：逐版校竣之後，即將前刻套格版先行刷印格紙。如某書應刷若干部，則每塊預刷格紙若干張。隨將所擺之槽版查對方簽，與格紙卷頁相符，用以套刷，即可成書。

夾條：用楠木或松木做成條片，寬五分，長五寸八分八厘，厚一分。凡書內整行大字靠整行大字，即用此夾擺。

頂木：凡書有無字空行處，必需嵌定，方不移動，是謂頂木。用松木做成方條，高五分，用於大字者面寬三分，小字者面寬二分，俱自一字起至二十字止。量其空字處長短，揀合尺寸(者)，嵌於無字空行處。

引文告訴我們：與一般活字只排一塊印版，只擺印一次的工藝不同，《程式》要用兩塊印版，「套刷」兩次。一是用「梨木版」刻好的「套格」版，按要求印數「刷印格紙」;二是用排好文字的「槽版」，與「卷頁相符」的格紙「套刷」。這種印刷效果，恰如張秀民先生所概括的「印刷時先印框欄格子，再印文字於套格[1]內，因此每頁四周邊欄介面處，不像一般活字本留有缺口」，印得「與刻版無異」[2]。這就是說，通過這套工藝印出來的書，其「行格界線」是「套格」印出來的。

筆者注意到，與文字版一起「套刷」的「夾條」、「頂木」，兩者均高5分，正好比木活字(高7分)低2分，因此，在印好的書上顯不出來，這就充分說明「夾條」、「頂木」與「套格」所印的「行格界線」沒有關係。

有了上述對《程式》排版、印刷工藝的了解，特別是對「夾條」和「套格」功能的認識，就可以對王禎的「界行」與金簡《程式》中的「套格」進行較為深入的比較。

王禎《印書法》「竹片」的功能，與《程式》中片狀「夾條」相當。它們如同近代鉛活字中的「鉛條」一樣，在排版時都是夾在字行間的，比活字要低，印出後不顯於書上，形不成印本上的「行格界線」。這種情況，在明清活字本中也可見到，如明嘉靖銅活字本《墨子》〔圖八〕，清呂撫泥版活字本《廿一史演義》〔圖九〕也無「行格界線」。呂氏《精訂綱鑒廿一史通俗衍義》〔圖十〕印法，雖有「木條內邊上下開孔，界以篾片」的工藝，但印出後「不顯行格」[3]，其理一同。

[1]準確的說法不是「套格」內，而應是「格紙」上。

[2]前揭《插圖珍藏增訂本——中國印刷史》頁592、621。

[3]徐憶農：《中國版本文化叢書·活字本》頁39、40，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張秀民所言，「王氏削竹片為界行，而這次則先用梨木按書籍式樣，每幅刻十八行格線名套版」[1]，將王禎「削竹片為行」加了一個「界」字，成為「王氏削竹片為界行」，顯然是將王禎《印書法》中的「界行」與明清活字本「行格界線」的概念相混淆，誤將王氏的「削竹片為行」與金簡《程式》的「套格」相對應，並誤認為王氏「削竹片為行」中的「行」，就是明清印本上的「行格界線」。

[1]前揭《插圖珍藏增訂版——中國印刷史》頁592。

本文出自《故宮博物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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