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希望一個繁榮的「國際的中國」儘早誕生

正因對世界大同、和平主義抱著樂觀的信仰，胡適也對中國融入世界一體化的進程抱有相當樂觀的看法。他希望中國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希望一個繁榮的「國際的中國」儘早誕生。基於此，胡適對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與主流輿論的看法截然不同。

帝國主義問題

1922年9月，胡適在《努力周報》第22期發表《國際的中國》，反對把反帝視為時代的中心任務，主要針對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二大宣言。

中共二大宣言分析了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之下的中國政治經濟現狀，提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當前任務及奮鬥目標。宣言強調，在中國被侵略的80年當中，中國事實上已變成帝國主義列強共同的殖民地，中國人民「倒懸於他們欲壑無底的巨吻中間」。一戰以來，日、美兩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爭奪衝突加劇。必須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才能建立真正的統一民族國家，達到國內和平。

胡適將中共二大宣言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觀察看成是「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瞎說的國際形勢論」。

中共二大宣言認為，華盛頓會議給中國造成一種新局面，即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競侵略，變為協同的侵略。這種協同的侵略，將要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的經濟獨立，使中國人變成新式主人國際托拉斯的奴隸。而胡適的判斷則是，華盛頓會議的確不是為替中國申冤而召集的，但中國的國民外交和美國的輿論使會議變成「援助中國解決一部分中日問題的機會」。會議的結果雖未必能完全滿足我們的希望，但應承認它取得了一定效果。

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最近世界政治正發生兩個正相反的趨勢，一是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列強企圖協同宰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一是國際共產黨和蘇俄領導的世界革命運動和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中國人民應加入後一運動中。而胡適則認為，華盛頓會議後，中國的民族危機已經減弱，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我們現在盡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噩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其次，外國投資者同樣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外國投資會帶來雙方的受益，毋庸顧慮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中國共產黨人與胡適對中國局勢的估計也不一樣。

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時局的分析，主要強調軍閥戰爭之間，有帝國主義的支持。英、美帝國主義站在吳佩孚的後面，日本帝國主義站在張作霖的後面。而現在美、日合作，共同利用吳、張、安福系、交通系等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個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國傀儡政府。」而胡適認為，列強對中國的內爭，持中立的態度。至於美國與日本攜手聯合曹、張、安福系、交通系，「我們稍知道美國的歷史和國情的，可以斷定美國絕不會有這種奇怪的政策」。

胡適的文章還回應了共產黨人機關刊物《嚮導》創刊號上的一篇《本報宣言》。這份宣言提出共產黨人的兩個目標：一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一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

胡適贊成第一項民主革命的任務，卻反對第二項反帝鬥爭的任務。他強調內因的決定性作用，認為中國沒有面臨直接的外來民族危機。這是《國際的中國》的基本觀點，也基本是胡適的一貫態度。

胡適否認帝國主義應對中國的動亂負責，那麼，中國的癥結何在呢？胡適的結論是「五鬼亂中華」。

五鬼亂中華

中國問題的癥結何在？現代中國的出路何在？這是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重要問題。

主持《新月》雜誌時期，胡適曾發表《我們走那條路》，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為此必須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仇敵是貧窮。

第二大仇敵是疾病。

第三大仇敵是愚昧。

第四大仇敵是貪污。

第五大仇敵是擾亂。

而根本的態度和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而應只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胡適的「五鬼亂中華」說，與國人經歷了國共合作的革命宣傳，認識到反帝反軍閥的革命任務的說法，大相徑庭。

梁漱溟在《村治》第2號上發表文章，「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稱胡適「輕率大膽，真堪驚詫」。梁忍不住反問他：「在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為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先生無取於是，而別提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之說。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何以不是我們的敵人?」梁漱溟認為，疾病、愚昧皆與貧窮為緣，貧窮則直接出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貪污與擾亂有關；擾亂間接由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而來，因此帝國主義實為癥結所在。

為什麼帝國主義不是我們的敵人？胡適的答案是：「『貧窮則直接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則難道八十年前的中國果真不貧窮嗎？如說，『擾亂則間接由於帝國主義操縱軍閥』，試問張獻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國的操縱？今日馮、閻、蔣之戰又是受了何國的操縱？」在他眼中，「帝國主義者三叩日本之關門，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躍而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癥結』究竟在什麼地方？豈是把全副責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在國共革命宣傳的強勢話語中，連三歲孩童都知道帝國主義了，連梁漱溟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對於反帝的說法也是毫無懷疑，但胡適仍然堅持不將帝國主義列為中國的頭號大敵。

顯然，胡適並不否認有帝國主義現象的存在，但他拒絕以「帝國主義」解釋中國的落後混亂，反對以開展反帝運動作為時代的中心任務，這是有若干基本原因的：其一，他認為內因重於外因，中國的問題主要在內部；其二，他認為不能用「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來拒絕西方文明，煽動排外運動；其三，他晚年多次提到，「反帝國主義」是蘇俄用來抵制其他列強影響的宣傳策略。

摘自鄧麗蘭《胡適》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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