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贊：跋《宋司馬光通鑒稿》

最近看到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馬光通鑒稿》，雖然只是幾百字殘稿，但從這個殘稿可以看出司馬光寫著《通鑒》的負責態度和治史的嚴謹精神。

全稿二十九行，四百六十餘字，所記是東晉元帝永昌元年（公元３２２年）一年之事，起是年正月王敦將作亂，迄是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掠居民千餘而還。自正月至十二月，按月記事，有事則書，無則缺，但每事僅書發端一、二字或五、六字不等，以下便用「云云」二字結束。如：

「永昌元年正月乙卯改元。王敦將作亂，謂長史謝鯤云云」。

「二月，後趙王勒立云云」。

「五月乙亥，襄陽太守周慮襲卓於云云」。

也有僅書末尾一字的。如：

「十二月云云，還」。

手稿的後段是利用范純仁寫給作者及其兄旦的書札起草的。作者把書札上的字用墨塗去，墨淡，原來的字跡尚可辨認出來。

手稿的後面，有司馬光手書的陳謝狀。陳謝狀沒有上下款，不知是寫給誰的。內容是答謝朋友的「頒賜」。

在同一稿紙上，既有司馬光手書的《通鑒》稿和陳謝狀，又有范純仁寫給司馬光兄弟的書札，這正如宋人趙汝述的題跋所云「幅紙之間，三絕具焉，誠可寶哉」。當然，最可寶的還是《通鑒》的手稿。

很多宋元人的題跋都說這個手稿是《通鑒》的初稿，我看這不是《通鑒》的初稿，只是《通鑒》的一個提綱，而且不是最後的提綱。

第一，如果是《通鑒》初稿，作者應將寫入永昌元年的每一史實，從頭到尾，全部寫出，而這個手稿對於每一史實，只寫發端數字，以後便用「云云」二字結束。顯然，這只是作者把他認為應該寫入這一年的歷史事件提示出來而已。

第二，如果是最後的提綱，其所載永昌元年的史實，應與今本《通鑒》所載同年的史實相符，而手稿所寫永昌元年的史實，與今本《通鑒》所載同年的史實頗有出入，證明這個提綱在後來是經過了修改的。

第三，史載司馬光修《通鑒》，政府給筆札，如果是定稿，應該用正式的稿紙謄清，不會寫在范純仁的書札上面，更不會在手稿後面起草陳謝狀。顯然，這個手稿是一個提綱的初稿而在後來被廢棄了的。

這個《通鑒》永昌元年手稿的發現說明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情，它說明了司馬光對於《通鑒》的編寫，不只是在事後修改潤色，而是一開始就抓提綱，不僅抓總提綱，而且抓每年的提綱，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綱。這一點就大大地值得我們學習。

更重要的是司馬光對於《通鑒》提綱的起草，是用一筆不苟的字寫出來的，這一點又說明司馬光對待提綱是採取了如何慎重的態度。很多前人的題跋都讚揚他的這種慎重態度。例如宋人葛洪等的題跋云：

「此屬稿爾，而字畫無一欹傾，惟公不欺之學，何往而不在哉」。

元人黃晉的題跋有云：

「此特其初稿耳，而作字方整，不為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季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為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相追逐也」。

元人宇文公諒的題跋亦云：

「今觀溫公此稿，筆削顛倒，訖無一字作草，其謹重詳審遒如此。誠篤忠厚，氣象凜然，見於心畫之表，彼浮躁急迫者安能如是邪！」

我同意前人對司馬光的這種讚揚。固然，字的正草，不是衡論文章好壞的標準，但「作字方整」不僅是寫字的問題，而是表現作者落筆不苟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值得讚揚的，因為這對於那些以了草輕率的態度對待編寫歷史的人是一個最好的教育。當然，更值得讚揚的是司馬光親自寫提綱，對於《通鑒》一書的發凡創例所採取的慎重和負責的態度。

大家都知道《通鑒》是一部集體寫作的書，參加這部書的主要寫作人有劉頒、劉恕、范祖禹三人。劉頒擔任兩漢部分，劉恕擔任魏晉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擔任唐、五代部分，而由司馬光總其成。此外還有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文字檢閱。

劉頒、劉恕、范祖禹都是司馬光自己邀請的志同道合的人，他們都是當時有名的史學家。史載劉頒「博記能文章」，「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頌。」（宋史卷３１９本傳）劉恕「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他曾「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傳所不載者為《通鑒外紀》。」（宋史卷４４４本傳）范祖禹「嘗進《唐鑒》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鑒》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鑒公雲。」（宋史卷３３７本傳）擔任文字檢閱的司馬康，也是「敏學過人，博通群書。」（宋史卷３３６本傳）

集體不大，每一個成員都是自己邀請的具有專門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即因志同道合，在認識上、觀點上就容易取得一致。即因都有研究，每一個參加編寫的人，都具備獨立處理歷史問題的能力，都能擔負起他們所承擔的那一部分的任務，都能寫出基本上具有當時學術水平的初稿。這些，我以為是成功地編寫《通鑒》的主要條件之一。但不管參加集體的成員怎樣強，如果主編置身事外，那麼寫出來的書，也不過是一床最好的百衲被，如果要使集體寫作的書變成一個完整的連針線的痕迹都看不出來的錦繡文章，那主編就必須對全書的體例以及各段落之間的聯結、貫通負起責任。司馬光在這一點上作出了很好的模範。《宋史·劉恕傳》載：「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鑒》，英宗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看來司馬光對於擔任魏晉南北朝部分的劉恕是最器重的。永昌元年，屬於魏晉範圍，正是劉恕擔任的部分，但對於起草這一年的提綱，司馬光卻沒有委託劉恕而是親自動手。這一點就說明了司馬光對於總攬《通鑒》全書的綱要方面，作了辛勤的工作。由此可見，要搞好集體編寫歷史的工作，固然要有很多劉頒、劉恕和范祖禹，但每一部書還要有一個司馬光。

近人好為長文，喜寫厚書，其實文不在長，書亦不在厚，只要有內容就行。當然，如果非長不能盡其意，非厚不能畢其詞，我們也不反對長文和厚書，但故意拉長、加厚，就大可不必。應該學習司馬光從兩屋稿子中提煉出一部《通鑒》的辦法，刪繁就簡取精用宏，特別應該記得列寧的教訓：「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前人的題跋也讚揚司馬光以書札作為稿紙的節約精神。例如韓性的題跋有云：「溫公被命為通鑒，給筆札，辟僚屬，其事至重。其以牘背起草，可以見其儉。」節約稿紙也是美德，但我以為司馬光最大的節約不是稿紙，而是文字。如果因為節約文字而多用了一些稿子，我以為這不是浪費而是最大的節約。司馬光編寫《通鑒》就用了很多稿子。在寫完《通鑒》以後，殘稿尚盈兩屋就是證明。假如司馬光不浪費這兩屋稿子就不能寫出他的《通鑒》來，因為《通鑒》是從這兩屋稿子中提煉出來的精華。經過這一提煉的過程就大大地節約了文字，節約了刻版工人的勞動，節約了紙張和其他印刷材料，特別節約了讀者的時間。

《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之末，前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按年代順序，排比史實。敘事則提要鉤元，行文則刪繁就簡，疏而不露，簡而扼要。言必有據，沒有空話；事皆可征，沒有臆說；文字精鍊，沒有費辭。所有這些，都是一再提煉的結果，而不是大筆一揮就可以寫成這個樣子。固然在精雕細刻方面，多半是由於參加《通鑒》寫作的每一個人的努力，但對於全書體例的統一安排，史實的最後校訂，文字的剪裁乃至句法的錘鍊，使《通鑒》成為一部完整的著作，司馬光付出了最大的勞動。所以司馬光在他的進書表上說：「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當然，《通鑒》的寫作之所以成功，時間也有很大的關係。我說時間很重要，不是說我們也要學司馬光一樣，用十九年的時間寫一部通史，只是說用突擊的方法對待學術研究是不妥當的。列寧說過：「在文化問題上，急躁冒進是最有害的。」又說：「在這裡也不要忘記，我們往往太喜歡用熱心和性急等等來彌補（或者以為可以彌補）沒有這種知識的缺陷。」要記得列寧的話：「在這裡，光靠蠻幹和突擊，光有機智和毅力，或者光有人的任何優良品質，都是無濟於事的。」必須還要有專門知識，而這種知識是要時間才能學到的。所以列寧告訴我們：「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然後要檢查，使學問深入到我們的血肉裡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為生活的組成部分，而不是使學問變成僵死的條文或時髦的詞藻。」

最後我還想順便說一說范純仁和他寫給司馬光兄弟的書札。范純仁是范仲淹的兒子，他在政治上和司馬光一樣也是保守派，他和司馬光是很好的朋友，又是親戚（司馬旦的兒子司馬宏是范純仁的女婿）。在王安石執政時期，司馬光被迫從政治舞台退到書齋，專門從事《通鑒》編寫。從神宗熙寧四年（１０７１年）司馬光就帶著他的《通鑒》編輯部從汴梁搬到洛陽。從此以後，一直到元豐七年（１０８４年）前後十五年，司馬光都住在洛陽編寫《通鑒》。這時有很多王安石的反對派避居洛陽。有一個時期范純仁也在洛陽。當時這些寓居洛陽的王安石的反對派，組織了一個「真率會」，司馬光、范純仁都參加了這個「真率會」。據《宋史·范純仁傳》載：「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范純仁寫給司馬光及其兄旦的信，大概是他們同在洛陽的時候寫的。范純仁信上有「伯康必更痊平」及「伯康初山，（『山』字應為『痊』字之誤）諒難離去，咫尺無由往見，豈勝思仰之情」等語。看來，范純仁寫這封信的時候，司馬光與其兄旦居在一處，司馬旦正在生病。據《宋史·司馬旦傳》載，司馬光與其兄旦不居在一個地方，「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池勝概。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宋史·司馬光傳》亦載：「（光）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大概范純仁寫這封信的時候，正是司馬光回到夏縣去探視他的長兄的病的期間。范純仁的信，主要地是問候司馬旦的病。

范純仁的信和《通鑒》稿沒有關係，但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司馬光和當時保守派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司馬光雖然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編寫的《通鑒》也由於時代和階級性的局限，全書都貫串著地主階級的歷史觀，這種觀點，露骨地表現在「臣光曰」的評語中。而且他寫這部書的動機主要的是替皇帝提供統治人民的歷史經驗。儘管如此，《通鑒》這部書仍然是一部最成功的集體寫作的通史，而且替集體編寫歷史提供了良好的範例。至於司馬光編寫《通鑒》的負責態度和治史的嚴謹精神，直到今天我以為還值得我們學習，特別值得集體編寫歷史的同志們學習。

來源：人民日報 1961年6月18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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