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科技工作者平均年齡不到36歲，除了錢他們還需要這些動力

從2009年讀博士算起，中科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的張賽鋒，已經做了9年多的相關領域研究。而從博士畢業至今，他共入選了三次相關領域的科研項目和人才激勵計劃。

今年入選上海市青年科技啟明星計劃的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朱磊，這兩天剛將40萬元的項目經費預算做完。

武漢同濟醫院的陳醫生，最近也剛結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的材料準備，若最終獲評，她將獲得20萬元的科研經費。

這三位來自不同領域的科技工作者，最大的不過34歲，最年輕的還未滿30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當前科技工作者的年齡結構。

根據中國科協去年年底發布的《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下稱《報告》），我國科技工作者隊伍平均年齡為35.9歲，而在2008年和2013年的兩次調查中，這一數據分別為37.4歲和36.8歲。

第四次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課題組組長、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鄧大勝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我國的科技工作者大部分都是年輕人，這也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結果。從長遠來看，未來10~20年科技工作者還將繼續年輕化。

在年齡結構年輕化趨勢下，如何更好地調動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創造性，也成為構建科技創新體系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激勵力度加大

我國科學學家趙紅州曾提出「科學創造最佳年齡規律」，即傑出科學家做出重大貢獻的最佳年齡區在25~45歲之間，峰值年齡為37歲左右。

我國人力資源的發展更是決定了科技工作者的年齡結構呈現年輕化趨勢。

鄧大勝對記者表示，現在我國科研人員大部分都是年輕人，這是高等教育發展的結果。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參加高考的那批科技工作者，大部分已經臨近快退休的年齡，或是已至管理層。如今科技工作的主力，就是這批八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人，「科技人力資源的結構是由供給數量決定的」。

在青年科技從業者的激勵方面，國家和地方政府也主要是從政策和資金面上提供支持。

在基礎性研究領域，1986年成立至今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下稱「國家基金委」）就在傑出青年、優秀青年、青年基金等多個項目上資助了多位從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科技工作者。

這32年中，國家基金委年資助額從8000萬元增長到2017年的267億元，增加了300多倍，在中國基礎研究總投入中佔比27%。

陳醫生就是準備申請國家基金委青年基金的一員。醫學博士畢業後，她進入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口腔醫學中心工作。 「國家青年基金的含金量很高，主要是用於基礎科研方面的支持。我們一般是每年3月提交網上申報系統，院里申報的同事基本會提前2~3個月來準備。」她告訴記者，身邊相仿年紀的同事中，基本符合要求的人都會申請。

國家基金委對於科學基金的改革也在不斷推進。2018年下半年，國家基金委提出要以5到10年的時間，對科學基金進行深層次的重大改革。近日，國家基金委和財政部發布關於進一步完善科學基金項目和資金管理的通知，要求從精簡信息填報和材料報送、精簡項目過程檢查等13個事項進一步減輕科研人員的負擔。

以上精簡信息填報和材料報送為例，陳醫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通知中涉及的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申請書中不必再列出參與者，繼續擴大項目無紙化申請試點範圍也減少了他們申請的步驟。「以前列參與者需要把每個人的簡歷和科研成果全部寫一遍，現在只需要單列自己的就可以了。」

除了國家基金委對於基礎研究的扶持，在後續應用、中長期研究和培養方面也有相應的扶持政策，例如青年人才托舉工程、中國青年科技創新獎、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青年科學家項目」等。

朱磊於2014年在上海交通大學留校任教，先是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青年基金，又在留校第二年獲得科技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青年科學家項目」 （原青年973），這也成為他科研起步的一個比較重要的轉折點。除此之外，朱磊還作為研究骨幹和所在科研團隊一起獲得了2016年國家科學技術獎，今年又獲得了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於1991年設立的上海市青年科技啟明星計劃。

積累和沉澱是朱磊提及最多的兩個詞。他認為：「獲得這些幫助其實是一個正向反饋的過程，需要你從學生時期和講師階段就開始積累，畢竟科技領域的研究並不是一蹴而就的。」

暢通外部人才回國通道

無論是上海的啟明星計劃，還是武漢市青年科技晨光計劃、浙江科協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等，在全國各地，都可以找到對應的青年科技從業者扶持項目。

在張賽鋒看來，對於青年工作者，國家和地方政府在每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支持，近些年來支持力度也越來越大。

他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以上海為例，在培養青年科技人才方面，有一個梯度支持，從畢業到研究階段經費會逐步增加。「最早是博士畢業時申請上海市自然基金項目，拿到了10萬元的經費，可以用來買一些光學設備、材料和元器件，第二次又申請到了額度更高的上海自然科學基金探索類項目。」

而最近的一次，是上海市青年科技啟明星計劃。張賽鋒說，該計划上海全市每年只有200個名額，競爭非常激烈，需要經過多輪評審。「感覺更看重科研業績、申請書的創新性，當然科研成果的國內外評價也可以加分。」

不只是對本土科技人才的扶持，我國在吸引海外歸國人才方面也會創造良好環境。

以引領科研創新的青年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為例，除了國家統一提供的50萬元的一次性生活補助，以及100萬~300萬元的科研經費，各地區的高校也爭相開出各具特色和差異性的優越待遇。

持續上升的回國人才數據也和強力度的激勵措施相符。2011~2017年，中國留學生回國比例呈直線上升，從最初的2.9萬增加到5.3萬。

據朱磊觀察，在其獲得的啟明星計劃以及其他科研項目激勵中，本土科技工作者和海外引進人才大概各佔一半。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張春曉對記者指出，目前在我國科技體系的搭建中，本土和海外歸國科技人才同樣重要，因此需要對內營造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長的氛圍，同時暢通外部人才回國的通道。

收入體系仍存改善空間

良好的激勵制度對應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正面反饋。

上述《報告》顯示，科技獎勵的正面示範效應明顯。22.2%的科技工作者近三年得過科技獎勵，平均獲獎2.1項，高於2013年的17.2%。對於科技獎勵的社會影響，85.5%的科技工作者認為正面示範效應非常明顯或比較明顯，高於2015年的81.7%。超過八成的科技工作者認為科技獎勵有利於調動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增強科技人員的責任感，提高科研產出質量。

不過，相比前輩，年輕科技工作者也面臨更大的壓力。「畢竟優秀的科技工作者越來越多，分母越來越大，競爭也更激烈。」鄧大勝指出。科技工作者的收入體系還存在相當大的改善空間，尤其是一些做基礎研究的人，以及短期內科研成果不能轉化的人，怎麼給他一個更為穩定的收入，是目前需要考慮的。

《報告》指出，過去幾年，科研人員收入增加但收入滿意度持續下降。2016年科技工作者平均年收入為90985.5元，比2012年增長了22.7%。但科技工作者對自身收入在當地相對地位的判斷呈現持續下降趨勢，33.5%的科技工作者認為自身壓力主要來源於經濟收入。

和其他啟明星獲獎者一樣，張賽鋒的40萬元項目經費更多地用來培養課題組的研究生，「大概會佔四到五成，其他就用來買設備和測試費」。

朱磊的收入則主要由固定工資和績效組成，項目人員經費用於團隊學生的勞務費發放。

相比收入問題，他目前面臨更多的是一些無形的壓力。雖然如今科研領域一直在推進「摘帽子」、「去牌子」行動，但在朱磊看來，雖然這些帽子不能代表一個人的科研水平，但短期之內仍會用作評價標準，畢竟這是一個獨木橋，並不是每個人都拿得到。「壓力也主要來源於這裡。」朱磊說。

針對這些問題，不論是國務院去年7月印發的《關於優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績效若干措施的通知》，還是正在推進的減輕科研人員負擔七項行動，都從經費管理、評價激勵制度等多個方面推進科技領域「放管服」改革，減輕科研人員負擔。

張春曉指出，在我國科技創新體系的搭建上，近幾年也有不同的激勵政策，目前仍需要加大投入力度繼續完善。只有機會增多、平台完善了，提供給青年人才的通道才會愈加暢達，從而形成良好的機制，就會「有能者必有為」，而不是等到論資排輩快退休了才出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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