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獨君功力邁觀堂

董作賓先生

董作賓(1895—1963)，南陽人。甲骨學家、歷史學家，書法家。

董作賓：獨君功力邁觀堂

王幅明

一、篆刻郎遇到貴人

「堂堂堂堂，郭董羅王」，說的是「甲骨四堂」。20世紀前半葉，甲骨學勃然興起，成為學術界的一門顯學。一批飲譽海內外的大學者應運而生，其中郭沫若、董作賓、羅振玉、王國維四人成就卓著，恰巧他們的字均有一個「堂」，分別為「鼎堂」、「彥堂」、「雪堂」、「觀堂」，隨之，「甲骨四堂」之說便廣為流傳。錢玄同常效古法將號綴於名字之前，稱為疑古玄同。他首先將郭董羅王並列，讚揚他們在甲骨文研究中的成就。「四堂」之中，終生專註於甲骨學，用力最勤、成就最多的，當推「彥堂」董作賓。

董作賓，原名作仁，字彥堂，又作雁堂，號平廬。祖籍河南溫縣。因家鄉遭災，董家青年董士魁背井離鄉，隻身到南陽謀生，先是打短工，後到一家店鋪當店員。店主沒有兒子，看士魁孤身一人勤奮能幹，就將女兒嫁給了他。後來，夫妻兩人就經營這家小店。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仲春，長春街一座臨街小店的住宅里，一個男嬰呱呱墜地。這個嬰兒即董作賓，嬰父董士魁此時已過不惑之年。

董作賓6歲入私塾學習，他聰穎過人，又刻苦努力，先後博覽《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學說。這時，甲骨文字剛剛被發現，董作賓毫不知曉。他與甲骨之間的緣分，還很遙遠，不過，冥冥之中發生的事情，似乎有某種暗示。當時與其家雜貨店為臨的是一個叫「吉祥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技藝高超，聞名宛城。少年董作賓常到周文金的刻字店去玩，細心觀察各種雕刻技法，久而久之，迷上了篆刻。10來歲時，董作賓開始手癢，沒有石料，他就撿些厚而密實的瓦片，磨成小方印形狀，拿母親納鞋底的鐵錐子「剜之」，竟然能「粗成文理」，頗有點意趣。 周先生喜歡上了這個與自己有同好的孩子，儘力教他一些技法。周家有本《篆字彙》，董作賓時常借來觀摩，沉浸其中。

12歲的時候，董作賓轉了個私塾，與比他年長兩歲的郭寶鈞成為同學。兩個孩子一見相悅，結交為最好的朋友。後來董作賓到安陽做第一次考古發掘時，在河南省教育廳工作的郭寶鈞出面幫他協調地方官員，並與他一起進行發掘，後來也成為著名的考古學家。

14歲的時候，董作賓刻章技藝逐漸嫻熟，在附近已小有名氣。因家境窘迫，他在課餘常幫助父親幹活，每到臘月，就寫春聯賣了掙錢。在家門口支攤給人刻印章，每個字收四個銅板。

董作賓先後讀了10年私塾，1910年，他進入當地元宗小學堂學習。一年後，他的弟弟董作義不幸夭折，父親擔心家裡商業後繼無人，令他棄學經商。董作賓雖有失落，他很快找到了新的樂趣：有了雜貨店的進貨權，他就進些壽山石經營。掙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從中「擇其美者，饜己之欲」，拿來試手。除了經營壽山石，這位小老闆還開創了一項新業務：賣書。不過這項業務他也是別有目的，每進新書，他都「先讀而後售之」。那時，南陽長春街來往的人，常可以在街頭看到一位刻章的青年，有生意時，他潛心刻章，沒生意時，他埋頭讀書。這位好學的青年，引起了長春街一位貴人的注意，他的生命軌跡因此改變。

董作賓先後得到兩位南陽名流的提攜。第一位叫張嘉謀，清末民初河南著名教育家。張嘉謀也是長春街人氏，1874年生人，自幼聰穎勤奮，23歲考中舉人，一時聲名鵲起，與通許胡石青、鞏縣王摶沙、商丘井偉生、信陽劉邃真等合稱「中州八大名流」。1905年，新式學堂興起，張嘉謀在家鄉創辦南都小學堂和敬業小學堂，並擔任宛南中學堂（南陽市第一高中前身）總教習。1907年，張嘉謀被清廷委以內閣中書，並出任河南學務公所議紳，協助李時燦議長掌管河南省教育行政。當年，他就和李時燦共同創辦了河南省第一所女子中等學堂——中州女學堂。三年後，又與同仁一起將該學堂改辦為河南女子師範學堂，為推動河南女子教育做出重大的貢獻。民國初年，張嘉謀主要在省會開封生活，偶爾回鄉，發現了好學聰穎的董作賓，頓生愛才之心，出面勸說他報考南陽縣立師範，董士魁被說服，同意兒子前去報考，結果董作賓以第二名的成績考取。1916年冬，董作賓以「最優等第一」的成績畢業，被留在學堂任教。這時他父親已病逝，董作賓將雜貨店委託給別人經營，自己專心當起了教師。

張嘉謀認為董作賓應該有更大的空間、更大的作為。一年多後，他徵得董母同意，將董作賓帶到開封。這年董作賓已24歲，第一次遠離家鄉，走向廣闊的世界。張嘉謀安排董作賓在家管書房兼辦家務，實際上先給他一個落腳點，不久即引薦他進入河南育才館讀書。育才館是當時河南督軍趙倜開辦，目的是為地方政府培養文秘人員。開始的課程還比較全面，也網羅了一些名流任教，其中就有「尤嗜金石之學」的時經訓先生。時先生擔任地理，以河南地理為講授重點，其中就詳細介紹了他所擅長的安陽甲骨文。當時資料難得，研究甲骨文的人很少了，從時經訓的課堂上，董作賓第一次知道了甲骨文，產生了初步的興趣。

育才館畢業後，董作賓沒有回鄉謀個一官半職。在開封，他與同學一起創辦了一份《新豫報》，一度頗有影響。而這時，張嘉謀被選舉為國會議員，全家移居北京，1922年，他來信邀董作賓前往北京。董作賓再次聽從了恩師的召喚，結束了為期兩年的報人生涯。在張嘉謀家，董作賓結識了北大教授、南陽唐河人徐旭生。徐先生是著名的古史專家，幾次接觸，他發現董作賓天分極高，又為人誠懇，肯吃苦，會辦事，即請他為自己創辦的《猛進》雜誌做校對、發行，並請他到自己家輔導兒女功課。經徐旭生介紹，董作賓進入北大旁聽，他對沈兼士、錢玄同的文字學課尤感興趣，用一年時間自修了兩位先生所有的課程。

1923年，北大國學門研究所招生，在徐旭生的引薦下，董作賓順利考取了該所研究生。當時學術界非常重視民間歌謠，蔡元培、胡適、周作人、劉半農等發起徵集全國歌謠，並創辦《歌謠周刊》。受這種潮流的影響，董作賓選擇民歌民謠和方言為研究方向，併兼任《歌謠周刊》的編校，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北大學習。在專業學習之外，甲骨文開始在他心中顯現出巨大的魅力。當時羅振玉的《殷墟書契前編》出版不久，他對此書愛不釋手，常用油紙影印摹寫殷商文字。由於有篆刻功底，他很快學會了那些甲骨文字。一個新的夢想，在他心中逐漸清晰起來。

二、殷墟發掘第一人

1925年春，已過而立之年的董作賓從北大研究所畢業，獲史學碩士學位，被破格聘任為福州任福建協和大學國文系教授，開始了以後數年的教書生涯。1926年，回到河南，受聘中州大學(河南大學的前身)文學院教授，講授語言學和史學兩門課程。1927年暑假過後，董作賓應聘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幹事，從事方言和民歌民謠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反軍閥的暴虐統治，遭到北京大學和各校師生強烈反對，各校教授紛紛南下。董作賓與師友相攜南下廣州，應聘為中山大學副教授，結識了傅斯年。不久，突然接到家鄉南陽捎來的書信，母親病重癱瘓卧床不起，他心急如焚立即請假返鄉照顧母親。在此期間，他應聘擔任南陽第五中學的國文教員，一邊照顧母親，一邊教課。

1928年４月，傅斯年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寫信給董作賓，聘他為通信員。後歷史語言所正式成立，他又被聘為編輯員。同年暑假，母親身體有所好轉，在南陽第五中學的學期教學也已完成，他便接受了恩師張嘉謀先生之約，一起去洛陽調查三體石經，並經溫縣、輝縣等地轉赴安陽，調查殷墟甲骨的出土情況。

當時，由於人們普遍認為殷墟甲骨在經過清末及民國初年的大肆盜掘和古董商人的收購之後，已所剩無幾。董作賓在到達殷墟之後，經過詳細認真的調查及測量發現殷墟的甲骨還在不斷出土。於是得出了「甲骨挖掘未盡」的結論。他認為對殷墟的發掘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遲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損失」，便向史語所作了《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歷史語言研究所安陽調查》的報告。他的報告得到了史語所的高度重視。經過研究便委派董作賓主持殷墟的發掘工作。這次發掘還得到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的支持並特批一千銀圓發掘經費。據考古學家李濟回憶：「中研院特別委派他主持這次重大發掘的原因是第一因為他是最早到安陽的；第二因他是一位河南學者，他的意見對河南省會教育界及鄉鎮人土有決定性的影響，在中央研究院從事田野考古工作以前，北平學術界曾在河南及其它地方嘗試過好多次發掘工作，但都失敗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地方人土強烈反對，所以在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後這一時期，我們所面臨的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說服地方學術界與中央合作。」(轉引自李濟《南陽董作賓與近代考古學》)

1928年10月，在董作賓的主持下，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對殷墟的科學考古發掘正式開始。這次發掘人員除了董作賓之外，還有河南省政府派出的郭寶鈞、王湘(董作賓表弟)等人。董作賓在事前還先擬出發掘計劃和方法。他們把小屯遺址分為三區，採用平起、遞填的方式，探得甲骨在地下的大致輪廓後，分三步實施大規模的發掘。通過發掘，他們在殷墟的心臟——小屯，發掘三個區域，挖掘了40個坑，面積達280平方米，出土了陶、骨、銅、玉等各種器物近3000件。

首次發掘即獲得大量的甲骨具有重大意義：科學的發掘證明了甲骨文的真實性。在殷墟科學發掘以前，講甲骨文的真實性還是假定的，學術界始終有一部分人懷疑它的真實性。有了殷墟的科學發掘，甲骨文材料的真實性得以證明。至此「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另外，由於造假的盛行，傳世的甲骨文真假難辨，就是有經驗的收藏家也往往上當受騙。殷墟科學發掘甲骨文資料，可以作為辨別真偽的標準，偽造的甲骨文就容易被識別出來。

1929年3月李濟率中央研究院歷史所考古團來到殷墟，再次對殷墟進行發掘。於這年10月開始進行第三次發掘，可這次發掘沒進行多久就遭到河南地方當局的層層阻撓，這是因為中央研究院為了研究之便，將所發掘出土的器物運出河南，這並沒有與河南地方政府事先達成共識，引起了地方政府的不滿。雙方爭執不下，互不相讓。當時的安陽縣長知道後也只能站在雙方中間，不敢袒護。後來雙方只好各自向上司發電報，以爭取支持。李濟和董作賓隨後即刻前往北京，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時任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傅斯年跟他們一起來到安陽調解。中研院院長蔡元培也呈請國民政府，並奉當局的命令，發電報給河南省府，要求保護中研院的發掘工作。在雙方的努力下，河南省政府與中央研究院以科研為重，從大局出發，彼此達成幾項協議，才使這次發掘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從1928年開始到1937年10月，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在殷墟進行了15次的大規模發掘，在這15次的發掘中，董作賓除了主持第1、5、9三次的發掘，參與2、3、4、6、7次的發掘外，還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委託，監察了第11、13次發掘。經過不懈努力終於在殷墟的中心小屯、以及侯家莊、後岡等發掘出土了幾萬片甲骨和青銅器、玉器陶器等許多重要的器物。

董作賓與安陽殷墟結下不解之緣，10年之中安陽殷墟成為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自始至終參加殷墟發掘的石璋如在《董作賓先生與殷墟發掘》一文中說：「大家都知道，董作賓先生是殷墟發掘的開山，是殷墟發掘的台柱。前七次發掘每次必與，後八次的發掘，也常往參加。他向前走一步，殷墟發掘則向前邁進一步，並且擴大一次。」

在十數次的發掘整理中他付出的心血最多。不管是訪殷墟、擬計劃、試掘采、還是在摹繪拓印、整理編寫等一系列的具體工作中他都必須身體力行。嚴一萍將他與東漢的張衡相提並論：「後漢人文，宛者為盛，而張子平尤擅一代高名，文史哲思，固已抗節前賢，星曆製作，又稱東京之絕技。吾友董彥堂先生，今之南陽賢士也，是能識倉頡之奇文，誦丘聚之緯書，發冢以求詩禮於孔丘之前，推步而證合朔於姬公之先，使平子在，宜曰後來可謂矣。」(《董作賓先生全集·序》，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版)

除了殷墟的發掘外，他還和李濟等同仁一起發掘了位於山東濟南的城子崖遺址（1930）。經過兩次的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器物，在這些陶器當中最精緻的是黑色陶器，其主要類型有鼎、鬲、盆、杯等。經過研究他們提出了這些黑陶文化即為「龍山文化」的新觀點。這在當時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在後來為我國史學界所接受。

三、甲骨學大師

董作賓在「史語所」成立至抗日戰爭爆發這一時期中的主要學術工作，是整理、研究「史語所」發掘所得的殷墟甲骨。他的甲骨文斷代學說就是在這一整理研究過程中形成的。1933年發表著名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奠定了他在甲骨學界的地位。該著作創立了後來被長期使用的甲骨文斷代體系的「十項標準」和「五期」說，被公認是中國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名著。

抗戰爆發後，董作賓隨史語所內遷，轉戰長沙、桂林、昆明、南溪等地。在流亡奔波的艱苦條件下，始終堅持他的甲骨文研究及考古學事業。1944至1946年，曾代理「史語所」所長職務。在抗戰期間，他的主要學術工作是根據甲骨文資料研究殷代年曆。其研究成果《殷歷譜》由他手寫成清稿付印，出版於1945年。《殷歷譜》是董作賓根據甲骨卜辭記日、旬、月、年的資料編纂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用時最長、費力最多、苦心經營的一部著作。從1930年開始，董作賓就注意甲骨文中的殷歷，爾後，不斷彙集資料，細心整理，到1935年初步理出頭緒。深入研究是在戰亂流離中。1940年冬，日軍封鎖滇緬路，雲南告急，史語所又遷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大遷移，讓人疲憊不堪，心神難定，再加生活清苦，不少人另謀生計，留下來的人也很難把精力集中到學術研究上。蔡元培先生常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話勉勵研究院學人。但不管遷到哪裡，只要能放下書桌，董作賓就投入工作。董作賓家庭人口多，薪水少，時有斷炊之虞，但他仍不放棄研究殷歷。《殷歷譜》雖系歷譜，卻涉及許多方面的知識。為求精確，董作賓向高平子、李鐘鳴、竺可楨等人請教，發奮攻讀天文曆法方面的書籍。書的內容涉及大量數字，僅推算一項，足以讓無恆心、少毅力的人望而生嘆。《殷歷譜》出版後，國民黨政府為其頒發嘉勉令。胡適、陳寅恪、馬衡、徐炳旭等著名學者都紛紛致函道賀。陳寅恪推為「抗戰八年，學術著作第一」，感嘆「唯有合掌讚歎而已」。傅斯年說《殷歷譜》使「中國信史向上增益300年」。李濟稱《殷歷譜》是：「一部劃時代的大貢獻」「是學術界的一件偉大的創舉」。

「甲骨四堂」之一的「鼎堂」郭沫若與董作賓神交己久，一直沒有機會謀面。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棄子隻身由日本返回祖國參加抗戰，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任職。1942年4月，在重慶的中央研究院召開院務會議，病中的傅斯年安排董作賓代替自己出席。董作賓到重慶專程拜訪了郭沫若。郭沫若欣喜異常，設宴款待，潑墨揮毫賦詩相贈：「卜辭屢載征屍方，帝乙帝辛費考慮。萬蠟千牛推索遍，獨君功力邁觀堂。」給予董作賓極高的評價。屍方是商代的一個方國，這裡泛指商代周邊方國部族。帝乙帝辛即殷紂王父子，蠟即龜這裡指甲骨文。郭讚譽董作賓超過了觀堂王國維。董連連謙讓說，不敢當；郭笑著說，當之無愧！。

1947年，他應美國芝加哥大學之邀到該校講學，並被聘為客座教授，在該校講授甲骨文及金文等課程。1948年底回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並在同年當選為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董作賓所編的著錄第一至九次殷墟發掘所獲甲骨文的《殷墟文字甲編》，以及著錄第十三至十五次殷墟發掘所獲甲骨文的《殷墟文字乙編》的上輯，也都於同年出版(《乙編》中輯於1949年出版，下輯於1953年在台北出版）。《甲編》在1936年就已編成付印，由於戰爭的影響，拖延到10餘年後才得以出版。《甲編》、《乙編》二書共著錄甲骨13000餘片，「史語所」發掘所獲有字甲骨絕大多數已包括在內。

1949年，董作賓受命隨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開的大批文物遷往台灣。隨後他受聘擔任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為該院中文系講授古文字學，並為歷史系講授殷商史。1951年，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52年，出版《西周年曆譜》。1953年，參加在菲律賓召開的第八次太平洋科學會議。1955年應邀赴韓國漢城講學，同時被漢城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同年8月辭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職務，應聘至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任研究員，從事中國年曆的編寫工作，同時擔任香港大學的名譽史學教授。不久他編著的《中國年曆總譜》由香港大學出版部印行。同年出版《甲骨學五十年》（後由嚴一萍擴編為《甲骨學六十年》）。後來又相繼擔任崇基、新亞、珠海三書院教授。1958年重回台灣大學，擔任該校考古人類學系專任教授。

董作賓去台後日夜關注著故土，並打算有機會就回大陸，回家鄉看看。但事不遂人願， 1963年12月因病在台北去世。一個多月後，1964年初，在印度舉行的第26屆東方學會年會上，德國漢學家福安柯提議，為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董作賓默哀一分鐘。這一提議得到與會者的普遍響應。會場氣氛莊嚴肅穆，人們懷著沉痛的心情悼念這位聞名世界的甲骨學大師。

世所公認，董作賓是甲骨文研究中少有的幾個大師級學者之一。與大多堪稱大師的學者不同，董作賓既不屬於書香門第，也未出國留學過。他是先取得重大成就，後走向世界的。與他共事多年的著名學者李濟先生說：董作賓是「舊社會產生出來的一位奮發自修的學人。」

董作賓的學術論文共計約200篇，內容除甲骨學外，涉及商代歷史的許多方面。台北世界書局和藝文印書館出版有《董作賓學術論著》和《平廬文存》。1978年藝文印書館出版有《董作賓先生全集》，分甲、乙編，共12冊。董作賓書法及篆刻作品今存《平廬印存》一冊。

其它作品有:《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1924)、《卜辭中所見之殷歷》(1931)、《甲骨文斷代研究例》(1933)、《殷墟文字甲編》(1937)、《殷歷譜》(1943年)、《西周年曆譜》和《殷墟文字乙編》(1951)、《中國年曆總譜》(1956，中英文對照)、《中國上古史年代》(1957)。1958年4月19日，台灣出現「日環食」。查《中國年曆總譜》下編693頁3排右欄，明確記載著陰曆三月初一（4月19日）有日食。可見《總譜》對天象推算的精確度，經得起時間檢驗。

石璋如曾總結出董作賓10大學術貢獻，並用14字聯語概括：「侯測周總論文集，斷譜甲乙六十年」。「侯」是安陽殷墟發掘中侯家莊出土的文物；「測」是《登封周公測影台調查報告》；「周」是《西周年曆譜》；「總」是《中國年曆總譜》；「論文集」是《董作賓學術論文集》；「斷」是《甲骨文斷代例》；「譜」是《殷歷譜》；「甲」是《殷墟文字甲編》，「乙」是《殷墟文字乙編》；「六十年」是董先生寫的《甲骨學六十年》。

在董作賓逝世近40年之際，甲骨文出土地安陽師範學院成立了「董作賓甲骨學研究中心」，並專設董作賓作品展室，以此來紀念和弘揚他的治學精神，推動甲骨學及殷商文化研究。

董作賓先後有兩任夫人，共生育4個女兒6個兒子，分散在大陸、台灣和美國等地，在各領域均有建樹。只有次子董玉京繼承了父親，他是台灣著名心臟專科醫師，台灣甲骨文學會名譽理事，甲骨文書法家，著有《甲骨文書法集》《甲骨文成語初集與續集》《甲骨文書法藝術》等書。

2014年10月，「鑿破鴻蒙——董作賓大師生平及研究特別展」在陝西歷史博物館拉開帷幕，展期長達3個月。展覽精選董作賓的珍貴手稿、考古資料、考古工具、遺物、藝術作品等200餘件，其中許多展品為首次對外展出。

集甲骨文軸，72.5x23.7厘米，1953年，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釋文：吉日逢三月，幽花媚一林。川前有女正游春，燕子自來自去解依人。惠波女士玩 癸巳冬寫集契集 南歌子 董作賓

四、入古不泥古

董作賓在研究甲骨文的同時，漸漸迷戀上甲骨文書法，最終成為傑出的甲骨文書法家。

說起「甲骨四堂」，可謂是個個精擅書法，雪堂擅篆、觀堂擅楷、鼎堂則擅行。儘管他們幾位也都能寫甲骨文書法，而其中真正以殷墟甲骨文書法為宗的，似乎只有彥堂董作賓。最早寫甲骨文書法的是雪堂羅振玉，大概在1921年前後。他集甲骨文字用毛筆寫成楹聯。他說：「取殷契文字可識者，集為偶語。三日夕得百聯，存之巾笥，用佐臨池。」後來以《集殷墟文字楹聯》為書名付印。然而有評論家認為，羅振玉的甲骨文書法雖佳卻是小篆用筆而不是甲骨文用筆，其弟子商承祚寫甲骨文也是如此。

集甲骨文七言聯軸 132.4 x 36厘米

譯文：萬戶春風為子壽，一林明月向人*

董作賓寫甲骨文書法完全有自己的理解和寫法。1922年在北京大學求學時，他就以油紙影寫甲骨文，不過那時只是學習契文，還談不上甲骨文書法創作。1928年以後，他因為長期參加殷墟科學發掘並從事甲骨文的整理工作，是接觸甲骨文實物和摩寫甲骨文最多的人，曾摹寫過甲骨原片達萬餘片以上。接觸多了自然領會其神韻，因此董作賓的甲骨文書法形象真切，最能得甲骨文的形似與神似。他在行筆書寫時如對神明，用筆如刀，起筆藏鋒，收筆出鋒，筆致秀朗，端麗典雅。既有筆墨趣味，又保留了甲骨文犀利勁峭的鍥刻特點，將殷商武丁時期甲骨卜辭筆畫的遒麗挺拔，姿態的圓潤婀娜，表現得淋漓盡致。這與羅振玉用小篆之法書寫甲骨文截然不同。羅氏甲骨文書法是吸收篆意而雅化，起筆藏鐸，間用側鐸，收筆斬齊，雖筆畫圓澤，雋雅質樸，但卻改變了甲骨刻恣肆放縱，勁峭挺拔之風。董作賓所書甲骨卜辭在章法布白上得甲骨原刻參差錯落，自然生成之神韻，扇面小字，靈活飛動，契意濃郁，令人愛不釋手。對聯大字布局均稱，疏密得體，剛勁壯麗，凜凜英姿，渾然天成。為了辨認方便，他還在作品的旁邊注出釋文。在構思、布局、筆墨、落款與用印等方面均恰如其分、獨具匠心，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看後給人以美的感受，也使好多人從此對甲骨文這樣的「天書」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關於論甲骨文入書，董作賓主張「舊瓶新酒」，「用古文字，作新篇章」。他在《甲骨文與中國文字》一文中說：「書法只是美術品之一，不能用學術立場加以限制。現在甲骨可寫的字，雖有一千五百字，可是，不絕對可靠的還不少。即如可靠，古今用法不同，有些字須借用『初文』；有些字須借用『假借』；有些字須只從一家之言。」

董作賓晚年曾有一本自刻印譜《平廬印存》，此乃53至60歲間自鐫印之結集，收印90餘方，皆印藝嫻熟時期精品。有得甲骨情致，有取法金文，有古璽之遺風，也有直入漢人鑄印堂奧。除此，尚有《西廂印譜》，蓋47歲前所作，惜已不傳。董作賓的篆刻作品，線條挺勁，氣息高古。他在自序中寫道：年輕時「常夢得許多石印，極良，喜出望外，醒則又懊喪無端。其嗜之至深如此。」這種對篆刻的認知、興趣，無疑對他後來的甲骨文書法創作起到了奠基之功。

「平廬」是董作賓的書齋名。1938年，「史語所」由桂林遷昆明。董作賓居昆明郊外龍頭鎮。1940年，新居落成，遷之時董作賓請傅斯年題辭，傅特用篆書題寫「平廬」，並題長跋相贈。傅斯年列舉了董作賓在甲骨文研究、經史文獻的考證及天文曆法等方面的成就，將之與張平子（張衡，字平子，南陽人）相提並論。董作賓對此頗為看重。50歲後，自號「平廬老人」，在書寫的甲骨文書法中也常使用「平廬老人」的印章。後來，他在四川李庄的住室稱作「栗峰平廬」，他在北美講學的住所冠之以「海外平廬」，他的文集名為《平廬文存》，他的影集名為《平廬影譜》……

董作賓(1895~1963) 甲骨書《集契集·漁歌子》

儘管甲骨文書法曲高和寡，識者不多，但董作賓時常樂意為朋友學生作書，所寫聯扇屏幅，無所不具。他曾集甲骨文字書一對聯：「自傳即是合傳，舊聞又成新聞」，贈予三十年代的著名學者、語言學家趙元任夫婦；另外，他的好友音樂家李抱忱、夫人姓崔，取夫婦姓氏的部首「山木」顏其齋號，故以「山木齋」求董作賓題匾。董先生用甲骨書法題完齋號後，意猶未盡，說：「你們夫婦的姓氏下面一個是子，一個為佳，合起來不正是『才子佳人』么？」於是另外又題了四句：「崔巍濃郁，桃李競春；山木齋下，才子佳人。」題寫者的文字學養與不凡趣味，躍然紙上。在美國講學期間，他的甲骨文書法作品也走向了世界。他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創作甲骨文書法作品並分送新老朋友，有時候寫得多了就送給朋友，讓朋友送人。他的老朋友胡適說：「從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幾乎沒有一家中國朋友或美國的中國學者家中沒有董作賓的甲骨文」。 可見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

1949年董作賓遷居台灣後，與詩翁汪怡對門結鄰，兩人興趣愛好相投，常常在一起或賦詩填詞，或作書寫字，完成了多篇用甲骨文寫成的詩詞。1950年12月，傅斯年突發腦溢血去世，董作賓連夜含淚為傅斯年寫的一百八十字的長篇輓聯，被譽為甲骨文書法的精品絕品。遺憾的是，董作賓的原作追悼會後即按傳統隨其他輓聯、祭文一併焚燒，幸虧執事劉淵臨曾摹錄全文，後交於董作賓次子董玉京重新書寫，得以保留下來一篇珍貴史料。董作賓受人之託給李敖寫過一幅甲骨文書法：「風片片，雨絲絲，一日相望十二時，奚事春來人不至，花前又見燕歸遲」。李敖十分高興，視若珍寶收藏起來。幾十年後，董作賓的兒子董玉京也成了甲骨文書法家，與李敖友善。李提出「父子書法比賽」，讓董玉京將前詞又書寫一遍。李敖說：「兩代同書，集於一身，這種兩代緣，也是人間佳話了。」1997年，李敖在台北中山紀念堂舉辦援助「慰安婦」義賣，忍痛割愛，將兩幅字脫手，據說買價不菲。

台靜農在評價董作賓的篆刻時說：「能入於古而不泥於古，時出新意而與古印銖精神無不契合」。這段話，同樣適用於評價董作賓的甲骨文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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