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盛今微— 清代右衛滿城

楊曉宇

山西省右玉縣緊挨殺虎口，與內蒙古自治區涼城縣、和林格爾縣隔長城相望，東接雲中，西繞邊塞，南屏三關，北控大漠，是連接中原與塞外的咽喉要道，歷史上有多個王朝在此地修築城堡、屯駐軍隊，留下了百餘座古堡。明代為抵禦蒙古鐵騎，在此設置「玉林右衛」，右衛因此得名。清軍入關後，或為穩定社會秩序，或因軍事需要，在形勝要衝駐紮八旗勁旅並修建城市供其居住，這些駐防城便稱作「滿城」。康熙時期，為征討準噶爾，清廷派駐八旗軍於右衛駐防。至清朝滅亡被撤銷，右衛滿城一共存在218年。右衛滿城的興衰反映了清朝北部邊疆政策的調整與變化，它的歷史豐富了右玉的區域文化。

右衛興衰

右玉地區自古便是北方重鎮。春秋時期，該地區為林胡佔據。戰國趙武靈王奪得此地，建立善無城，為雁門郡治。秦漢沿用趙制，直至王莽改制時更名陰館縣。東漢時雁門郡南遷，善無改為定襄郡郡治。東漢末年，由於戰亂頻繁，加之匈奴南侵造成人口流失，建制不復存在。直至北魏時，經過移民和恢復，人口有所回升，才復設善無縣。唐朝天寶年間，又改稱靜邊城，為靜邊軍駐地，歸雲州管轄，成為北方邊防重地之一。天寶十四年（755），大將郭子儀率領靜邊軍出擊安祿山叛軍，「斬賊將周萬頃，傳首闕下」，為李唐王朝收復河東、河北奠定了基礎。自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開始，明廷歷時17年，在善無舊址的廢墟上重築定邊衛城，屯駐軍隊抵禦蒙古鐵騎。後定邊衛被裁撤，永樂七年（1409）設置大同右衛。正統十四年（1449）將玉林衛併入，稱「玉林右衛」。

清朝初期，康熙皇帝為了對抗漠西蒙古準噶爾部，決定在北疆展開大規模駐防，一番勘查選址後，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明代右衛城池的基礎上直接設立將軍級別的八旗駐防。城內軍事部署、糧草補給、營房建制等方案均經反覆商議而確定，為抵禦噶爾丹提供了重要的軍事保障。隨著右衛人口的增加，雍正三年（1725），清政府設置朔平府，右衛改為右玉縣，成為府治所在。到了乾隆時期，由於戰事好轉，右衛地區的戰略地位逐漸下降。乾隆二年（1737），右衛駐防級別降為副都統；乾隆三十三年（1768），又降為城守尉。至清朝滅亡，右衛八旗駐防撤銷。民國時期，城內存留的建築多有損毀。

現今右衛滿城遺址的城牆、城門和西、南、北三座瓮城保存較為完好，城內角樓、城樓、衙署、府邸、旗房基本無存，只留有寶寧寺兩座殿宇和清真寺的門面。

殺虎口遺留的烽燧

城內建置

由於戰爭等原因，右衛滿城的選址和修建時間較為緊迫，使它在滿城中獨具特色。既沒有另選新址重建，也沒有按照清初慣例在舊城內劃定區域後清空重築，而是直接在原有的明代故城舊址上修建營房，逐漸形成了軍民雜居的格局，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滿城八旗駐防設施的分散。

滿城以鼓樓為中心，放射性分散出四條大街連接東、南、西、北四座城門，將整個滿城分割為四個區域。城內坐落著各級公署衙門和正黃旗、鑲黃旗的營房。除此之外，城中還有寺廟、倉廩等一系列設施，可謂一應俱全。

靠近鼓樓路北側的西大街，坐落著右衛地區最高駐防長官—右衛將軍的衙署。衙署由東西轅門、東西月牙台、東西鼓廳、大門、儀門和大堂組成。將軍宅第坐落於大堂後身，共61間房。乾隆二年（1737），右衛將軍遷往綏遠城後，衙署只有每年將軍前來巡視時暫住一兩日，其餘時間皆為空置。不僅如此，每年還需分撥錢糧進行修繕，十分浪費。於是乾隆後期的積福將軍奏請皇帝將衙署及周圍所有倒塌毀壞房屋折價變賣，並將所得銀兩用於修繕綏遠府衙。

雍 正 三 年（1725） 設置朔平府後，右衛作為縣級單位成為府治，府署坐落於南門內路西倉街，縣衙在東南街，一定程度上也有互相監督的作用。兩處副都統衙署分別坐落於東大街和西大街路北，各有20間房。乾隆二十六年（1761），裁撤一名副都統，從此西大街衙署空置出租。乾隆三十三年（1768），右衛八旗駐防降為城守尉級別，東大街副都統衙署也隨之為右衛城守尉所用。

右衛古城的瓮城夯土牆

此外，右衛城內還分布著協領、驍騎校、防禦、筆帖式等下級官員的官署。官署分布於各旗居住地內，雍正年間的分布點有協領、驍騎校、防禦共72處，筆帖式4處。但隨著戰爭的平息，右衛駐防地位下降，駐防人數減少，到嘉慶年間只留驍騎校、防禦各4處，筆帖式1處，但每名官員可分得的房間數目卻各有增加。

右衛建立滿城時，康熙帝認為「城內居民，若令移於城外，必致困苦」，就沒有按照慣例為遷就軍隊駐紮而把百姓遷出。正因如此，右衛的營房修建採取了「城內難容，即於城外建造」的原則，城內僅有東南、東北角駐有鑲黃旗官兵，西南、西北角駐有正黃旗官兵，其餘六旗皆駐紮於城外，共有營房近萬間。但到了城守尉時期，由於駐防人數減少，官兵盡入城駐紮，營房數也減少為1200間。

右衛城內還建有眾多的祠堂廟宇。在城內，有記載的關帝廟就有五座，分布於城中各處，還建有一座關帝三代祠。其中兩座關帝廟與鑲黃旗官兵營房位置相符，供官兵祭祀所用，也可見關帝崇拜在清代的盛行。坐落於鼓樓東大街的元天上帝廟和寶寧寺，分別為右衛八旗駐防官員和本城文武官員各自集中舉行大禮的地方，包括元旦、冬至、萬壽節等節日的官員朝賀禮和祭禮兩部分。朝賀禮主要是「拜牌行禮」，即在寺廟中對皇帝牌進行遙拜，這是官兵和地方官員都有的禮儀。但是，更為重要的祭祀往往不需官兵參與，他們只能「閑坐衙署」。為此還曾發生過一件逸事：乾隆年間，一位副都統曾請旨，保持地方官員主祭不變的同時，允許八旗官兵陪祭，以寬慰其「休閑不安之心，以盡篤誠之意」，但沒被「恩准」。

右衛城中也存在一些商業設施。其中有部分當鋪、布鋪、衣鋪等店面是旗人所開，但由於經營不善，大多倒閉。絕大多數的店鋪是由民人商賈開設，有當鋪31家、錢鋪18家、緞鋪5家、布鋪35家、衣鋪26家……種類齊全。這些民人商賈經營有方，加之右玉地區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店鋪效益良好、買賣興隆，遠遠超過旗人店鋪，為當地的經濟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文化印記

右衛滿城的歷史變遷也反映著清代北部邊疆政策的變化。右衛處於清廷和噶爾丹勢力的交界處，是軍事要衝、邊疆重鎮。清廷在此設立滿城作為抵禦噶爾丹勢力擴張的橋頭堡，甚至設置了將軍級別的駐防，可見右衛滿城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隨著噶爾丹勢力向西北退縮，右衛不再處於雙方交界處，無法繼續發揮橋頭堡的作用。在這個背景下，右衛八旗官兵被頻繁調出，滿城內數千間官兵衙署營房也隨之空置。這些空置下來的房屋被右衛地方政府出租和變賣，成為當地財政的重要來源。

雖然右衛的戰略地位下降，但朔平府的設置卻表明其行政地位的提升。八旗駐防都是拖家帶口，也就意味著會產生很大的生活需求。於是「自大兵駐防以來」，商人、農民、傭工以及乞丐大量湧入右衛滿城，一時「雲屯蝟集」。雍正三年（1725），右衛有民戶4540人，加上八旗駐兵及其家屬，合計兩萬餘人，足見當時右衛的繁榮景象。為了適應此種變化，清政府在此設置了朔平府，右衛改稱右玉縣成為府治所在，城市完成了從單純的軍事職能向行政與軍事職能並重的過渡，成為晉北一大城市。

右衛滿城曾經作為將軍級別的駐防地和朔平府府治所在，今天卻只是一個鮮為人知的鎮級單位。之所以有如此反差，筆者以為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右衛在被選為駐防地時就比較倉促，其戰略地位更受間隔不遠的歸化城影響，早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就曾有過以歸化城的安北將軍費揚古兼任右衛將軍的前例；其次，右衛滿城緊鄰殺虎口，坐落於群山之中，雖然易守難攻，但也限制了城市的發展；加之清末晉商衰落導致殺虎口貿易通道的衰敗，右衛受此波及……諸多因素共同限制了右衛的進一步發展。

殺虎口位於晉蒙交界的右玉縣境內，北倚古長城，西臨蒼頭河。作為一代雄關，聞名遐邇，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這裡地勢險要，東西兩山之間形成一條3300米長的狹長走廊，自成天然關隘。清《朔平府志》云：「殺虎口乃直北之要衝也，扼三關而控五原，自古稱為險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殺虎口又是歷史上的重要稅卡，作為中原與蒙古、新疆、俄國貿易的重要通道，清代極盛時期，關稅日進「斗金斗銀」。清末年收關稅還有13萬兩之多。明清時期，殺虎口成為晉商的發源地和主通道。

修復過的右衛城牆

雖然右衛滿城遺憾地走向衰落，但它深刻地影響了當地的風俗文化。右衛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仍有當年駐防的印記。比如鎮西街北路的將軍園巷，正是因為此巷緊鄰昔日的將軍衙署而有此稱呼；城西北的黃旗廟街，得名於當年駐紮在此的正黃旗將士修建的廟宇。此外，八旗的駐紮也改變了當地的民族結構，促進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如右玉地區方言中用來形容人品行不端的「忽拉蓋」「賊忽拉」等詞語，就是語言融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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