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這派頭，在民國你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白領」

民國離現在很近，民國人的生活習慣離現在很遠，特別是民國白領的生活習慣，跟現代白領簡直完全不一樣。

現代白領很忙，996的生活狀態，大部分時間都花到工作上了，晚上回家，沒時間收拾家務，就是有時間，也沒有那個精力。迫不得已，會雇一保姆。嫌保姆開銷大，就請鐘點工。等有了孩子，保姆更是不得不雇，鐘點工更是不得不請。當然，也有一些人為了省錢，會把父母從老家接來，讓父母做飯、洗衣、擦地板、帶孩子、接送小孩上學、聽老婆甩閑話……這樣的家庭雖說沒有雇保姆，也相當於雇了保姆。

民國白領可沒有這麼忙。在華資公司上班，員工待遇兩極分化，藍領一天到晚做到死，一年到頭沒有假期，白領可就爽了，上班看報紙，下班逛窯子，平常磨洋工，月底領工資，工作效率相當低下，工資待遇有高有低，起碼累不著。如果是在外企工作，管理上會嚴一些，節奏上會快一些，洋老闆決不允許人浮於事、混吃等死，不過薪酬也很高，還有固定假期，除非特殊情況，星期天是絕對不會讓辦公室職員加班的。總而言之，那時候的白領比現在清閑。

既然工作清閑，那就有時間做家務，就沒有必要雇保姆了。可是民國白領一定要雇保姆，不光雇保姆，還要雇廚子，雇車夫，雇聽差，雇門房……只要經濟允許，能雇多少就雇多少。假如經濟不允許，至少也得雇一個保姆。身為民國白領，要是沒有保姆給你服務，實在是罕見得很。

遙想當年，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他雇了保姆。郁達夫在北大當講師，也雇了保姆。蘇青的前夫在律師事務所上班，既雇了保姆，又雇了車夫。徐志摩在中華書局當編輯，既雇了保姆，又雇了車夫，還雇了廚子。美國女記者海倫·斯諾在上海外灘一家美資企業當小職員，雇了一個保姆、一個車夫、一個聽差、一個女僕和一個女按摩師，五個人侍候她一個人，讓她「過上了皇后般的生活」。

1922年，在北大講過課的四川文學家吳虞說過一句話：「北大諸教授雇聽差，慣例也。」北大的老師人人都雇有聽差。所謂聽差，俗稱「碎催」，僱主讓幹什麼就幹什麼，譬如上街買個菜，跑腿送個信，客人來了僱主迎客，客人走了幫僱主送客，僱主出門的時候他走在前面，幫著攔一輛黃包車，如此等等雜活兒，都讓聽差去干。照理說，這些雜活兒都不重，也都沒什麼技術含量，完全不需要僱人做，教授自己隨手就能解決。但是自己動手就不符合教授的派頭了。

民國教授講派頭，民國白領講派頭，民國所有「上等人」都講派頭。民國大學生半數出身富貴之家（師範院校、教會學校和國民黨創辦的政治學校除外），綽號「學生大爺」，上個學都講派頭。北大、燕京、復旦等名校的宿舍樓均有公共聽差，可供全體學生支使，講派頭的男生給女生遞個情書，自己不去，派聽差去；講派頭的女生去郵局投個稿子，自己不去，派聽差去。聽差太少，學生太多，不夠支使，於是從家裡自帶聽差和老媽子。

民國人出趟遠門，車站總有一大群苦力等著，一下火車，苦力們呼啦一下子圍上去，專揀穿西裝、穿長衫的攬生意：「先生您把行李交給我！」「這位老爺要去哪兒？我幫您拿東西！」其實那些「先生」和「老爺」都是些小白領、小商人、大學生，手裡拿的無非是鋪蓋卷或者公文包，比屁都輕，不值一拿，何必僱人？可是自己拎包太掉價，所以必須讓苦力拿。

北洋時代，月底發工資，公務員和教授是絕對不會到單位去領錢的，都是單位派一聽差挨家挨戶送上門去。按照慣例，你得「賞」給聽差一筆小費。如果為了節省小費，自己去單位領錢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會被人笑話，笑你沒有派頭。有意思的是，這些講派頭的民國人在房子上卻不甚講究。在北京當一教授，買不起房，沒人笑話；在上海做一白領，跟人拼租亭子間，結婚生孩子也不搬出去，照樣體體面面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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