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簡史」禁煙：現代中國的鑄造和試煉

新聞 04-20

「萬物簡史」禁煙：現代中國的鑄造和試煉

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發端，之後鴉片便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說，讀懂了鴉片，就讀懂了半部近現代史。除了對人們身體的荼毒外，鴉片及其相關的生產、銷售、消費、稅收等等對中國社會百年來政治經濟的演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人們對鴉片及鴉片經濟態度的轉變，從相對寬容到與之作全方位鬥爭的歷程，更是對現代中國的構建和發展產生了種種影響。

法國學者包利威在其《中國鴉片史》一書中，對於鴉片在中國外交、內政和宏觀經濟中的重要角色給予了充分的重視，也讓人們對鴉片及禁煙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貿易被合法化。不過人們很快發現一個悖論，當年費勁巴拉禁止鴉片進口，卻因為包括精英層在內的巨大需求和官僚體系的貪腐而成效不彰，導致走私進口量巨大，如今被迫放開，卻發現土煙迎頭趕上，迅速對洋煙產生了替代效應。

土煙生產規模和消費人群的擴大，令鴉片經濟的規模也迅速擴大，生產、銷售和融資鏈條也縱橫交錯遍布全國。指望其提供收入多元化的農民，把持制售環節和消費網路的青紅幫等社團勢力，依賴鴉片經濟提供就業和稅收的地方大員，以及太平天國運動後中央政府大權旁落等等，都令禁煙遇到了很大阻力。偶有類似山西巡撫張之洞這樣的地方官員想要在禁煙方面有所作為，不僅遭遇來自民眾的暴力反抗，還被同僚譏諷為沽名釣譽，也得不到來自中央的支持。

在包利威看來，或許鴉片泛濫唯一的一個「正面資產」就是，將原先遊離於全國市場體系之外的邊緣地區，以一種融入鴉片經濟的方式加入到一個全國範圍的市場交換體系中來。這樣一種寬容乃至放縱的環境氛圍到 1890 年達到了一個頂點，清政府在那一年正式宣布罌粟種植合法化。消息宣布之後，舉國上下居然波瀾不驚，充分證明這只不過是對現實的追認和除罪化而已。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僅僅十數年之後，風聲為之大變。清政府不僅推出了 1906 年到 1916 年的十年禁煙計劃，還和鴉片進入中國的「罪魁禍首」——老牌帝國主義分子英國人簽訂了中英禁煙協議。

這一變局的背後有著國際國內的多重推手。曾經靠鴉片撬開老大中華帝國大門的英國人，如今「良心發現」，成了國際禁毒先鋒，一如他們在賺夠大西洋奴隸貿易的錢之後，率先抵制並於 1833 年通過禁止奴隸法案。

英國人態度的轉變其來有自。一方面是中國土煙的進口替代效應讓洋煙販子利潤收窄，而新興工商階層越來越傾向於認為，如果中國人少花一點錢在鴉片上，就可能會多花一點錢。

整體國際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新世紀伊始，人們看到國際範圍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老牌帝國和新興大國的競爭在加劇。落後國家和地區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的傳入，疊加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瓜分競爭的升級，加劇了中國人亡國滅種的危機感。

新興大國美國在 19 世紀末掀起了排華浪潮。為了合理化自己的舉措，不少美國人把中國人刻畫為劣等民族，喜愛賭博和吸毒，躲在唐人街煙館中一邊舉著煙槍吞雲吐霧一邊謀劃犯罪勾當成為華人的模式化形象。一次在路易斯安那州舉行的中國收藏品展覽會上，鴉片煙槍和煙燈也被送來參展。對於這種公然的輕侮，中國留學生髮起了抗議。然而人們也明白，如欲人敬，必先自敬。年輕一代的精英們，尤其是沿海地帶的知識階層，開始發起各種鼓動政府禁煙、鼓勵人們放棄吸食鴉片的輿論動員，並開始採取各種實際行動來甩掉「東亞病夫」的帽子。

1905 年發生了兩件大事，對禁煙運動的聲勢大有幫助。一是上海等地出現的因排華法案存廢問題引發的抵制美貨風潮。二是日本破天荒打敗了帝國主義強國俄國。前者大大增強了人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時降低了人們對視為中國落後愚昧象徵的吸食鴉片習慣的容忍度。後者則大大提升了禁煙的感召力，因為先是打敗中國後又掀翻沙俄的日本是禁煙國，早在 1860 年代就頒布法律禁止鴉片貿易。

接下來中國被邀請加入國際禁煙行動，並於 1909 年成功舉辦了萬國禁煙大會，也算是一種平等的身份加入了國際大家庭，可以在一個國際論壇上和列強平起平坐。取消治外法權是中國外交人士長期努力的目標，而針對治外法權最強有力的攻擊工具之一就是外國人利用治外法權繼續走私鴉片和其他新興合成毒品。不過，這一訴求或多或少也因為列強對於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鴉片生產國這一事實的指摘所抵消，而這反過來又促使中國精英階層敦促政府加大禁煙力度，以更快地取消治外法權。

事實上，新興的精英階層對鴉片消費態度的轉變，也是禁煙形勢迎來重大改觀的關鍵因素之一，而當年正是來自精英消費階層的暗中抵抗，令道光皇帝的禁煙舉措流於形式。

到清政府意外覆滅的短短五年間，全國範圍的禁煙行動取得了重大進展，並留下了影響深遠的遺產。雖然後來國內政治形勢幾經變幻，禁煙的主旋律時強時弱，但被污名化和唾棄的鴉片經濟再難翻身，直至解放後被徹底取締。

禁煙運動和抵貨運動一起，對中國社會進行了強有力的民族主義動員，令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深入人心，並將中國社會打造成一個大眾動員型社會，新中國成立後人們常見的大眾動員型政治並非橫空出世，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和基礎。而各種禁煙社團的興起，則為中國有別於過去紳商主導型社會自治的現代公民社會的誕生髮揮了助產士作用。

全國範圍內推出的禁煙舉措和禁煙體系的構建，以及各地戒煙所的成立，以及戒煙過程中的中西醫之辯，令現代公共衛生的觀念得到普及，政府應對公共衛生負責的理念也日漸深入人心，現代醫療體系的構建也隨之而來。

在大眾的心目中，禁煙已經成為政府天然的使命。而軍閥的形象始終不佳，除了中國人傳統上對割據的歷史性厭惡外，軍閥禁煙不力甚至縱容鴉片種植和銷售以便從中汲取利益的行為更是其被人們厭棄的主要原因。這也是後來南京國民政府一俟政權穩固便要推出六年禁煙計劃的根源所在：禁煙已經成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在包利威看來，雖然說日本或許並未有計劃、有系統地針對中國民眾推進毒品戰，但他們在自己佔領區對毒品的放縱，以及對毒品走私的依賴，令其政權被視為「鴉片政權」，令將自身侵略殖民行為包裝成構建所謂王道樂土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略努力迅速陷入破產的境地。不過，日偽統治也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副產品，那就是對既有鴉片生產和銷售網路的毀滅性破壞。客觀而言，這對日後新政權禁絕鴉片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解放後聲勢浩大的剷除鴉片運動及其成功，為新政權奠定了強大的合法性，也讓人們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魔力」有了切身的體會和長時期的擁護。不過，這種對集權的偏愛，或多或少也讓社會喪失了因多元和包容帶來的活力和想像力，並因此蒙受了別的方面的損失，直至改革開放伊始，局面才有所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