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為什麼與魯迅失之交臂？
魯迅先生逝世後，郭沫若曾作一輓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於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魯迅先生逝世10年後，郭沫若著文紀念，再一次為自己未能與魯迅謀面而追悔莫及。他說：「自己實在有點後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面的機會。」「我與魯迅的見面，真的可以說是失之交臂。」他們究竟為什麼失之交臂，個中緣由確實耐人尋味。
最初的印象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學燈》增刊上，第一次讀到魯迅的小說，那就是《頭髮的故事》。他認為魯迅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又「覺得他的感觸太枯燥，色調暗淡，總有點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駁」。郭沫若還坦言，這種感覺「直到他的《吶喊》為止」。
正因如此，當郁達夫勸他讀《故鄉》和《阿Q正傳》時，他沒有再去讀了。他說：「但我終是怠慢了，失掉了讀的機會。以後的著作便差不多連書名都不清楚了。」不過，他在評價魯迅小說和周作人譯作時，明顯地尊重魯迅的小說，認為小說為「處女」，譯文為「媒婆」，「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
魯迅卻不領這個情，他說，郭沫若的主張，「我是見過的，但意見不能相同，總以為處女並不妨去做媒婆」。「我終於並不藐視翻譯。」魯迅由此談到了郭沫若的翻譯風格，委婉地批評道：「我對於郭沫若先生的翻譯，不大放心，他太聰明，又膽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成立創造社。成仿吾等年輕氣盛，撰文批評魯迅的《吶喊》。魯迅對此極不高興，說：「他的『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讚許《不周山》嗎，那麼，《吶喊》二版時，魯迅就偏偏刪去《不周山》，以「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
去不去廣州
1924年，魯迅在《論照相之類》中談到：「近來則雖是奮戰忿斗，做了這許多作品的如創造社諸君子，也不過印過很小的一張三人的合照。」所謂「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又說，創造社同人在「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這幾個人中便有魯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廣州女子師範學校執教的許廣平致信魯迅，盼望他速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魯迅回信說，「今天看見中大考試委員會名單，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達夫也在，那麼，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可以不必急急趕到了」。後來，魯迅又去信向許廣平解釋：「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
魯迅終究沒有成行，他告訴許廣平，與郭沫若及創造社間的關係，是因為有好事者從中挑撥所致，如狂飆社的高長虹，「捏造許多會話(如說我罵郭沫若之類)」。
一直到1927年1月中旬，魯迅才離開廈門來到廣州，而此時郭沫若早已離開廣州。
內山完造如是說
1927年10月，魯迅偕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已有意與創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霽野的信中說：「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壓迫了，可嘆。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創造，未名，沉鍾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他們終於想到一起，都主張恢復《創造周報》，以「作為共同園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聯合的計劃便突然產生變化。日本的左傾文學，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氣壯。他和李初犁、馮乃超等人，反對聯合魯迅，認為魯迅的文學思想與革命文學大相徑庭。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間，魯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書店老闆內山完造的朋友，內山書店經常可見他們的身影。可是，他們竟然一次也未謀面，此中緣由確實令人費解。
內山完造曾將他們兩人進行過比較，說：「魯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從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氣質」，「魯迅先生是純粹的地道的文學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見，就永不動搖，至今不渝」。一個具有政治家的原則性，一個具有文化人的倔犟個性，當然都不會主動屈就對方，以彌合感情的縫隙，唯一的辦法只能是迴避、躲閃，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時的尷尬和不安。
郁達夫的態度
創造社責難魯迅的文章，一篇接著一篇，甚至以魯迅的籍貫、家族等作為奚落的資料。他們強加於魯迅的是：「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裡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甚至使用漫罵的語言：「惹出了我們文壇的老騎士魯迅出來獻一場亂舞。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他這老態龍鐘的亂舞罷。」
郭沫若以杜荃的筆名在《創造月刊》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說，魯迅「像這樣尊重籍貫，尊重家族，尊重年紀，甚至於尊重自己的身體髮膚，這完全是封建時代的信念！」
魯迅和陳源、高長虹爭論時，郭沫若還多少理解一點魯迅，可此時的郭沫若反說他們都是非正義的，甚至意氣地將魯迅和陳源、高長虹的論戰，喻之為「帝國主義者間因利害衝突而戰」，是「猩猩和猩猩戰，人可以從旁批判它們的曲直，誰個會去幫助哪一個猩猩？」為稱快一時，他甚至對魯迅作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餘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郁達夫看了都氣憤不過，認為創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緒化的行為，太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戲為六絕句》，作了一首詩贈與魯迅，以示聲援：
醉眼朦朧上酒樓，吶喊彷徨兩悠悠。蚍蜉撼樹不自量，不廢江河萬古流。
魯迅心中雖然也不免凄婉，但還是採取了冷靜的態度，所進行的反擊也僅僅是隻言片語，而不是連篇累牘，終不失為仁者風度、長者胸懷。
至今，他們之間還有一段難以釐清的懸案。上世紀20年代初，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致魯迅信，因寄創造社而了無著落。1933年12月19日，魯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談及此事：「羅蘭的評語，我想將永遠找不到。據譯者敬隱漁說，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給創造社——他久在法國，不知道這就是很討厭我的——請他們發表，而從此就永無下落。」
後來，他還向增田涉談及此事。增田涉在《台灣文藝》發表《魯迅傳》，披露此事。郭沫若讀後極為惱怒，立刻在《台灣文藝》發表《魯迅傳中的誤謬》，以自作辨正。魯迅在未讀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態度，他寫信告訴增田涉：「《台灣文藝》我覺得乏味。郭君要說些什麼罷？這位先生是儘力保衛自己光榮的舊旗的豪傑。」
沒有不能忘卻的恩怨
1936年，魯迅的肺病日見深重、體質每況愈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口號之爭。「國防文學」的口號是周揚、夏衍等人最早提出，並作為上海進步文藝界的統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對「國防文學」的口號，也有不甚了了之處，認為「國是蔣介石統治著」，所以，「用『國防』二字來概括文藝創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終還是接受了「國防文學」口號，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認為魯迅等人「標新立異」所提出的口號，「是錯誤了的理論和舉動」。
魯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時，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魯迅所說，由於「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
這年8月上旬，魯迅寫出《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對兩個口號之爭發表了系統的意見。魯迅信中的一段話說：「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象我們只在爭座位，鬥法寶。」
郭沫若讀後深感愧疚，對魯迅「態度很鮮明，見解也很正確」的觀點，表示「徹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著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寫成《搜苗的檢閱》，有意向魯迅表示歉意，他說：「我自己究竟要比魯迅先生年輕些，加以素不相識，而又相隔很遠，對於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吧，我在未讀到那篇萬言書之前，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後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覺著問題解決的曙光。」
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們間的誤解本可以煙消雲散，可是，死神卻一步步地逼近魯迅，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魯迅終未謀面，他們之間的隔閡也沒能冰釋，這成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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