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出現的偷辮子事件 如何演變成一場全國恐慌的鬧劇？

我們知道，清朝男人裝扮的一個特點，就是在腦後勺留一根長長的辮子。這種習俗並非漢人本有，而是滿洲風俗，在清朝入主中原後，使用暴力手段向全國強硬推行的結果。

在「剃髮易服」政策推行的初期，遇到了不願屈從的漢人的強烈反抗。在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野蠻措施下，造成了許多慘烈的衝突，但最後還是堅持實施了下來。數十年後，漢人對留辮子不以為怪，而到清末要剪辮子時，許多漢人甚至將辮子視作祖宗留下的珍寶了。

關於清朝辮子的發展歷史，我們在這裡不過多討論。今天主要分享一則關於偷辮子的故事，這起事件發生在乾隆朝。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朝廷陸續接到地方奏報，說當地有用迷藥將人迷暈的事件發生，最為離奇的是，下藥者不偷財物，專門剪人髮辮。事件最初起於浙江，後來流傳到江蘇、山東，甚至奉天京畿一帶。

為什麼這些人專偷辮子呢？實際上是源於一種迷信的傳說。古時候造橋打樁，傳聞以人生祭，能夠讓橋墩更堅固。到清朝時不能祭生人，便改為用人的髮辮等物替代。

雖然並不是用真人生祭，不過按迷信的說法，就算是髮辮來厭勝，辮子的主人也會因精氣被奪，很快就會死去，沒有人會願意主動拿出自己的髮辮去厭勝，但是市場上又有這種迷信的需求，因此出現了專門的「獵辮者」，以迷藥偷人髮辮，後來經地方官奏報，傳到了乾隆的耳朵里。

這幾起偷辮子的事件本來是零星發生的，不過奏報至朝廷後，馬上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視。乾隆也不是說害怕這幾個毛賊把全中國男人都剪成了禿子，但卻擔心這成為一種趨勢，甚至發展成一股與朝廷對抗的勢力，最好將其扼殺在萌芽階段。「此等造作訛言，最易煽惑民聽，理應留心查禁，以杜澆風。」

乾隆作為清朝的最高統治者，有這種防微杜漸的憂患意識也是正常的，而且下邊的官員也很給力，乾隆諭旨一下，山東巡撫富尼漢立刻召集人馬，加班加點抓到了兩名犯人，一個叫蔡廷章，一個叫靳貫子。

蔡廷章和靳貫子這兩個毛賊，本來就是偷人家的辮子賣給橋樑施工隊，賺點小錢，都是個人行為。但是富尼漢卻堅決貫徹乾隆諭旨的意圖，硬說他們是團伙作案，一定要兩人供出背後的主謀。蔡、靳兩人是欲哭無淚，明明沒有主謀，官老爺卻硬是要怎麼辦？最後兩人分別編了一個主謀出來，而且主謀身份還非常戲劇化，說一個是浙江僧人吳元，另一個是江南僧人玉石。

「今據富尼漢奏到：東省鄒縣、嶧縣等處，已經拏獲匪犯二名，一蔡廷章，系浙江僧人吳元為首，一靳貫子，系江南僧人玉石為首，現在嚴加審究等語。此等邪術迷人，行蹤詭秘，大為閭閻之害。伊等匪黨，未經發覺者，自必尚多。……著傳諭各督撫等，務即專派妥員，將現在有名未獲各犯及同案黨羽一併嚴密查拏，盡法懲治，以絕根株。毋得稍有疏縱，致令聞風遠揚。」

乾隆聽到兩人的供詞大吃一驚，這還了得？分明是妖僧作祟，要亡我大清王朝啊，於是迅速下旨要求江浙二省督撫迅速捉拿吳元和玉石。而且因為蔡廷章和靳貫子的供詞，乾隆過於高估了偷辮子事件的嚴重性，除了江、浙、山東等地外，要求全國各地官員展開大排查，一定要將這種邪惡勢力徹底根絕。

吳元和玉石兩個主犯，本來就是杜撰出來的，比大海撈針更難的是，乾隆要江浙的官員們去抓根本不存在的犯人，進展自然不會順利。而許多地方並未發生有人被偷辮子的案件，據實奏報後，也都遭到了乾隆的一陣痛批，說這些官員們都是吃乾飯，行政不作為。

乾隆又是威嚇又是脅迫，就差給各地分派指標，一定要把案件的主謀和犯人抓住。地方官員們無法，也只好層層攤派，到處找那兩個不存在的僧人，許多和他們同名或者名字讀音相近的和尚都被抓捕審訊。民間甚至有人因為私怨，隨意舉報對方是偷辮子的罪犯，官府正愁沒人可抓，於是拿無辜之人頂罪，一時間搞得全國各地人心惶惶。

案件審來審去，乾隆發現各地押送到京師的所謂「犯人」，根本和什麼妖僧不沾邊，甚至許多都是被冤枉的無辜百姓，他才漸漸意識到自己可能誤判了局勢，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妖僧煽動百姓的勢力。

然而皇帝是不能認錯的，乾隆最後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下，說這些妖僧勢力肯定是存在的，我這麼個英明神武的皇帝必不可能看錯，肯定是地方官員失職，不小心走漏了風聲，讓案件主謀逃之夭夭，而後又緝捕不力，才導致犯人們逍遙法外。最後乾隆懲處了幾名地方官員，作為捉拿犯人不力的處罰，保住了自己的面子，而關於這起案件，也就從此不了了之，再也沒有提起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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