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憂鬱不是歷史給的

作者 | 曹徙南

來源 | 新周刊（new-weekly） 已獲授權

遠離蘇南而輻射安徽、江西等省份的地緣關係劣勢，在如今新的戰略布局下，反而成了南京翻身的底牌。

2019年3月16日，南京大學校方與蘇州市政府簽約，南京大學將自己走出南京的第一步落子——蘇州。

高校異地辦學這些年並不罕見，尤其對於土地緊張、教育資源豐富的北京高校圈來說，更是心有多大，校區就有多遠。

清華、北大、北師大等多所高校早已把自己的勢力延伸到了中國的最南端，中國人民大學於2012年就在蘇州設立了分校區。

雖然異地辦學常常讓填報志願的高考學生在分校、校區、獨立學院之間暈頭轉向，但對於高校和地方政府來說，無疑是何樂而不為的雙贏模式。

蘇州大學，蘇州唯一的211大學。圖/蘇州大學官網

位居中國城市經濟體量排名第七卻只有蘇州大學一所本地211勉力支撐，從蘇州的未來發展來看，這次與南京大學的合作實在是久旱逢甘霖，能很大程度上緩解蘇州在科教方面的短板。

只是，這邊南大和蘇州牽手成功，另一邊的「原配」南京就有些坐不住了。

作為經濟發展全國第二的江蘇省，省內各大城市的發展較為平均，但這也意味著激烈的競爭，其中南京與蘇州的纏鬥最為曠日持久。翻看2018年的統計數據，儘管名義增速高於蘇州，南京的GDP還是比蘇州低。

去年年末，七個副省級城市被批評「引領帶動作用不夠」，南京赫然在列。

放眼全國，無論是鄰省的杭州，還是中西部的武漢、成都，都憑藉著省會的資源優勢牢牢把持著省內的第一把交椅，並把南京輕鬆甩在身後，而後知後覺的南京還在頂著「徽京」的帽子在歷史的泥沼里掙扎前行。

01

六朝煙水氣

1898年，17歲的周樟壽離開老家浙江紹興，走水路抵達南京。對於祖父入獄父親亡故家道中落的他來說，不要學費的江南水師學堂是為數不多的選擇。彼時科舉仍是正途，洋務學堂被讀書人看作是旁門左道。

在學堂教授古文的遠親叔祖周椒生認為讀新式學堂有辱門楣，給他改名為周樹人。周樹人在江南水師呆了九個月，因為不滿其壓抑守舊的氛圍，轉考西邊的礦路學堂，並在這裡完成了他的西方思想啟蒙。

1923年，魯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吶喊》，在書的自序中他這樣回憶四年的南京求學生涯：「我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對於少年魯迅來說，南京奠定了他對世界的想像和人間的體悟，他站在厚重昏黑的傳統里瞧見了遠處微茫的晨光。

1871年，眺望南京城。

這一年，距離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已經過去四年，新的革命浪潮還未湧現，整個知識界無論是「冷觀苦笑」或是「要求享樂和麻醉」，內心裡都充斥著彷徨和迷茫。

時值深秋，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幹將，朱自清和俞平伯相約去秦淮河散心。然而此時的南京雖然已得到歐風美雨的照拂，卻仍然沉浸在銷金的秦淮風月之中。

兩人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只能敗興而歸，留下兩篇同題名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

今天的秦淮河已經成為了一個著名的旅遊景點。圖/Pixabay

南京的韻味，當然在它的歷史長河裡。

朱自清曾寫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鋪子，到處都有些時代侵蝕的遺痕。你可以摩挲，可以憑弔，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興廢，王謝的風流，秦淮的艷跡。這些也許只是老調子，不過經過自家一番體貼，便不同了。」

不同於北京的鋪張，杭州的黏稠，南京的過往散落在它的一派山水之間。

地處吳頭楚尾的南京，南北文化在此交織，也是江海樞紐地帶。「挾制長江 , 呼吸千里 , 足以虎視吳楚 , 應接梁宋 」，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 , 既給了南京繁華，又讓這繁華總被兵戈誤。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諸葛佑僧寮遇友,杜慎卿江郡納姬》, 寫到杜慎卿與蕭金鉉在雨花台觀景, 有這樣一段文字:

坐了半日，日色已經西斜，只見兩個挑糞桶的，挑了兩擔空桶，歇在山上。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兄弟，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我和你到永寧泉吃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少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 一點也不差！」

歷史灑落在金陵的脂粉與文墨，使得南京的販夫走卒都帶上了綿長的況味。只是這六朝煙水氣的背後總是一代代的偏安與亡國。

玄武湖與紫金山。

無論是西晉東遷還是北宋南渡，更不消提那短命的宋、齊、梁、陳，曾在南京城盤桓過的帝王氣象，大多是醉生夢死的半壁江山，有人因此評論說，南京是被墳墓包圍的廢都。

法國詩人波德萊爾有本散文詩集叫《巴黎的憂鬱》，寫盡了在現實與舊夢中糾纏的巴黎，這樣來看，南京應該算得上是中國最憂鬱的城市了。

從葉兆言到畢飛宇，從蘇童到韓東，南京作家的筆下總是縈繞著終年不散的頹靡和傷感。歷史給予了南京眼界和底氣，但也讓它耽於唏噓和懷舊。南京因此少了幾分面向未來的進取心，無論潮起潮落，都化成了南京人口中的那句「多大事啊」。

02

南京與蘇州的雙城記

能夠把南京從舊夢中驚醒的，大概只有蘇州了。相比於南京，同樣是有著千年歷史的蘇州，在現代化轉型上就顯得遊刃有餘了。

建國以來，通過南京汽車製造廠、南京煉油廠、南京化學工業公司等一批大型企業的布局，南京成為一座重工業城市，化工、鋼鐵、汽車等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一度高達70%。

藉由這一優勢，在改革開放以前南京的經濟發展始終走在蘇州前面。

但隨著改革的大幕拉開，民營經濟開始搭台唱戲。

通過政府牽頭承接上海下游業務的蘇南模式在以蘇州為核心的蘇南城市圈迅速推行，蘇州在短短几年之內便在各項經濟數據上完成了對於南京的反超，並一舉衝到了全國第五，而南京始終在十名開外徘徊。

對比1978年以來兩市的GDP排名可以發現，南京和蘇州的經濟一直處於此消彼長的負相關狀態。作為江蘇省的雙子星，它們似乎永遠做不到像廣深那樣的協同發展、和氣生財。

2010-2016年，合肥、南京、蘇州、廈門四市的GDP對比，南京一直都落後於蘇州。圖/搜狐焦點

事實上，南京和蘇州的相互掣肘由來已久。

明太祖朱元璋打下江山後，定都南京，這是南京最輝煌的時候，南京城許多現有格局仍然由此延續。

得益於首都的特權，南京統攝了包括如今的江蘇省、安徽省、上海市在內的大片區域。明朝覆滅以後，面對這一塊佔據中國最富饒地區的前朝故都，不放心的清政府選擇同時設立兩位布政使分而治之。

左布政使駐地南京，分管包括蘇北、安徽在內的大片地區，而右布政使則將蘇南和上海收入囊中。一省雙核的格局由此奠定。康熙年間正式設立安徽省，將江南地區一分為二，南京才被正式歸還給江蘇。

儘管如此，此後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裡，安徽省一半的領導班子都還是按照習慣在南京辦公。如此看來，也難怪今天人們戲稱南京是安徽省會。及至中華民國時期，江蘇省的省會還多次在南京和蘇州兩地搖擺。

不同於四川、陝西、山西這些自古依靠天然地理區隔劃分而成的行政單位，江蘇作為一個省的出現完全是晚近政治博弈的結果。在其僅僅三百多年的建省歷史上，不斷更換省會的歷史背後，是各方政治力量的互相拉扯。

歷史沿革加上現實差距，導致南京在這個省會的位置始終有些欠缺說服力。沒有一個足夠突出的省會來統籌全省發展、優化資源配置，導致了今天的局面。

蘇南地區無論是在發展現狀還是心理距離上，都更願意親近上海而不是南京。而省內的各自為政，也導致家底深厚的江蘇逐漸被廣東趕超。

南京電視塔。圖/Pixabay

03

南京！南京！

南京和蘇州發展命運的兩處關鍵轉折，一是1984年後鄉鎮經濟的異軍突起，二是1992年後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所謂蘇南模式的形成，其依靠的正是上海和外資兩條腿走路。

如果仔細查看蘇州的經濟數據可以發現，蘇州之富並不在於市區，而是下屬的崑山、常熟、張家港、太倉四張王牌。單論市區實力，蘇州是不可與南京同日而語的。80年代的「地改市」浪潮中，南京只拿到了兩個縣的管轄權，而蘇州是六個。

通過將這些傳統縣轉化為在財政審批和政策許可權上具有更大自由度的縣級市，蘇州完成了它一大四小的經濟布局。現在南京發展最好的江寧區，也是南京將原本的下屬江寧縣合併，並給予縣級市待遇的結果。

位於南京建鄴區的青奧會雙塔樓

依託這些縣級市，蘇州開始大量承接上海轉移出來的產業，並引入外資。但從近幾年的數據可以看出，隨著上海的輻射力減弱以及全球經濟變動引起的外資撤離，曾經締造經濟奇蹟的蘇南模式已經顯露疲態，還能保住全國第七的位置多久仍未可知。

而另一邊，近兩年關於「提高南京首位度」的講法開始頻繁出現在江蘇省政府的各類工作報告中。可以說，蘇州發展的放緩，正是南京重新發揮省會作用、整合全省資源的好時候。

無論是從南京的高鐵線路規劃網還是它的高新產業戰略來看，當蘇州還在半推半就做著上海的衛星城的時候，南京已經不再將視線局限於「省老大」的一時之爭，而開始構築屬於自己的南京城市圈。

遠離蘇南而輻射安徽、江西等省份的地緣關係劣勢，在如今新的戰略布局下，反而成了南京翻身的底牌。或許，只有當南京和蘇州各自釐清自己在省內的定位，兩虎相爭的癥結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多年以前，在一篇名為《關於秦淮河》的文章中，葉兆言這樣寫了這麼一句話：「說到底，秦淮河邊發生的故事，是了解中國大歷史最好的教材。」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對於將百十年興亡看飽的南京人來說，是時候收拾好舊山河往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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