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革命年代的四十年里，實用主義與趨同性貫徹土伊關係

1979年，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離開伊朗後，魯霍拉·霍梅尼回國，這在土耳其激起了複雜的情緒。起初，許多土耳其人認為這些事態發展是國王鎮壓和侵犯人權所造成的。然而，當伊朗政權的神權性質顯現，並且脫離西方聯盟後，世俗化的土耳其開始出現對伊朗煽動伊斯蘭主義和庫爾德民族主義的擔憂。

1979年2月霍梅尼回國，圖源：AFP

土耳其適時地學會了與伊朗的新政權共存，在接下來的四十年間，兩國關係與前幾十年——而不是與前幾個世紀相比，陷入了一種起伏不定的模式。

1639年，奧斯曼帝國和薩非帝國簽訂《席林堡條約》，結束了兩國間曠日持久的領土戰爭，留下了和平共處的遺產，雙方都不願意衝突升級。在伊朗革命之後，這種緩和的傳統態勢演變成了實用主義，從而使這兩個完全對立的政權能夠相互寬容。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近年來土耳其政權的世俗化和民主程度削弱，儘管土伊兩國代表著伊斯蘭教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分支，但兩國政治伊斯蘭的政權在一定程度上趨於一致。

1979年以來土伊關係的發展歷程

這場革命發生在土伊關係的低潮時期。土耳其接納伊朗異見人士的政策，包括接納流亡早期的魯霍拉·霍梅尼，以及伊朗國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對伊拉克庫爾德分裂主義的積極支持，尤其加重了雙邊關係的負擔。

因此，土耳其起初並不介意伊朗發生的革命，伊朗的反美論調在土耳其公眾中也相當受歡迎。由比倫特·埃傑維特領導的土耳其左傾政府歡迎伊朗退出中央條約組織（CENTO），並尋求加強與伊朗的經貿關係。1979年6月，埃傑維特派遣外交部長對伊朗進行正式訪問，霍梅尼的接待也釋放出友好的訊號。

比倫特·埃傑維特，圖源：HABERLER.com

然而，兩國關係的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土耳其政權的更迭、人質危機和1980年9月軍事政變的衝擊，為兩國關係製造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氛圍。軍方認為伊朗日益神權化的政權是對土耳其的世俗主義和國家安全的威脅，而伊朗則將土耳其看作試圖破壞革命的「魔鬼的僕人」。

兩國間的相互威脅和深刻的不信任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新的千禧之年。例如，伊朗不斷地批評土耳其對戴頭巾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或擔任公職的限制。而土耳其則認為伊朗強制要求戴頭巾的做法是落後的。

以色列與土耳其特別是在軍事領域的密切合作引起了伊朗的顧慮，同時伊朗也擔心土耳其民族主義將會煽動其境內的亞塞拜然少數民族。與此同時，土耳其指控伊朗支持分離主義的庫爾德工人黨（PKK），甚至不惜冒著軍事對抗的風險，派軍追擊庫爾德工人黨激進分子，並派遣軍機轟炸他們的藏身地。

還有一些象徵性行為——比如伊朗官員拒絕參觀土耳其共和國創始人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土克的陵墓，以及對土耳其駐伊朗大使館在凱末爾逝世紀念日降半旗的行為表達不滿。

土耳其還經常指責伊朗積極支持土耳其境內的伊斯蘭激進組織，並且與著名世俗主義學者的暗殺存在聯繫。1997年，伊朗大使參加了一場在安卡拉附近舉行的伊斯蘭社會活動，引起軍方的「後現代主義政變」，從而迫使當時的政府解體，包括由內吉梅丁·埃爾巴坎領導的伊斯蘭主義社會福利黨的失勢。

2002年，隨著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AKP）的崛起，兩國意識形態的仇恨逐漸消散，對地區影響力的爭奪已經成為兩國最突出的矛盾。兩國的博弈集中在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伊朗已經在伊拉克成功扶持了什葉派領導人，他們致力於鞏固自身政權以取代少數遜尼派，從而犧牲了土耳其青睞的願意尋求兩派和解的政界人士。

阿拉伯之春進一步加劇了土伊競爭。起初，這種動蕩似乎有利於土耳其，使其在局勢風雲變幻的中東地區享有相當可觀的影響力。然而，形勢一旦發生轉變，在改革的倡導者開始退縮的時候，土耳其的影響力逐漸被蠶食，特別是在敘利亞，而伊朗在影響力爭奪中佔據了上風。俄羅斯在2015年的干預以及敘利亞反對派的最終失敗都鞏固了伊朗在該國的影響力。

敘利亞衝突確立了土伊宗派大國的身份，兩國都希望為該國的什葉派、遜尼派勢力提供武器、援助和支持，以此來捍衛各自的國家利益。

實用主義

儘管存在著諸多的摩擦，土伊關係中始終貫穿著一種實用主義，這種實用主義在很早的時期就有所體現，兩國都傾向於貿易交流和外交途徑，而不是動用制裁或武力的形式。有兩個因素推動了伊朗革命後雙邊貿易的擴張：1980年9月兩伊戰爭的爆發以及土耳其轉向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決定。

土耳其在戰爭中的中立，促成了一項以物易物的協議——用製成品的出口換取石油的進口。這種相互依賴促使伊朗放棄襲擊土耳其向伊拉克運送貨物的卡車和把伊拉克石油運往土耳其港口城市傑伊漢的輸油管道。

兩伊戰爭結束後，兩國之間的貿易一度下降，但在1996年兩國達成由伊朗出口天然氣至土耳其的協議後有所反彈。傳統意義上，伊朗一直是土耳其最大的原油供應國，但隨著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即使土耳其具有制裁豁免權，這種情況仍發生了變化。

2001年之後的十年間，雙邊貿易額從12億美元上升至160億美元。土耳其的巨額貿易逆差被逐年增加的伊朗遊客數量所抵消。土耳其取消對伊朗公民的簽證限制後，遊客數量從2001年的不足33萬人次增加到10年後的近190萬人次，直至2017年的250萬人次。

2017年在土耳其旅遊的伊朗遊客達到250萬人次，圖源：TüROB

土耳其渴望擴大對伊朗的出口和投資，這也是土耳其長期以來反對美國制裁伊朗的原因。土耳其拒絕加入美國在人質危機後對伊朗實施的早期制裁，即使是在土伊雙邊關係處於最糟糕的時期，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土耳其也堅持這一政策。

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土耳其通過複雜的黃金交易，幫助伊朗規避制裁，這些交易最終導致美國對一位土耳其銀行家進行起訴並判刑，以及對一家土耳其銀行待決的罰款。2015年達成的伊核協議讓土耳其鬆了一口氣，使其能夠在特朗普政府退出協議並在2018年重新對伊朗實施制裁之前，拓展與伊朗的商貿合作。

在後革命時代的大部分時間內，土伊關係潛在奉行的實用主義，促使雙方保持外交渠道與對話途徑的暢通，即使是在局勢緊張時期也是如此。

伊朗與庫爾德工人黨（PKK）的關係作為土伊關係中最大的障礙，這一問題也在2008年得以消除。雙方一致同意合作對抗庫爾德工人黨及其在伊朗的分支——庫爾德斯坦自由生活黨（PJAK）。近期，土耳其和伊朗共同努力阻止了伊拉克庫區領導人的獨立企圖。

同樣，一旦土耳其及其盟友反對派開始在敘利亞失勢，伊朗、土耳其就與俄羅斯開始合作，設法將這些隊伍撤離到伊德利卜省，並在那裡達成停火協議。儘管形勢依舊緊張，衝突仍遠未得到解決，但停火協議依然有效，這使土耳其避免了另一場重大的移民危機。

2010年，土耳其與巴西進行了一次外交嘗試，以打破美國和伊朗在伊核問題上的僵局，但這次嘗試未能奏效。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在2011年決定接受北約導彈防禦雷達系統的部署，這引發了伊朗的憤怒和攻擊的威脅。土耳其通過外交上的努力消除了伊朗的顧慮，化解了可能因此引發的危機。

圖源：World Bulletin

趨同性

實用主義使土耳其和伊朗這兩個完全對立的政權得以共存，在最近幾年間，兩國關係甚至顯現出一定程度上的趨同性。

儘管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在2002年，堅定的土耳其世俗主義總統艾哈邁德·塞澤爾不僅訪問了伊朗，包括亞塞拜然省，甚至還發表了關於凱末爾和及其意識形態的演講——從伊朗革命的原則出發，這是極其令人厭惡的。

在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AKP）上台後，兩國間的這種日益密切的關係加速發展，並且在2009年被不加掩飾地詮釋，時任總統阿卜杜拉·居爾是最先祝賀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連任的國家領導人之一，而當時民眾正在舉行大規模街頭遊行以抗議選票違規的行為。與10年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土耳其對民眾抗議選票違規行為和伊朗當局鎮壓抗議者的行為保持沉默。

這種趨同性還延伸到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態度。面對艾哈邁迪-內賈德對毀滅以色列的呼籲和他對猶太大屠殺的否認，土耳其保持沉默。近期，土耳其對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冷淡態度與其對加沙地帶哈馬斯的積極支持形成對比，這不禁讓人想起伊朗所持的立場。

這也與穆罕默德·阿巴斯和西蒙·佩雷斯在2007年訪問土耳其時的形勢截然不同，當時擔任總理的埃爾多安還在斡旋以色列和敘利亞之間的爭端。如今作為總統的埃爾多安在其總統任期和先前的總理任期間曾多次訪問伊朗，他的伊斯蘭根源及其對世俗主義的不滿態度，使他不再受制於伊朗政權的神權屬性，他日益獨裁的執政方式以及反西方的外交政策，加強了土伊兩國間正在萌芽的夥伴關係。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伊朗總統魯哈尼，2018年9月7日攝於德黑蘭，圖源：Anadolu Agency

結語

儘管伊朗革命給土伊關係帶來了相當大的動蕩，但兩國成功地發展了一種以實用主義為特徵的雙邊關係，這與兩國長期的歷史遺產相符。最終，雙方在世界觀和執政方式上都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趨同性。

然而，世俗主義對土耳其產生的影響，及其長期以來帶有的西方烙印，都將限制兩國政權的趨同程度。此外，兩國之間的宗派差異也可能成為一個制約因素。最後，無論表現出何種程度的趨同性，作為處在極度動蕩的、衝突懸而未決的地區中的兩大鄰國，地緣政治競爭將會持續下去。然而，這都無法破壞雙方在經貿領域的合作中最為顯著的現實主義。

註：本文編譯自布魯金斯學會評論文章「Post-revolutionary Iran and Turkey at 40: Pragmatism and convergence「，作者：凱末爾·基里希詞（Kemal Kiri?ci）

編譯 陳國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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