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力源：衚衕、里弄中的《新青年》往事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從1916年9月出版的第二捲起，該刊改名為《新青年》）。《新青年》雜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為啟迪民智、喚醒民眾做出過巨大的歷史貢獻，因此有「中國新文化元典」之譽。

一顆石庫門裡萌發的種子

嵩山路向南到底，曾經有一片石庫門房子，叫做吉誼里。1915年6月，陳獨秀從日本來上海，便住在吉誼里21號。在這裡，陳獨秀依託上海群益書社創辦了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辦刊宗旨的《青年雜誌》。在創刊號上，陳獨秀髮表了以《敬告青年》為題的發刊詞，提出科學與人權「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並首先在中國舉起了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後世將《敬告青年》視為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

位於太倉路、順昌路、黃陂南路之間的吉誼里如今已難覓蹤跡，區域內唯有一排石庫門房子，立於太倉路旁，是當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宿舍舊址，其他都被高層的住宅與高檔寫字樓取代。《新青年》曾經就在這片區域內為後來的發展蓄勢。自第2捲起，雜誌更名《新青年》，其作者力量也大為擴充。除原有的陳獨秀、高一涵、易白沙、劉叔雅外，更出現了日後對新文化運動頗多貢獻的李大釗、胡適、吳稚暉、楊昌濟、劉半農、馬君武、蘇曼殊、吳虞等，雜誌面貌日漸清晰起來（陳平原《「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此時的《新青年》已開始在哲學、文學、教育、法律、倫理等廣闊領域向封建意識形態發起了猛烈的進攻，1916年10月1日，陳獨秀髮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一文就是代表。

在此辦刊期間，陳獨秀以文字結識了《新青年》後來的主力之一——胡適。經《新青年》作者同時又是同鄉的汪孟鄒介紹，陳獨秀與遠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的胡適通信交往，二人在對待新文學的態度上有不少相通之處，這令陳獨秀大喜，並於《新青年》2卷1號上刊發了胡適的白話文譯作《決鬥》。1916年底，從北京回上海後，陳獨秀收到了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文稿，於1917年1月將其刊於《新青年》，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了改良文學的八條建議，鼓吹以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這也是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接著，陳獨秀在次月以文章《文學革命論》作為回應，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三大口號，並且在通信欄中收錄了他與程演生、陳丹崖、錢玄同等人關於「文學革命」的來往通信，將話題引向深入。

剛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邀約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這改變了《新青年》的命途。蔡元培之前就與陳獨秀有過接觸，任校長後又有諸多學界人士向他推薦，但最終聘用陳獨秀作文科學長，是他在翻看湯爾和所贈的幾期《新青年》後做下的決定。對於蔡元培的邀約，陳獨秀因為心系辦於上海的《新青年》並未一口應下，而是推薦了此時正借《新青年》為文學革命發聲的胡適，這為胡適之後成為《新青年》輪值主編埋下伏筆。

箭桿衚衕里的吶喊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將正式出版的9卷54期《新青年》約略分為三個時期，而其界標就是陳獨秀1917年春的北上與1920年春的南下。「在上海編輯的最初兩卷，主要從事社會批評，已鋒芒畢露，聲名遠揚。最後兩卷著力宣傳社會主義，傾向於實際政治活動，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頗有關聯。中間五卷在北京編輯，致力于思想改造與文學革命，更能代表北京大學諸同人的趣味與追求。」

踏上北京的土地，《新青年》迎來了發展的第二個時期。

任北大文科學長後，陳獨秀從上海的石庫門搬進了北京的衚衕，他的住址東安門內北池子箭桿衚衕9號（現箭桿衚衕20號）就成了《新青年》編輯部的所在地。編輯部曾推出「易卜生號」，廣為徵集關於易卜生的著作，留下的投稿地址正是此處。

箭桿衚衕20號曾為《新青年》北京編輯時期的編輯部

箭桿衚衕20號在今年9月中旬剛剛完成騰退修繕。端詳眼前這不大的門樓，一掃老照片上的破舊之感，古樸之色卻是絲毫未減。紅漆的門樓，有兩隻小石獅墩子蹲在門口把守，門前立著塊石碑，標明此處就是陳獨秀的舊居。根據《北京地情資料網》的登載，箭桿衚衕始稱於清光緒年間，「衚衕今已無存，只因保留『陳獨秀舊居』還剩下西口凹進去的一小截，但已經不是衚衕了」。1917年，陳獨秀來京後租住東院。曾有人訪問過常住此間的老人，據稱東院北房3間是陳獨秀的住房，南房3間是《新青年》編輯部，靠街門的小房是傳達室，掛著《新青年》編輯部的牌子。

「箭桿衚衕原先有6戶居民，住了幾十年。2001年箭桿衚衕20號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但因為各種原因，一直沒有對外開放。2013年，東城區將陳獨秀舊居騰退修繕工程納入名城保護重點項目，將其間的居民遷出，準備恢復舊居原貌，籌備一座陳獨秀與《新青年》的紀念館，預計明年五四期間開放，具體的展覽籌備工作則委託我們來做。」據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研究室主任陳翔介紹，《錢玄同日記》《魯迅全集》中都有提到箭桿衚衕，在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中，箭桿衚衕是一個重要地標。

周氏兄弟加盟《新青年》就始於這一時期——1917年夏夜，錢玄同第一次赴紹興會館為《新青年》邀約同為章太炎門下弟子的周氏兄弟作稿，商談從下午一直持續到深夜11點。1918年1月，周作人抄錄翻譯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刊於《新青年》上。周氏兄弟的回報則是每期免費獲贈8到10本雜誌。

此間，《新青年》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1917年10月，劉半農致信錢玄同，將自己、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四人比作「台柱」，希望「另外再多請名角幫忙」，以期「壓得住座」，在這一動議之下，《新青年》於1918年1月4卷1號開始轉型為由六名北大教授輪值編輯的民國史上第一同人刊物，雜誌「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同時開始嘗試白話文和使用新式標點符號。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寫道：「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復活之後，我們決心做兩件事：一是不做古文，專用白話文作文；一是翻譯西洋近代和現代的文學名著。」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在《西潮》中曾對此做過評價：「《新青年》正在鼓吹德先生與賽先生，以求中國新生……哲學教授胡適之那時正在進行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作表情達意的工具。白話比較接近中國的口語，因此比較易學，易懂。它是表達思想的比較良好也比較容易的工具。在過去知識原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推行白話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識。白話運動推行的結果，全國各地產生了無數的青年作家。」

北大學生羅家倫是《新青年》同人，又是學生刊物《新潮》月刊主要編輯。他曾著文《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其中有對四五卷輪值編輯的刻畫， 譬如說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胡適「在當時還是小心翼翼的……當時他所做的《建設文學革命論》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失之於淺薄，但是在過渡的時代是很適合於一般人口味的」；沈尹默「是很深沉而喜治紅老之學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謀士的態度……他常做白話詩，而胡適之讚賞他的詩做得好，所以也就成為《新青年》六編輯之一」；陶孟和「是英國的留學生，他外國書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讀書顧問……因為能夠談什麼社會問題、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為一位編輯了。」

《新青年》雜誌諸同人，從左上至右下依次為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高一涵、陶孟和

北大紅樓的舊夢新顏

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為《新青年》與大學的結合創造了機會。《新青年》同人的身影除了活躍在箭桿衚衕，還有距箭桿衚衕不遠的北大紅樓。「北大紅樓就是當時北大文科所在。」陳翔介紹，《新青年》的諸多同人在此工作，當時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也曾到此做過講師。

沿著五四大街一路尋去，越過一段灰色磚牆便能看到紅磚紅瓦的「北大紅樓」。落成於1918年的北大紅樓是有著西洋風格的長方形建築，在它的身上，歷史感與朝氣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它的前世是漢花園北京大學第一院，當時的校長辦公室、文科學長辦公室、各系教授會、教務會、總務處設在紅樓二層，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在這裡辦公。蔡元培倡導的學生團體如「新潮社」、「國民雜誌社」、「北大哲學研究會」、「北大新聞研究會」等設在一層，地下室為印刷廠，許多進步報刊在紅樓印刷、出版。近百年前，紅樓是倡導「民主」、「科學」的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而今世的它是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記錄著近百年前這裡發生的、關係中國命運的系列事件。

北大紅樓外景，現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展館

步入紅樓，五四時代的風穿越而來——樓內還保持著當年的格局。右手第一間便是陳獨秀專題展，展區內立著陳獨秀的全身雕像，他的各類手稿、老照片、物件都陳列在此；李大釗長期工作的圖書館主任室也保持原樣，陳列著老式的書架、寫字檯以及帶有五四時代特徵的電話、檯燈；新聞紙閱覽室里放了四張長桌，桌上的木報架掛著當年的老報紙。1918年8月，為組織湖南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生赴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由長沙來到北京，後在李大釗手下做助理員工作，管理15種中外文報紙。漆紅地面，四列帶著小桌板的課桌椅，學生大教室亦按原貌陳列，魯迅曾在這樣的教室里講過「中國小說史」，教室里常常爆滿。《新青年》的同人們以此幢大樓為陣地聚談觀點，激蕩思想。從羅家倫的著述中能看出當年的場景——傅斯年、羅家倫所在的「新潮社」與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室就隔著兩個房間，兩人幾乎天天都會在圖書館主任室里出現：「還有兩個地方是我們聚合的場所，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國文教員休息室，如錢玄同等人，是時常在這個地方的。另外一個地方是一層樓的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房子），這是一個另外的聚合場所。在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大約每天到了下午三時以後，這兩個房間人是滿的。所以當時大家稱二層樓這個房子為群言堂（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語），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層樓那座房子，則稱之為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語），而在這個房子中則以北方人為主體……這兩個房子裡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群言堂，或者從群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飽無堂還有一種好處，因為李大釗是圖書館主任，所以每逢圖書館的新書到時，他們可以首先看到，而這些新書遂成為討論之資料。當時的文學革命就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抨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後來，李大釗還將紅樓一層的圖書館辦成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張太雷、趙世炎、張聞天、羅章龍、張國燾以及天津覺悟社成員經常在這裡活動。

紅樓外的矮房內正在展出《新時代的先聲——新文化運動陳列》，借著各期《新青年》、同人交往的書信手稿等176件實物和67張圖片，《新青年》的數項「創新」清晰而立體：「1918年1月起，《新青年》開始採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新青年》設『通信』專欄，供讀者與編者『質析疑難，發抒意見之用』」；「隨感錄專欄發表的新式散文——雜文，是針對舊文化宣傳新文化的有力武器」。

大樓北邊的廣場，是傅斯年、羅家倫帶領北京大學學生舉行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起始點。「學生們從沙灘廣場出發，奔向天安門廣場，其準備活動都是在紅樓內進行的。沙灘廣場在1947年改名為民主廣場，現在是《求是》雜誌社所在地。」陳翔介紹，今年恰逢《新青年》創刊一百周年，紀念館從4月到8月推出了「舊邦新命——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展」，200多件文物，從倫理革命、文學革命、教育科學等多方面展示新文化運動重要成果，其中，《青年雜誌》創刊號，《新青年》早期版本，錢玄同日記，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名人來往信札，《北京大學日刊》創刊號，《孔德學校初中國文選讀》等五四時期重要書刊，陳獨秀謄寫的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殘稿，新聞學研究會合影等珍稀舊照多為首次亮相，吸引了很多觀眾。展覽即將在陳獨秀、胡適的家鄉安徽展出。

北大紅樓里的「學生大教室」，魯迅曾在這樣的教室中講授「中國小說史」。（於穎攝）

北大紅樓里按原貌陳列的新聞紙閱覽室（於穎攝）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中展出的《新青年》原本

漁陽里內的「朋友圈」

趙先生家住南昌路100弄2號。90多年前，陳獨秀曾居住於此，與他一起搬進此處的還有《新青年》的編輯部。

1919年，陳獨秀被北大免職，後來又因散發傳單被捕。1920年，他在李大釗的幫助下做了一番偽裝，乘驢車至天津，又從天津坐火車到上海。陳獨秀在上海的同鄉柏文蔚正好要赴任離滬，便把租住的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並同裡面的傢具一起留給了陳獨秀。老漁陽里2號就是今天的南昌路100弄2號。

尋找這座老房子並不吃力，剛提到「陳獨秀」，南昌路100弄門口的修車小哥就「業務熟練」地給予提示：「2號」。這一帶的石庫門是水泥牆面，不比其他處的石庫門有著清水磚與紅磚的修飾，看起來實在普通，牆上毫無章法地掛著的空調外機、橫在路間的晾衣桿提醒著人們這裡還有人居住；房前小路逼仄，走到路中便看到了「2號」，兩扇約3米高的烏漆色大門緊閉，還保留著當年的門環。牆上一個上海市人民政府頒發的銘牌提示著這棟房子的身份不同——上寫「《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上海南昌路100弄2號為《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一樓廂房曾為《新青年》編輯部辦公地點

當時，陳獨秀與李大釗積極投身社會革命，仍在北京的魯迅注重文化批判、胡適強調學術建設。因為思想不投契，《新青年》的同人之間開始出現分裂，1919年12月的7卷1號開始，《新青年》又恢復到陳獨秀一人主編的狀態。從北京遷回上海後，《新青年》編輯部就設在老漁陽里2號的一樓廂房，其撰稿和編輯的基本力量也逐漸被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成員李達、李漢俊等取代。

「陳獨秀就住在樓上。」趙先生指著二層的廂房，熱情地介紹起自己住了幾十年的地方：「這裡是標準的石庫門房子，中間有天井，兩上兩下，一廂房一廳堂，構成一個折角。如今住了四戶人家，房屋結構略有調整，但基本保持了當年樣子。」聽著趙先生的介紹，打量著眼前1912年建成的老房子：挑高3.6米的房間，配著瘦長的紅漆門，看起來倒也通透。趙先生介紹，故居去年修繕了一番，破舊的門面都重新上了漆。從外觀來看，老房子雖舊卻不破，早年破損的牆面也重新補齊，只是老照片上的雕花門頭沒了。趙先生說，當年老漁陽里2號也曾有機會作為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第二館，但現在編輯部舊址成了文化系統的員工宿舍，再以後就變成了居民住宅。

「老漁陽里2號統樓為書房，樓下客堂會客，室內掛有小黑板，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上海地方志辦公室市志處副研究員劉雪芹介紹，陳獨秀和《新青年》編輯部搬到此處後，常有許多青年慕名上門求教，其中就包括毛澤東。陳獨秀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就是在這棟房子里。與此同時，陳獨秀身邊很快聚集了一批優秀青年，開始推進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先後發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老漁陽里2號的亭子間就是當時《共產黨》月刊的編輯室，編輯陳望道、沈雁冰、李漢俊等也一併在此辦公或居住，籌組成立機器工會的主要成員李中也曾在這座房子內住過。

當時的新老漁陽里住了許多知識分子、進步人士，除了陳獨秀，還有住在新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的戴季陶等人。劉雪芹解釋了其中緣由：「法租界政治環境寬鬆，對知識分子活動的態度是開放的，很多人躲在此處避免被中國政府拘捕；從生活環境上來講，早期的知識分子喜歡這裡，因為他們經濟上無法負擔長寧、徐匯的高檔住宅，但是這裡的租金在承受範圍內，而且周圍有很多高雅的咖啡館、書店，有他們需要聚談的共同空間；再者，弄堂、石庫門是居民區，活動比較隱蔽，而且弄堂四通八達，方便撤退，更重要的是新老漁陽里所在的位置有「隙縫效應」，這塊區域處於法租界與公共租界的交界地帶，當時處於管理盲區，因此許多進步人士辦活動都選在了這一帶。」

1920年，共產國際遠東代表魏金斯基來滬，與陳獨秀會面商討建黨事宜，地方就在陳獨秀家。經陳獨秀介紹，魏金斯基又認識了戴季陶等人。戴季陶經常參加由陳獨秀主持、魏金斯基參加的在《新青年》雜誌社舉行的座談會，討論有關社會主義和中國社會改造等問題。

在這座房子里，《新青年》又完成了一次轉變：內容不再是思想評論而是政治宣傳。1920年5月，《新青年》便推出了《勞動節紀念號》，登載了李大釗的《「五一」May Day運動史》及陳獨秀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

1920年8月，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發起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後稱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陳獨秀任書記，也是在老漁陽里2號辦公。同月，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領導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於新漁陽里6號成立。為了掩護團的活動，對外掛起了「外國語學社」的招牌。上海地方志網站上有載：「這一時期每天傍晚，老漁陽的居民可以看到一位五短身材，身著條子西服的中年男子，手裡夾著一沓講義，行色匆匆地由老漁陽里到環龍路對面的新漁陽里6號外國語社上課。此時聽課的有肖勁光、柯慶施、羅亦農、任弼時等。」

位於新漁陽里6號的外國語學社，陳獨秀常到此講課。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滬，經商議決定於7月下旬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前期籌備工作皆在老漁陽里2號進行。中共一大會議期間，老漁陽里2號成為代表們醞釀、交流和討論問題，起草和修改文件的重要活動場所之一。特別是7月30日，一大會議因密探闖入而中斷。當晚，李達、毛澤東、周佛海等部分代表在老漁陽里2號商討繼續開會的辦法。1921年9月，老漁陽里2號成為黨中央的辦事機關所在地，同月新青年社成立，決定《新青年》從第8卷第1號起脫離群益書社，獨立出版，這時的《新青年》已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

1921年10月，法租界巡捕房包圍並搜查老漁陽里2號，將積存的《新青年》及印刷機器一併搜去，同時將陳獨秀夫婦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3人一起拘捕。1922年7月，《新青年》休刊。次月，因陳獨秀撰寫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引起法租界當局的更大恐懼，法租界巡捕房又闖入老漁陽里2號，再次將陳獨秀逮捕。至此，發生在這棟老宅里的歷史往事便告一段落。

《新青年》在經歷了上海的波瀾起伏後遷至廣州，於1923年起以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的身份發行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直至1926年停刊。

斗轉星移，世事滄桑。但在我們的精神家園，總有一些東西「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100多年前，在中國現代文化建構之初，《新青年》同人就充分展示出來的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姿態與勇氣，直到今日仍富有時代價值和積極意義，值得我們點贊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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