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琳超：顧頡剛致胡適的一通佚信
以學術為使命的學者，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融會貫通，增廣見聞，為把自己活成一部「活的書」而時刻準備。為學之道，是將長時期修養積累的成果構成一個封閉體系為好？還是將自己作為某種媒介，讓匯聚此間的問題經過思維辯證之後啟發出他人更多的探索為好？
筆者無學，現把關於顧頡剛著述的文獻學方面的幾個「得其間」的零星觀察作一呈現，一方面是公布聞見，一方面也是提出問題，希望海內讀者共賞之後能夠有以教我。
一
《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有一段話：
第二冊的稿子約略輯成，也分作三編。……這些文字都是數年來在各種刊物上零碎發表的，其中待討論修正的地方很多。（第 2頁）
查2006年中華書局影印的《古史辨自序》手稿，發現引文中「很多」的「很」字，在手稿中寫作「儘」字（圖 1）。
（圖1）「很多」的「很」字在手稿中寫作「儘」字。
這個「儘」字，在手稿下一頁也可就近找到一例（圖2）。這一處「儘」字，在排印文字里就作「儘」。其實只要看到影印手稿第4頁「儘」字左邊十分清楚的單人旁，就可以知道並不是「很」字。至於該字右邊的「盡」形，在手稿第8頁也可找到一個參照物（圖 3）。
（圖2）此頁上的「儘」字，在排印文字里就作「儘」。
（圖3）「儘」字右邊的「盡」形，在此頁可以找到一個參照物。
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手稿上寫的確是「儘」字，排印文字中的「很」是一錯字，大概由於「儘」字書寫在紅色邊線上、寫得較小、右旁「盡」的行草體易與「艮」形相混而造成。後世所有的 《古史辨自序》版本，都作「很」。然而，「儘多」與「很多」在語意上幾乎無所差別（關於「儘」的大量語例，可參《漢語大詞典》第1卷第1719—1720頁）。所以這個排印的錯字，詞不害意，顧氏校對時應該不會措意，甚至根本沒有發現。
不過，在手稿本與排印文字之間，也有一些文字變化可以確定是顧頡剛有意識修改的結果。例如《自序》談到1923年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之後的學術進展，提及在筆記中圍繞著若干題目搜集材料，其中一個題目是：
春秋戰國時的書籍 （著作、典藏、傳布、格式等）。（第59頁）
而在影印手稿的第218頁，並沒有括弧內的「著作、典藏、傳布、格式」等文字，這樣的內容，一定是顧頡剛本人加上去的。添加的時機是交付手稿之後，顧氏拿到排樣稿之際又做了一番修改。
以上是在字句層面，舉了兩個《自序》文字前後變化的例子。筆者還想以一張紙面為單位，立體地透視一下這張紙面上的墨跡：哪部分是先寫上去的，哪部分是後寫上去的。今以影印本第 571頁也即《自序》最後一頁為例（圖 4）。
（圖4）影印本第571頁，即《自序》最後一頁。
在這一紙面上分析出時間層次的關鍵線索，乃是落款的書寫位置必定要與最後一段正文隔開幾行。因此，這一面於4月16日最初寫完的樣子，應當如（圖5）所示（我們這裡先採取「抓大放小」的辦法，右側陰影部分的文字暫不考慮在內）。
（圖5）應是（圖4）於4月16日最初寫完的樣子。
在（圖5）的基礎上，顧氏進行了第一輪的修改，結果如（圖6）所示。
（圖6）是在（圖5）的基礎上進行的第一輪修改。
兩個紅框裡面的文字增刪，是同一輪改動的結果：既然在原先的最後一句話後面又添寫一段話，那麼原先落款的位置必定要移左，於是把原有落款划去，新的落款日期是4月19日。這兩處紅框的一增一刪，可以作為特定一輪修改流程的標準，用來歸類其他文字。此後顧氏再進行一輪修改，把落款改為 4月20日，也是「草畢」的日子（圖 7）。
（圖7）再進行一輪修改，把落款改為4月20日，也是「草畢」的日子。
同樣，紫色方框雖然只在這一頁上，但也可以涵括其他頁面上的許多修改文字，將其歸為同一個時間層次。以上只是單純根據落款位置與正文末行之間的距離這一慣例，將此一紙平面立體地分為三層。而一旦我們探尋《顧頡剛日記》關於寫作《古史辨自序》過程的記述，還會發現特殊的標誌。4月10日，記載 「草自序三千餘言（初稿畢）」。在此後的階段，4月12到 15日都有「改」或「修改」自序的記載。4月16日的用詞是「修改增作自序三千言」。17日是「修改」，18日是「略改」。4月19日又是「修改增作自序廿余頁」。4月 20日是「修改增作自序十餘頁，畢」。
可以看到，顧氏在 16日、19日和20日 （也即影印手稿的三個落款日期）對文稿的處理，在《日記》中都用「修改增作」這樣特殊字眼來記載；每次「修改增作」的結果，都會相應調整落款。與《日記》相聯繫，上舉關於時間層次的第一圖（圖5）所示，是16日「修改增作」的結果，估計在這次「修改增作」之前，應當有一頁的落款日期是 「4月10日」，由於改作而廢棄。第二圖（圖6）所示的紅色方框，就是19日「修改增作」的標誌，幾乎可以確定右側紅色方框中的文字就是19日當天加上去的。第三圖（圖7）所示紫色方框，就是20日「修改增作」的標誌。
初步打撈梳理《日記》的「過程記述」，有幾個關鍵的時間節點。1月12日開始寫初稿，但大約一星期即收束。2月22日星期一（正月初十），「作《古史辨》自序三千餘言（第二次稿）」。現在影印出來的手稿，其基底就是所謂「第二次稿」，顧氏後來的寫作、修改，都是循此延續與展開。這次重新開頭後，工作了約兩個星期，顧氏在 3月6日總結此前兩度的工作，說：「古史辨自序，一月中起初稿，並集材料，約費一星期。近兩星期中作二稿，每星期可得五日，上星期作兩萬字，本星期作一萬字。此為予生平第一長文。」這次作文，到3月8日又暫告一段落，此後他騖。3月18日晚，顧氏的紅顏知己譚慕愚「將所草序文看畢」，第二天顧頡剛又重啟了寫作工作，這次沒有另起一稿。此後就是寫作與修改的穿插進行，大約3月24日以前是 「作」，從 25日開始「改」，此後也間有「作」。然後就是上文提到的4月10日的 「草自序三千餘言 （初稿畢）」（按這裡的「初稿」其實是「第二次稿」的不同說法），以及後續的修改與「修改增作」。22日「草畢」之後，顧氏還有看排稿與清樣的記載，當然對文本又有所修訂，儘管體現不在影印稿本上，但可以通過對比出版物與手稿以顯其跡象。
既然一方面有 《顧頡剛日記》中有關《自序》寫作的「過程性」記載，另一方面還有影印手稿與最終排印文字這兩份「產物性」的文本（手稿上的修改也有「過程性」），那麼我們就有一定的條件，能夠為《古史辨自序》中的文字或「文字群」賦予時間的維度，做出時間層次的大致分析。筆者的上述「手稿學」探索，極為初步。要想進一步細化，顧氏《日記》述及寫作與修改工作，多有「若干千字」、「若干頁」的量化記載，也許可以將這些具體的數字聯繫到手稿上去，嘗試進行細數與爬梳。
二
由上一節我們已經見識到了《顧頡剛日記》紀事之詳明有法——手稿上落款的動作，在《日記》中都有特殊的用詞記載。現在我們從《日記》上另一則關於書寫信件的記載說起。
1935年5月12日，是一個星期日，顧頡剛進城，有「到書社，寫適之先生信」的紀事。找尋《顧頡剛書信集》中顧頡剛致胡適的信，沒有繫於這一天的。幸運的是，這封信沒有佚失，目前正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胡適藏書的其中一冊里。這封信的「集外之信」的性質是筆者發現的。它的日期的考定，是郭永秉老師啟發筆者的。現在將它公開，則是受到北大圖書館特藏部鄒新明老師的授權與允可。下面詳述原委。
2016年9月，北大成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為慶賀此事，舉辦了名為「胡適與北大」的專題展覽。筆者參觀時，得見展品中有顧頡剛致胡適的一通兩頁書信原件。當時檢查《顧頡剛書信集》，發現是一封佚信（圖 8）。
（圖8）2016年9月「胡適與北大」專題展覽上展出的顧頡剛致胡適的一通兩頁書信原件。季琳超攝
筆者再將行書作釋文如下：
適之先生：
茲將聞宥先生所作 《字喃》一文奉上，此文，東洋學報曾介紹過，稱為日本人尚未研究過的問題。又其可擔任之課，另紙錄上，未知有可備擇取者否？
王同春一文，奉上。先生近來提倡傳記文學，我很想把這人的行事繼續搜求，寫成一篇比較可讀的傳記。未知應如何寫法？乞給我一個指導。
又浦江清君向紹虞介紹徐聲越君，聞此人確甚好，惜因燕京同人與外界太不接觸，故不敢請他方學者，必在先前曾在燕京授課中人選擇，以致未能推薦成功。如先生有意用他，當囑浦君將徐君著作奉上。
學生顧頡剛上。十二日
這封信的內容，具有應酬色彩，目的也十分明確：一是向胡適推薦聞宥，二是呈上自己的「王同春一文」請教，三是代浦江清向胡適推薦徐震堮。
關於這封信，鄒新明老師又惠賜兩項重要信息。首先是這兩頁書信夾在胡適藏書的聞宥《論字喃（Chu Nom）之組織及其與漢字之關涉》抽印本中，抽印本有聞宥題記：「適之先生教正，聞宥上。」現從這封信來看，胡適藏書中的這一抽印本，就是顧氏信中所言「奉上」的「《字喃》一文」，其來歷是聞宥為了謀職轉託顧頡剛獻給胡適的。
鄒老師還提供了特藏部關於此封書信的考證：「顧頡剛致胡適。信末僅署『十二日』。信中所提『王同春一文』，即《王同春開發河套記》，先後發表於 1934年末《大公報》的《史地周刊》和1935年的《禹貢》雜誌，故此信大致寫於1935年前後。」這就涉及書信寫作時間的問題，如果嘗試精準確定寫信日期，還應當參考《顧頡剛日記》。筆者曾繼續沿著「王同春一文」的線索，並引據《禹貢半月刊》上《王同春開發河套記（改稿）》「前記」所述的修改過程，聯繫《日記》中寫作此文的時間記載，把此信寫作時間定在了1935年1月12日。顧氏隨信呈上的「王同春一文」，初以為是發表在《大公報》上的《初稿》；言「乞給我一個指導」，表明顧氏希望胡適能像後來 《改稿》「前記」中提到的吳文藻、張星烺、趙泉澄等學者幫助顧氏充實材料一樣予以寫作上的援助（《改稿》於同月27日寫成）。雖然當日《日記》沒有「致胡適書」這樣的記載，本以為這可以說得過去。不過筆者也從信中為聞宥謀事的內容聯繫到聞氏去向的問題，據查聞氏1935年夏天離開北平，所以把這封信理解為年初為之求情。
與郭永秉老師交流之後，他懷疑聞氏夏天離開北平，年初求情也許太早。他提示筆者檢查下面幾個12日的《日記》。雖然顧氏寫完王同春傳記《改稿》兩天後就回南方，一直到5月 2日才返校。但5月12日確實有「到書社，寫適之先生信」的記載。這當然是考定書信時間的最有力證據。那麼，我之前猜測的顧氏為王同春傳記《初稿》求助於胡適，也是本無其事了。《日記》顯示，5月上中旬，胡顧走動頻密，不止顧氏多次進城拜訪，胡適也在5月9日、16日、23日三個星期四光臨西郊燕京大學講演中國哲學史。5、6月間，顧氏常有為推薦人才這樣的事務而寫信求助胡適的事例，涉及人物除了本信提到的聞宥和徐震堮，還有周一良、楊向奎、高去尋等人。顧氏寫完這封5月12日的書信，13日下午「到在宥處」，估計也是談論去留問題。
這封信能夠以正確的時間坐標，面世以饗同好，需要在此敬向郭永秉老師和鄒新明老師表示十分的謝意。
此外，筆者還留意到一封未收於《書信集》但先已發表在別的報章上的顧氏致紅學家吳世昌的信（《書信集》本無「致吳世昌」條目）。吳世昌將其節錄作為《論曹雪芹佚詩 辟辨「偽」謬論》一文的附錄，初次發表於香港《七十年代》雜誌1979年第9期，後收入吳世昌1980年文集《紅樓夢探源外編》。先把文字轉引如下：
子臧我兄：
四月中奉上一函，即承將楊譯本紅樓夢一部見贈，又蒙將港印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及 尊著關於石頭記論文（自訂本）等書見借，不勝感荷。
我想寫的一篇論文，為《由於脂硯齋的封建思想而破壞了曹雪芹的寫作技術》，兄以為如何？寫成後當先奉正也。
雪芹題《琵琶行傳奇》一律，我以為兄文絕對正確，亦當秉此旨意，寫一短篇。屆時請賜正！……問好！
顧頡剛 一九七九，七，十八
內中除去括弧里的 「自訂本」三個字是吳世昌的注釋，以及被省略號略去的內容，剩下的都是顧氏筆墨。顧頡剛同吳世昌，1930年代就在燕京大學以師生之誼熟識，1962年吳世昌辭去牛津教席回國入職文學所，與顧氏同屬科學院，「文革」之後的劫後餘生，兩人來往也愈見密切。另外，信中提到的「港印脂硯齋評本石頭記」，即1961年影印的胡適收藏的石頭記甲戌本。
吳世昌意圖引用這封顧氏書信的最關鍵內容，即「雪芹題《琵琶行傳奇》一律，我以為兄文絕對正確」，同一出1970年代末上演的被稱為 「紅學界水門事件」的學術鬧劇相牽扯。沈治鈞先生《紅樓七宗案》之《關於「曹雪芹佚詩」案》有極為徹底的調查研究。其案情概況是，眾所周知曹雪芹詩作遺文只有「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一聯，本是曹雪芹觀腳本《琵琶行傳奇》後題詠的律詩中為其好友敦誠所記錄下的兩句。所謂「雪芹題《琵琶行傳奇》一律」，是周汝昌1970年代初自己試補六句湊成的全詩。但周汝昌已有試圖矇混為真的不凈居心，漸漸傳給各方學者以試探風聲，差一點發表在 《文物》1973年第 2期的《〈紅樓夢〉及曹雪芹有關文物敘錄一束》中。吳世昌早從吳恩裕處知道此詩，又在審稿時注意及之，信以為真，以為奇貨可居，且因平日與周汝昌有隙，看不慣他所理解的周汝昌 「隱匿材料」的行徑，於是1974年與上海徐恭時先生聯名為文疏證此詩，進行「認真」工作。自1977年開始，有正式出版的文章指出這詩前六句不是雪芹手筆，而且「辨偽」聲浪越來越大。吳世昌懷疑這是周汝昌怨恨自己搶先發表而在背後製造流言、推動炮製文章以強把「真」的說成「假」的，於是只好披掛上陣背水一戰，一再堅持說是「真」的，將周汝昌的軍，向事實上「造假」之人求「實證」。「假作真時真亦假」，這便是「紅學界」貌似「疑案」的一出糊塗「騙案」。
顧頡剛的書信就是在這個當口被吳世昌拉來助陣的，其時吳世昌正在與香港的梅節打筆仗。顧頡剛是以「辨偽」負盛名的大宗師，在新中國成立後逐步培養了對「文物」工作特別的信任之情。
三
顧氏平日的記事習慣既如此務求詳盡，我們看台灣及大陸出版的《日記》已覺是「無盡藏」一般。其實在已出版的《日記》之外，還有兩條未見出版的日記內容，載於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一文。茲引如下：
蔡孑民先生來長吾校，銳意圖新，將以農、工、商三科與原有的專科學校合併，大學本干，獨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灘，理科在景山東街，法科在北河沿，對於哲學門尤為注重。文科學長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雜誌主編陳獨秀。（二月）
先生之為人，誠實懇摯，無絲毫虛偽。……其言訥訥也，如不能出諸口；然至討論學理之時，則又滔滔不絕。（八月）
文章稱這兩條記述出於「一九一七年的日記」。可是，台灣版《日記》與大陸全集版《日記》，都沒有1917年的日記。顧潮女士的整理前言（兩版皆同），說到顧氏日記的留存情況及原本書冊形式。顧氏一生所遺日記，始於就讀北大預科的1913年。甫至古都沉迷戲劇，紀事以看戲心得為主要內容，所以題名《檀痕日載》（時間上「未及三月而止」），原有三冊，第二冊不知去向。「隨之是《民國八年一月日記》上、下二冊及 《民國八年六月日記》一冊（僅數日而止，前附上月日記一頁）」，據顧女士的說法，1913年的日記「隨之」就是1919年的日記，中間沒有過渡。
事情還有更奇怪者。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一文發表於1979年政協北京市委主辦的《文史資料選編》第3輯（第46—53頁），卻沒有收入《全集》中旨在收集此類性質文章及散文雜文的 《寶樹園文存》6卷之中。《文存》中與紀念蔡元培有關的文章有三篇，皆在第 3卷「教育編」。其一為《悼蔡元培先生》，作於蔡先生剛剛逝世的1940年（此篇之後還收有1940年為陳鍾凡代作的 《孑民中學募捐啟》）。其二為《我所知道的蔡元培先生》，作於1962年，發表於1980年顧氏生前。其三為《我對於五四運動的回憶》，系1979年5月4日幾位老同志舉行「五四座談會」的發言稿，主旨緊扣五四運動的發生與蔡元培先生的關係。三篇文章，多有互文重複之處，尤其是蔡元培出長北大前後的對比、蔡先生為學校帶來變革的種種舉措以及蔡先生具有人格魅力的言行。在這一點上，不收 《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好像無礙於我們了解蔡先生，況且顧氏當年很早寫出的有關「北大」、「蔡元培」、「民國」的記憶片段，與其他人的回憶文字一同交織——蔡先生的事迹現在早已成了傳奇。不過《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的獨特價值之一，或是提示我們世間有1917年顧頡剛日記的存在。
已出版的《日記》告訴我們《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是怎麼寫成的。今按台灣版《日記》第11卷，將有關材料摘錄如下：
1979年3月9日星期五上午，「北京市政協孔昭愷、毛智漢來，調查五四運動及北大舊事」。（第 630頁）
3月17日星期六上午，「孔昭愷、毛智漢來，續談五四運動與蔡元培之關係，書一紙與之」。（第 632頁）
3月23日星期五上午，「毛智漢來，修改其所作《五四運動與蔡元培先生》訖」。（第634頁）
可以看到，這篇文章寫成的程序是：顧氏談話，政協人員筆錄並作成初稿，最後送給顧氏修改審正。那麼，此文的敘述文字，在顧氏口述得不十分書面化的地方，大概就是由孔、毛二人連綴潤飾起來的，然後顧氏做了一定的修改。可是文章中還有三處不是「回憶敘事」的文字，而是引錄歷史資料。其一是上引兩段顧氏日記 （見文章第48頁）。其二是摘錄蔡元培答辯林琴南質疑的著名公開信（第49頁）。其三是對蔡元培發表在《新潮》雜誌（顧氏曾預其編務）上《勞工神聖》一文的摘錄（第 52頁）。我猜測，這三份資料，很可能經過《日記》中顯示的「書一紙與之」的過程，由顧氏書面提供，而非口頭談論。《答林琴南》和《勞工神聖》固然可以從別處查到，但至少顧氏1917年的日記必然是 「書」在那「一紙」之上的。似乎還可以認為，1917年的日記好像並不零星，情況彷彿是顧氏從2月和8月的記載中揀選出來了兩條，當年不應只有這兩條。那麼，1979年尚可查到的1917年日記，在今後經歷了什麼事故因而沒能出版面世？
這是向博雅讀者們提出的問題。
另外，《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雖然沒有收入《寶樹園文存》，但在網路上很容易搜索到；而收入《文存》的三篇紀念蔡元培之作，卻不容易在網上搜到。
四
說到網路資源，網上還流傳「先秦史研究參考書目」、「最系統的先秦史研究詳細書目推薦」，網頁註明原件由社科院的馬怡先生提供，2005年由孟彥弘先生錄成電子文檔上傳到歷史所網站上，現在源網址似乎找不到了。這份資料誰何所作，孟先生猜了一大圈。其實它就是顧頡剛1961年親自擬定的《歷史研究所第一組 （商周史組）培干學程表》，收入《寶樹園文存》第 2卷第 435—436頁；孟先生從馬先生那裡拿到的文檔，稱為《擬歷史研究所第一組培干學程表》。兩者有繁簡之分，《文存》收錄的是簡表，書目內容已經大大改動與簡化，整體上也少了「一學年」。《文存》編者註記又說，「同時並作 《說明書》，佚」。其實未佚，《說明書》在網路上可見，一共十點。
這裡謹抄錄特別能體現顧氏從事古史古籍研究之 「問題意識」的三點，希望引起讀者興趣，能由此去一窺全豹：
二、先秦史的資料十分零碎，問題又十分複雜，每研究一個問題時必須掌握這問題的全部資料，加以貫穿，再作真偽和是非的考辨，分別其時代性和地方性，然後可以確定某些事實，故必須繼承宋、清兩代的考據學而再汲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加以發展。
三、先秦史料距今已二三千年，語言和文字都有重大的變化，如不掌握變化的規律，既易作出望文生義的誤解，又加上二三千年來的傳寫，或同音假借，或字形訛變，或脫簡脫字，或錯簡增字，成為許多不易解釋的糾結。清代學者從音韻、文字、訓詁、文法、校勘諸方面打好研究古籍的基礎，這個方法是正確的，我們應當接受他們的成果，所以本表就照著這個次序而排列，希望後學們逐步取得這些必要的工具，益加精進，恢復古史和古書的真面目。
四、研究先秦史固應取材於先秦時代傳下來的資料，但先秦史事缺佚過多，且今存先秦書籍沒有不經過漢代人的編訂，其中雜有大量的漢人筆墨和思想，故必應與秦、漢史作併合的研究，然後可以作出適當的分析，以秦、漢的還之秦、漢，先秦的還之先秦。
顧氏第四條所言，先合併後分析，最可注意。以及，顧氏的學術底色，其實是古典式（尤其宋代至清代）古典學研究的「集大成者」及其現代轉化者。這是在 「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的新時代背景下，需要後學們悉心領會的一份瑾瑜一般的巨大遺產。
附記：筆者得以寫成此篇，必須感謝郭永秉老師、鄒新明老師、張可意同學、張菁洲同學。
來源：文匯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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