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年出了 11 本攝影書，Samepaper 背後是一群想表達自我的人

攝影師袁小鵬在上海街頭舉起相機時，總會下意識地翻轉鏡頭，採用豎構圖。拍到後來，SD 卡里的幾百張照片幾乎沒有橫構圖，他自己都覺得有些不自然。「這可能是我對城市的一種理解，很多時候鏡頭需要豎過來，才可以把一個建築放進去。」

大約從 2012 年開始，袁小鵬注意到一股出現在 Tumblr、Instagram 等圖片社交平台上的街頭攝影新潮流。全球的年輕攝影師好像盯著同一個命題。他們記錄城市的視角，和上一代美國、日本的攝影師不一樣；城市攝影師的鏡頭不再關注地標性的建築、表達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情緒，而是「帶著共同的任務：起床、出門、拍攝，以最快的速度上傳作品，高大的建築外牆、成排的玻璃窗成為最頻繁出現的圖像」。

這一觀察，後來成為自出版工作室 Same Paper 於 2017 年印發的雜誌 Closing Ceremony 創刊號 Street 的主題，內容包含 11 位全球各地的攝影師在城市街頭拍攝的作品。袁小鵬的 12 張作品也出現在雜誌中，標題是 「Vertical」（垂直）。

Vertical

2013 年，袁小鵬和同事王義軍創辦了 Same Paper——最開始，只有一個在微博上分享各式各樣藝術書，攝影、時尚雜誌的微博 SameStuff。沒多久，他們就想乾脆做一本自己的書，陸續有了 11 本攝影書，1 本雜誌，以及一家經營了 3 年，藏在上海弄堂，時不時舉辦活動的獨立書店。

Same Paper 在推薦一名攝影師時慣用的詞語很樸素：喜歡攝影師 A。一個具有私密感的動詞，但去掉主語，顯得不那麼強勢。無論是自出版的攝影書，書店裡選購的大量刊物，或是 Same Paper 自媒體賬號上分享的內容，都憑藉一種模糊的趣味在過去五年吸引了一批粉絲。以至於 2018 年夏天他們決定把書店關閉的時候，二十平米的小空間在最後三天的開放日里擠滿了人。

書店關了之後，王義軍為了「專註於搞音樂」而離開，袁小鵬和 Same Paper 轉移到線上，靠翻譯國外雜誌採訪、推薦攝影師的欄目維持日常更新。不久前，他們又突然預告了第二期雜誌和快閃店：「別擔心！我們還在！」

很難一句話簡單概括 Same Paper 「喜歡」的攝影師和出版物是什麼風格——既沒有紀實攝影對「決定性瞬間」的痴迷，也很少見到傳統新聞攝影的「人文」，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微觀細節和親密到過於赤裸的肖像，觀看者從這些缺乏敘事的畫面中發覺幽默跟詩意。

他們也愛推薦「不好好拍照片」的攝影師，那些觸碰媒介邊界的作品。比如把截屏軟體當作相機、電腦遊戲當作現實世界的明尼阿波利斯攝影師 Dylan James Nelson，或是利用 Photoshop 誇張處理圖像的小林健太。

Same Paper 的日常推送

「比較新的那種影像方向的出版物，在國內其實沒有。」袁小鵬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他認為很多中國的攝影書還只是停留在記錄、印刷美好圖片的階段，他更傾向於用攝影作品去表達、充實一個清晰的主題。「從雜誌開始，我們用更多編輯的視角做內容，希望以這樣子的方式讓年輕人來理解新的視覺文化，有更多東西可以讓年輕人來讀。」

1、

經過 6、7 個月的排版、工藝，Same Paper 成立後的第一本刊物 Free Park 問世。它有很多獨立出版物的那種一眼可辨認的「特質」：採用接近報紙的紙張和無裝訂格式，這種紙張對數碼照片和攝影絕非最佳選擇；封面是袁小鵬打扮成 Same Paper 的標誌，一個勃起的小男孩的擺拍；排版時，故意加入三葉草的 Logo 偽裝成商業廣告，或是用錯亂並置和碎片處理的圖像向攝影師 Wolfgang Tillmans 致敬。

Free Park

Free Park 裡面的照片，拍攝於袁小鵬從家鄉江西來到上海生活的 2010 至 2013 年間。他在介紹語里寫：「來到上海的這段時間，我開始拍攝大量的快照，或是用拍快照的方式進行擺拍，這期間其實拍攝了很多失敗的照片，所以選擇用報紙的粗糙質感印刷出來。」

Same Paper 早期幾本出版物都有稍顯稚嫩的私人色彩，概念先行，再用影像充實。一些畫面基於袁小鵬的個人體驗，比如 2016 年共享專車興起時的這本 Daddy Got A Stinky Mouth ，少了計程車的玻璃擋板，讓乘客與專車司機構成了一種更親密的關係。

Daddy Got A Stinky Mouth（2016，50 頁，印量 30 份）

「Uber 和滴滴的大多數司機都是中年男性。在這些付費服務的汽車裡，某些時刻，我身邊的陌生人感覺更像是我的家庭成員，尤其是父親。當我們在如此近的地方交談時，我經常聞到他的口臭，或者最終，他也聞到我的。」

A Tour in Vertical：內容是袁小鵬 2015 年 10 月和父母去普吉島旅遊時拍攝的部分照片。（2016，52 頁，印量 30 份）

「那天島上的天氣一直在變化，時而晴天時而暴雨，遊客們在海島上的著裝，以及色彩飽和度很高的旅遊用品，還有充足的光照，等等這些都讓我興奮極了。於是在短短一天里我一共拍攝了 300 多張照片，大概是不同天氣里的色彩，還有船上其他遊客的小動作，反正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這些照片一直存在當時用的那張sd卡上，直到最近有一次整理照片時才翻出來。發現幾百張照片全都是豎構圖，居然沒有一張橫構圖。」

「一開始想做自己想的主題，但要通過不同的作品去填充很難，也沒有機會，就用自己的作品填。」袁小鵬說，「這些東西比較像我們的一個觀察、研究。數量很少，都是幾十份、幾十份那樣地去做。好像藝術家做一個裝置，你不會想去複製。」

Food Issue 是 Same Paper 2015 年為已故攝影師任航出版的攝影書，包含 52 頁任航本未計劃發表的作品。當時的任航已在世界各地舉辦展覽，接受媒體曝光，但其公開的照片只是每次拍攝的海量圖片里任航認為最完美的極少數。

「在我們和任航平時的接觸里，看過他不少沒公開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是他拍照時不經意露出了腳，或是用腳給男孩們餵食和踩臉的照片，看似無關緊要的小動作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於是想到把這些照片編輯成一本關於腳的合集。」

Food Issue 任航（2015，52 頁，第一版印量 100 份，第二版印量 300 份）

「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有很多國外的出版社在做他的東西，然後我們就想說他身上有什麼特質。」袁小鵬表示，他們連哄帶騙的說服任航提供這些照片，並相信整本書看似幽默和無厘頭的氣質剛好接近「我們所認識的任航」。

儘管任航後來接受採訪時，常常拒絕從爭議性的角度解讀自己的作品，他說「照片就是我的生活，沒什麼可說的。」但因為那些圖像毫不保留地展現了中國不同性取向年輕人的裸體，還是不可避免地在成名後由私人進入了公共討論。

而 Food Issue 挑選的「未公開照」削弱了這種對抗的標籤，像一本朋友圈的相片集錦。為此 Same Paper 還額外增加了一塊藍色餐布，呼應主題的同時也有弱化色情的意思。

德國攝影師 Wolfgang Tillmans 是袁小鵬喜歡的攝影師之一，Tillmans 的觀點某種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中國這家攝影自出版工作室後來對待作品的方式。

「我不想成為一個所謂的同性戀藝術家。」這位 50 歲的透納獎得主曾表示：「即使同性戀出現在我的作品裡，但是作為日常出現，並不代表什麼『他者』。」

總會有人在 Tillmans 的攝影展上忍不住問，為什麼很多照片看起來如此平庸，卻可以擺在畫廊。他 2017 年在泰特美術館的個人展《2017》對此有個解答，那些人們在照片里跳舞、汽車前燈的特寫、男人的臀部……等舊有的圖像和 2017 年遙遠的政治問題產生了呼應，反映了一個舞池關張、偏見加劇的新社會。事實上他本人可能是當代最深度介入政治議題的攝影師，Tillmans 近兩年一直利用自己的 Instagram 賬號發布他製作的反脫歐海報。

攝影的功能早已由記錄轉變為表達。找到一系列圖片的意義是最優先的事項。

經過 Same Paper 編纂的照片或許不會成為一幅偉大的影像，更像是一本從信息流里篩選出的新鮮讀物。而隨著袁小鵬自己的「閱讀量」不斷增長，他想要表達的主題也日漸清晰。

2、

紫色封面，大開本，在上海印刷，手感相當厚重。Closing Ceremony 雜誌印量 800 份，是 Same Paper 迄今印量最大的一本刊物。雜誌售價 200 元人民幣/30 美元，花了半年時間售罄，其中超過一半在國外售出，像是東京蔦屋書店、紐約 MOMA 藝術商店、洛杉磯 MOCA 美術館……這是一份頗有影響力的分銷商列表。

Street 還入圍了致力推薦優秀獨立雜誌的網站 Stack 2017 年度的最佳攝影類別。在 Stack 的採訪中，袁小鵬以創意總監的身份說：「Same Paper 希望為那些還沒獲得市場認可的新攝影師提供一個平台，展示他們的作品並與世界進行對話。」

第一期雜誌問世前，Same Paper 已經在 4 年裡做了 9 本攝影書，包括任航的 Food Issue 、韓國攝影師 KangHee Kim 的 Magic 、法國攝影藝術家 Maxime Guyon 的 Toothbrushes 等。

這份清單多少體現出他們想要獲得全球影響力的野心。從第七本出版物開始，首發渠道就從書店、公眾號變成了紐約、東京等地的藝術書展，這是他們擴大影響力的方式。

「其實在 2015 年底我們就做好準備第二年去趟紐約，跟大家社交一下。我們當時在想，要做一個什麼樣的東西，要跟亞洲有關，又不那麼沉穩，我們也不想跟那些有名的畫廊攝影師合作。後來我們就在網上找到了這個 91 年的韓國攝影師 KangHee Kim。」

KangHee Kim 如今在 Instagram 上已經有 26 萬粉絲，被 PDN 選為 2019 年 30 位新銳攝影師之一，她為人熟知的照片創作手法——用 Photoshop 篡改照片，人為創造她厭倦等待的驚喜瞬間——也是從 2015 年開始的。小有名氣之後，她的單張攝影賣 600 美元一張，印量不超過 30 份。運動鞋、香水和酒精飲料公司都寄禮物給她，想讓她在社交網路上拍自家的產品。

袁小鵬和王義軍剛到紐約見到她時，KangHee Kim 是個「大學剛畢業，沒有什麼名氣，每天在家做圖、拍照」的女孩，「這個人很瘋狂，她每天都在做作品，不幹別的事情。」

Golden Hour：這本攝影書以落日為線索創作，按色調及線性的時間變化排序。KangHee Kim 用 PS 植入自己幻想中的情景——因為簽證限制，她有超過十年無法回到韓國，也不能離開美國。（2018，136 頁，印量 666 份）

Same Paper 通常靠社交網路發現、聯絡上全球各地的攝影師，但有時候書店裡的顧客也會帶來驚喜。

2015 年秋天，瑞士洛桑藝術學院講師、藝術雜誌 Verities 的特約編輯 Joel Vancheron 在朋友的介紹下走進 Closing Ceremony，當時，他在上海參加斯沃琪和平飯店藝術中心的駐地藝術家項目。Vancheron 剛編寫完兩本視覺研究的新書，需要一個發布場地。袁小鵬回憶：「店裡的那些書你擺在那，他一走進來，每本書他都知道是誰，哪個人是他的朋友這種感覺。」

Joel Vancheron 後來受邀為 Street 雜誌撰寫評論，題目是《街頭攝影與隱喻的城市》：「科技創新已經改變了城市領域記錄、觀看和編纂的方式。智能手機拍攝或 Photoshop 嚴謹構圖的數碼照片，從一個屏幕漂浮到另一個，變成我們何以呈現和看待周遭的世界。」

雜誌收錄了諶利和袁小鵬鏡頭下的上海、水谷吉法和伊丹豪拍攝的東京、David Brandon Geeting、KangHee Kim 捕捉的紐約，以及倫敦、阿姆斯特丹、墨西哥。

鏡頭裡的全球城市景象看起來異常相似。

用 Vancheron 的話說，新一代攝影師的鏡頭裡出現了一種「全球化、通用版本的城市」，他們對內部結構更感興趣，善於捕捉城市街頭詩意和幽默的細節，不屑去描繪城市的現代性。

「對我來說，這些圖像更像是繪畫，它們非常地安靜。」David Brandon Geeting 收錄在雜誌里的照片此前主要在 Instagram 發布，每次更新他都一口氣上傳 20 多張，Same Paper 形容他是——「彷彿讓自己的關注者遭遇一次視覺風暴。在 Geeting 的照片里，我們似乎看到了日常環境里新的趣味。」

雜誌以外，袁小鵬自己最喜歡的作品是 Same Paper 2017 年 9 月為瑞士攝影師 Maxime Guyon 出版的 Toothbrush （牙刷）。

這位曾為耐克、倩碧、標緻 508 SW 拍攝未來主義廣告的攝影師剛好是 Joel Vancheron 的學生。雙方的一切溝通都在網路上完成，袁小鵬 2018 年 11 月的巴黎藝術書展才真的見到 Maxime 本人。「他很喜歡《牙刷》這本書。因為我們還是個中國的出版社，有這種工業化的背景。」袁小鵬說，「這本書在歐洲很好賣，可能他們比較喜歡這類抽象的主題。」

為了契合主題，他們找到工廠，真的用牙刷常見塑膜包裝的方式把書包了起來。

Toothbrushes（2017，72 頁，印量 400 份）

袁小鵬很滿意 Maxime Guyon 對《牙刷》的解讀。「他比較像一個藝術家那樣在工作，明確知道這個東西應該怎麼去做。」

在 Maxime 看來，各種通過微距視角放大的牙刷是高速發展的「現代工業產品」的一個比喻，甚至暗示了圖像經濟之下攝影技術本身的功能轉變——他還特意模仿 iPhone X 廣告為這本書製作了宣傳片。

但光看 Toothbrush里的照片本身，你顯然無法了解到所有這些背後的想法。

Maxime 只是越來越多嘗試為數碼照片賦予豐富含義的年輕攝影師之一。社交網路如今不是攝影師們注意力的分散，而是必需品，但他們也希望讓作品從成噸的圖像流中脫穎而出。

袁小鵬表示，每當 Same Paper 聯繫上一位攝影師，即使遠在天邊素未謀面，他們都很樂意合作出版點什麼。Same Paper 用來概括自出版的那句話對攝影師們同樣吸引人——「面對不屈不撓隨時更新的 Instagram 信息流，攝影書不失為絕佳的解毒劑，一針到位，總能提供更為爽快和深入的閱讀感受。」

3、

簡單來說，這些攝影創作者嘗試解答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如何在這個圖像爆炸的時代找到創作動機，搞清楚自己要表達什麼。

2011 年，美國藝術家 Chris Wiley 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悲觀的結論。在一個「完全被照片和數字上傳者支配的世界」中，「拍攝一張完全獨創、動人照片的可能性被徹底質疑了。」他發現，越來越多美國攝影師開始依賴其他的媒介，而運用攝影的藝術家們則開始強調電腦技術的融合，如同過去暗房裡花里胡哨的噱頭。

Same Paper 創立的 2013 年，Facebook 上每天有 3.5 億張照片被上傳，Instagram 每天新增 9500 萬張圖片和 42 億個贊，這一年也是中國社交網路發展的轉折點，微博減少的 9% 用戶有 4 成流入微信，騰訊兩年後說，朋友圈每天上傳 10 億張圖片。

人們對圖像的狂熱場面似曾相識。福柯在 1975 年的一篇文章《照相式繪畫》中勾畫過一個十九世紀後期「全民捲入」的場面，所有人幾乎著迷於「形象」的遊戲：「照片上的形象和畫布上的形象可以快速交流，在畫布、感光片和畫紙之間完成感光和印刷。一切新的手段都用上了：在照片上自由移位、挪位、變形、模仿、偽裝、複製、重迭、還有特技。靈活多變、毫不顧忌使人開心不已。」

讓「全民捲入」的那股力量，過去是照相技術的發明，如今則是照相的泛濫。

攝影自出版的潮流在這樣一個時代捲土重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機構是前出版人 Bruno Ceschel 2011 年創辦的 Self Publish, Be Happy，迄今發布了約 2700 種刊物。Ceschel 接受採訪時表示，由於傳統出版界的崩潰和個人印刷技術的促進，獨立出版的藝術書和書展成為當代創作者交流的管道。「我認為人們今天出版作品的方式讓攝影師這個職業變得更加複雜，部分是因為互聯網讓他們看得更多。」

這股文化已經在近幾年蔓延到中國。寧波的《假雜誌》、無錫的《無像》，都在做和 Same Paper 類似的刊物。許多獨立藝術家也開始把作品印刷成少量的紙品，介於雜誌和小冊子之間（通常稱之為 Zine）。但他們很難像擁有成熟分銷網路跟消費者的外國同行那樣自給自足地運作。

倫敦的 Palm Studios 2018 年一口氣發行了 5 本攝影書，還合作出版了一本攝影雜誌，對這樣的「超高效率」，Same Paper 在他們對創始人 Lola Paprocka 的一篇訪談文章里表示了「震驚又好奇」。

算上袁小鵬，Same Paper 目前有 5 個人，大都是媒體出身，2 個是實習生。用來養活自己、支撐工作室運作的各類商業攝影項目佔去了平時一半的時間。「我們現在分成兩隊，有專門的人在管自己的產品，另外有人對接客戶，我自己的話就是什麼都做，亂七八糟。」

僅在周末開放的獨立書店 Closing Ceremony 曾一度是袁小鵬和王義軍的辦公地點。2015 年夏天他們從《周末畫報》辭職，決定用積蓄租下這個空間，購置足夠填滿貨架的外國攝影書和雜誌，三年來，這裡周轉過 40 多家出版社的攝影書和藝術書，100 多種獨立雜誌，涵蓋時尚、攝影、性別文化、體育等領域。

談到為什麼要給店取名叫 Closing Ceremony（閉幕式）的時候他們說：「自出版行業有一個常見的現象，年輕的創作者們總是毫無徵兆地停止階段性創作，並且由他們自發創辦的小型實體空間通常因為沒有太多經營經驗和資金而扛不了太久，於是『閉幕式』成了這個行業的常態。」

房東漲租，書店關閉。轉移到線上的 Same Paper 如今越來越像個不定期產出紙質作品的自媒體。

「現在我們做的東西就會去想比較多。以前不會想說要在市場上面做什麼，可以送到哪裡去。現在考慮比較多的是做多少量，多少分到某個地區賣。」

「（印）600 本賣 300 本的話，300 本能把成本賺回來。在海外的話，都是成本價，還要自己付運費。」

春節後的一段時間，袁小鵬都在忙著賺錢，同時調整將在 4 月發布的第二期雜誌的內容。「這次我們放了一些有畫廊背景的攝影師，名單和第一期完全不同，花了很多時間在聯繫溝通上。」據說新一期的雜誌邀請到了為巴黎世家拍 2019 年春夏系列廣告的美國攝影師 Buck Ellison。

嘗試綁定藝術氣質的時尚界過去兩年對獨立攝影師的關注有所增加，為行業帶來了更多收入，讓他們可以不依靠畫廊和機構體系生存。Closing Ceremony 第一期雜誌就有出現素然、江南布衣的廣告，他們最近也打算為面向商業品牌的 「Same Service」 擴員 1 名。

至於袁小鵬自己，他說，第二期雜誌里不會出現自己的照片。而且短時間內他也不打算再通過 Same Paper 給自己出書。「我可能會選在一個更好的時機，有機會的話，我希望比較系統地給我喜歡的出版社看，想讓自己喜歡的，出版社和雜誌也喜歡我的作品。」

題圖來自 Sam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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