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未決，國際資本押注還是離場？

一直以來，英國都是最受海外投資者青睞的國家之一，而倫敦則保持著全球首要投資城市地位。全球政治經濟的風吹草動，國際資本會敏感、快速去捕捉其中的機遇和風險。2016年6月24日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公布後，流入英國的國際資本呈現結構性變化，汽車等製造領域國際資本抓緊離場，數字等領域國際資本湧入方興未艾。這一方面顯示了國際資本全球流動的邏輯，另一方面則體現了倫敦在吸引國際資本方面的韌性。

有的離場，有的進場

英國宣布「脫歐」以來，在金融領域，國際金融機構擔心護照通行許可權制、資本跨境流動約束等風險，摩根大通、美林、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團和野村等金融機構提出搬遷計劃，受此鼓勵，都柏林、巴黎、法蘭克福和阿姆斯特丹等金融中心城市加大了從倫敦招商引資力度，並雄心勃勃地計劃代替倫敦成為歐盟新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公布數據，自2017年3月以來，這四個城市的金融業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創下歷史新高。

在汽車等製造領域，包括日產、捷豹路虎、本田和福特等跨國公司壓縮了在英國生產計劃。英國汽車製造商和貿易商協會的數據顯示，2018年流入英國汽車行業的國際直接投資與前一年相比，幾乎減半至5.886億英鎊。根據《金融時報》公布的數據，英國製造業外國直接投資已降至200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此外，一些低附加值的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也在急劇下降，例如客戶聯絡中心業務外國直接投資從2012年峰值的26個項目，下降到2018年的6個項目，為歷史最低水平。

與此相反，倫敦國王十字車站區域正在受到主要數字巨頭的青睞。谷歌決定投資約10億英鎊用於設計和開發位於國王十字區的新的93,000平方米的倫敦總部，Facebook還在該地區為其倫敦新總部預租了主要辦公空間，三星也為其新的展廳做了預租。此外，泰晤士河南岸，馬來西亞投資者對標誌性的巴特西發電站進行了一項耗資90億英鎊的長期重建項目，擬為蘋果倫敦新總部服務。

世界上最大的養老基金——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與澳大利亞開發商Landlease達成了15億英鎊的合作協議，將對在倫敦東南部大象城堡（Elephant and Castle）的Heygate地產進行下一階段的改造。即便部分金融機構大佬提出離場計劃，但是路透社調查顯示，英國「脫歐」損失的10000個工作崗位在倫敦金融從業人員中所佔比例不到3%。

呈現結構性變動

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導向是資源、效率、市場和利潤。根據歷史經驗，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化、貿易投資規則的變動，都會對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戰略動機產生直接影響。透過英國「脫歐」的重重迷霧，我們看到英國以及倫敦不同領域吸引國際資本情況各有差異，這與當前形勢下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構性變化有著首要關聯。

國際資本流動在經歷了快速發展的30多年後，受到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無論投資規模還是投資結構都產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在當前的全球政治經濟不確定預期下，由於製造業國際直接投資周期長、回報期慢，製造業全球直接投資放緩是趨勢。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公告，2018年全球直接投資總規模預計下跌19%,為1.2萬億美元左右,這是全球直接投資連續第三年縮水。另一方面，以汽車為代表的製造業全球價值鏈的典型特徵是區域和領域分工越來越細化，產業配套流程越來越複雜，生產、配套和消費地分離。例如，英國汽車製造可能是「從巴西進口鋁墊片，從美國進口燃油泵，從中國進口凸輪軸」，52.6%的產能出口至歐盟地區，用於國內消費的產能不足一半。特朗普政府策動的全球貿易爭端，打亂了製造業全球價值鏈運行，破壞了貿易網路布局。「脫歐」將使得英國與歐盟其他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協議失效，提高了生產、配套和消費地之間的貿易成本，這是製造業領域國際資本撤離英國或者縮減新增投資計劃的重要原因。

但是，以製造業領域為主的國際資本開始規避風險的時候，以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大數據、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正在重塑各個行業，並且推動了新行業和新企業的誕生。跨國公司一方面通過內部的研發創新提升自身數字化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各種形式的外部合作獲取數字化動力，體現為全球數字領域國際直接投資呈現快速發展的趨勢。2010年以來全球跨國併購年均增長率僅為9%，但數字經濟企業在此期間完成的跨境併購年均增長率為30％。根據世界投資報告，排名前100名的數字企業平均每年增加90％的跨境收購，主要發生在基礎設施領域，例如，2016年數字數據存儲資產的跨境投資達138億美元，創歷史最高水平。軟體開發商的跨境收購自2009年以來增長了15倍，2017年達到1020億美元。倫敦更是全球數字企業投資的首要目的地，根據倫敦開發促進署的數據，自2016年6月以來，倫敦數字領域吸引了超過40億英鎊的風險投資，遠超其他城市。

倫敦的韌性

英國「脫歐」公投以來，全球對於倫敦能否保持全球投資首位城市地位多持審慎態度。根據《金融時報》報道，2017年3月至2018年12月的七個季度里，倫敦吸引了146億美元的綠地投資，同比增長了41%。與英國其他地區34%的降幅相比，倫敦逆勢而上，頗有「任爾東南西北風,我自巋然不動」的氣勢。

跨國公司是全球資源配置的主體，國家是全球規則制定的主角，城市是各種要素資源的場所。作為次國家區域，城市具有更加靈活的經濟制度安排。在當前的國際經貿格局下，城市在經濟單元的地位越來越明顯，作為全球投資貿易的通道作用會進一步凸顯。這也解釋了英國在二戰後全球經濟霸主地位基本喪失，但是倫敦作為全球城市地位一直保持的原因。但是除了這些宏觀面經濟運行的因素外，這與倫敦為保持自身競爭力的政策制度安排也高度相關，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一是保持對高技能專業人才的持續集聚。目前考核和比較全球城市在經濟領域競爭力指標的重要報告是科爾尼的《全球化城市》和普華永道的《商業機遇》。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的排名中，倫敦基本排在前三甲。雖然倫敦也有其他大城市一樣阻礙人才流動的「成本病」，但是倫敦不斷提高在創新、技術和宜居方面的投入，抵消成本上升的弊端，保持著對高技能專業領域人才的持續吸引力，擁有世界頂尖大學的優秀畢業學生。

二是塑造核心產業完整的功能體系。自提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以來，倫敦對金融業發展進行了系統性部署。首先，在宏觀金融決策機制層面，倫敦金融城擁有英格蘭銀行、金融服務管理局等國家主要的金融監管機構，它們對全國金融市場進行統一監管，提高了決策的效率。其次，從中微觀層面，倫敦金融業企業之間、子行業之間、金融業與實業、金融和科技之間通道暢通，彼此聯通，互為支撐，構築了倫敦金融產業發展的堅實基礎，例如新興的科學技術也成為金融業發展的新動能。最後，「脫歐」公投以後，來自其他金融中心虎視眈眈的競爭，也給了倫敦進一步推動改革的壓力和動力，例如加強與上海等新興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合作，以形成全球金融網路合作態勢。從歷史的發展來看，2010年倫敦曾經被紐約超越並摘取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在全球資本趨緩的背景下，具有配置全球資本的功能、經濟社會相對穩定的倫敦金融中心城市仍然會是國際資本流入的重要地區。

三是洞察和把握全球產業發展方向。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17年「脫歐」未決之際，英國把數字化作為應對不確定性、重塑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方向和吸引外資的舉措。倫敦則更為敏銳地捕捉到這些趨勢，2016年即提出《數字倫敦》的宣言，並且從提高數字設施連接水平，推進數字素養和數字技能培訓，形成支持數字創新和創業的資金和政策安排，增強網路安全運行效率，深入推進政府職能的數字化轉型，加強數據保護和數據開放共享等方面系統推進倫敦數字經濟的發展。這些前瞻性的舉措，使得倫敦的數字經濟生態系統日趨穩定，吸引了一批批創業創新企業以及矽谷的數字巨頭。因此，在數字領域國際資本流動趨勢明朗後，其他城市開始進行基礎設施架構、政策制度設計時，倫敦數字經濟發展卻已然成氣候。

（作者為上海市商務發展研究中心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上海世界經濟學會對外開放戰略專業委員會主任。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編輯郵箱：ylq@jf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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