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敦刻爾克大撤退」，保住了民族命脈
1938年宜昌大撤退
抗戰爆發以來，國民政府及其軍隊節節敗退。上海、南京和武漢先後淪陷，數以萬計的人員物資，都把撤退的目標瞄準了重慶——國民政府的戰時陪都。
撤往大後方，長江三峽是必經之地。所有從下游運來的人員和物資，在進入三峽前，都得在宜昌碼頭換乘吃水淺的大馬力小船，才能通過水情複雜的三峽航道。於是，宜昌碼頭再無寧日，物資擁塞，人聲鼎沸。更關鍵的是，還有40天，三峽就要進入枯水期，船隻無法通行。時間不多了。
這不是一次無序的大逃跑，而是一次有組織的大撤退，是一次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生死競速。整個行動的指揮中樞，就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位於懷遠路的辦公樓。樓下重兵把守，戒備森嚴，樓上通宵達旦，一刻不停。
歷史上，把這次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前所未有的挑戰
對於民生公司老闆盧作孚來說，他遇到了公司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需要運輸的，不是普通的物資，而是從沿海大城市搬運來的戰略物資、軍工設備，多達13萬噸，方圓幾里的碼頭空地被堆得水泄不通。能否安全運出交戰區，送到大後方，儘快恢復生產，關係到對日作戰還能撐多久。
需要帶走的，不是普通的旅客，有超過3萬名軍政官員、技術工人和普通難民，還包括1萬多名兒童。他們需要有飯吃，有活路，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發揮能量，支撐危局。有數以萬計的大批傷殘軍人，他們需要儘快救治，保住性命，儘早康復，重返戰場，成為支撐抗戰的生力軍。
除了要把這些人員物資安全轉移到後方，還要從重慶向前方運送大批出川抗日的川軍將士。這種交叉運送，增加了運輸成本和難度。
任務艱巨，時間緊迫。那麼，宜昌的水上運力夠用嗎?
民生公司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民營內河航運公司。老闆盧作孚苦心經營多年，鼎盛時期擁有116艘大小船隻。然而，三峽航道狹窄，淺灘多，自下游向上游，需要逆水前行，這就需要大馬力小船。這樣的船，民生公司只有24艘，單船載貨量只有200-600噸，將上述物資和人員全部運到重慶，需要一年時間。而國外航運公司不僅類似船隻稀少，而且標榜「中立」，拒絕搭載軍用物資。關鍵時刻，只能靠中國人自己的船。船少人多的矛盾，一開始就非常突出。
即便這碩果僅存的24艘大馬力小船，也險些不保。
1937年南京陷落後，自忖海空軍薄弱的國民政府，為扼守長江中游，就採取沉船塞江的消極防禦策略，阻塞航道，阻敵西犯。民生公司也接到了國民政府軍政部指令，要求徵調僅存的船隻到長江田家鎮段鑿沉。盧作孚堅決反對，便利用他作為國民政府交通部常務次長的身份發表聲明，強調當前水運緊張，請軍政部冷靜考慮封鎖航道不用沉船的辦法。他提議，招商局、民生公司的船隻全部調往宜昌，緊急運送撤退的企業設備，承擔疏散人口和運送出川抗日軍隊的任務。以此為由，他說服了國民黨最高當局取消了沉船決定，轉而建造多艘鋼筋水泥船沉江，從而既保住了這24艘船，又遲滯了日本海軍的溯江西犯，為宜昌大撤退爭取了時間。
民生公司面臨的困難，大家很清楚。所以，碼頭上各單位爭相搶運，甚至直接武力奪占。民生公司有7艘船，甚至被重慶行營拉去「打軍差」。每艘船從宜昌跑一趟重慶，必須捎帶一批彈藥到萬縣。1938年1月，民生公司的「民勤」輪抵達宜昌，尚未卸貨，警官學校的學員便全副武裝，強行登船，要求直接裝貨。為了搞到一張船票，不少人上門請客、託人、送禮、交涉。軍人氣勢洶洶，甚至動輒掏槍威脅，拳腳相加。
運力缺口、時間缺口、管理缺口，給大撤退的組織造成了更多困擾。天時、地利、人和，盧作孚毫無優勢。他該怎麼辦呢?
當機立斷的決策
40天，運走如此多的人員物資，這是一個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作為撤退行動的總指揮，兼有官商雙重身份的盧作孚，必須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工作目標，以及為之服務的有效措施。過高或過低的目標，都可能導致決策失誤，結果不堪設想。
最佳目標，當然是滯留宜昌的人員物資全部送到千里之外的重慶。從時間、水位、運力、裝卸能力來看，這都不可能實現。
最壞後果，40天搶運黃金期，在混亂中沒能運走多少人員物資，導致宜昌陷落時，大多數人員物資落入敵手。這將是滿盤皆輸的結局，必須竭力避免。
最現實的目標，就是全部運走。保證40天內所有物資人員離開宜昌。不一定都抵達重慶，但可以分散開來，化整為零，儘可能向上游運動，甚至暫避三峽的崇山峻岭之中。總之，以不落入敵手為目的。這也是盧作孚對所有人做出的承諾。
實現這個最現實的目標，就必須挖掘潛力、自立創新，優化流程、提高效率，加快運轉、全速撤離。盧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員工們，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愣是改寫了歷史。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臨危受命，指揮部署。1938年10月23日白天，盧作孚領命飛抵宜昌，直奔碼頭，緊急調研，連夜沙盤推演，拿出了大撤退的全套運送方案，並在次日早上8點帶到了公司例會。他抽調業務骨幹加強領導力量，把40多名川江著名船長和領航員調到宜昌，參加搶運。組織公司高管上船監督，確保運輸安全。盧作孚自己對所有船隻的位置和運輸情況了如指掌。由於晝夜不歇，極度辛勞，他的脈搏一度驟停。
排除干擾，分清主次。盧作孚下令，停止請客應酬，只保留工作往來。這麼做，就是要節省時間，避免任何走後門的做法對他環環相扣的撤退方案造成任何干擾。然後，把宜昌碼頭堆積如山的貨物，按照輕重緩急加以區別。公營廠礦的重要器材配合成套，優先裝到輪船上啟運。不重要的器材或交由木船運輸，或在40天後另行安排運輸，或就地拋棄。
挖掘增量，盤活存量。民生公司從民間徵集了800艘木船，再加上自行建造的1,200艘木船，加起來有2,000艘。這些木船輕薄短小，機動靈活，可將碼頭上的貨物化整為零，螞蟻搬家。民生公司出台《非常時期客運救濟辦法》，將船上卧鋪票改為座票，每個卧鋪安排5人乘坐，客運運力大幅增加。三峽航道無法夜航，民生公司就白天航行，晚上裝卸。白天先把貨物裝到駁船上，傍晚待輪船抵達宜昌碼頭，駁船立即拖到輪船旁邊，打開艙蓋和門窗，只要輪船拋錨，立即裝貨。充分利用夜晚，把寶貴的40個白天全部用於航運。
自主創新，快速裝卸。宜昌碼頭設施簡陋，倉庫不足，缺乏大型機械。1938年6月起，民生公司在宜昌五龍增加了一處碼頭，在大公橋至九碼頭的岸邊修建了滑坡，放置絞車、鐵管流筒，用於上下輪駁靠岸裝卸超重、超長物資。三斗坪、青灘、巴東等處碼頭還設立了轉運站，增加躉船。公司員工還自行研製了30多噸的起重吊杆，對於吊拉超重物資起到了關鍵作用。公司還臨時招募了3000名裝卸工人。每到夜幕降臨，船上岸上燈火通明，工人們抬著機器，喊著號子，和著汽笛聲、起重機聲，演奏了一支悲壯的交響曲。
三段接力，分段運輸。如果採取全段運輸，一艘船從頭到尾，中間不換船的話，雖然環節少，時間短，速度快，一步到位，但往返耗時6天，無法將宜昌碼頭的人員物資快速運走。於是，民生公司採用其1936年在長江枯水期總結的「三段航行」經驗，將宜昌到重慶段按照水情狀況分成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萬縣、萬縣到重慶三段。不同的船在適合自身吃水情況的航段內循環運送。既縮短了航程，又確保每天都有6-7艘空船返回宜昌，確保運力。當然，至於那些重要而不易裝卸的笨重設備，直接從宜昌運往重慶，但返回時絕不放空，而是滿載出川抗日的士兵回到宜昌。
優惠定價，民生第一。作為航運企業，民生公司在運力短缺的非常時期，完全可以將船票坐地起價，發國難財。即便漲個10倍，仍會有難民傾其所有，去換取這張保命符。然而，盧作孚選擇了大幅優惠。公教人員優先登船且享受半價，難民兒童免費乘坐。他甚至要求每艘船離開宜昌必須帶走50名孤兒，否則不許在宜昌和重慶靠岸。至於貨物，軍工器材每噸30-37元，其他公物每噸40多元，民間器材每噸60-80元，遠低於外商報價的每噸300-400元。顯然，盧作孚沒有把大撤退當作生意，而是當作了一項光榮的使命。
艱苦卓絕的壯舉
1938年10月，宜昌大撤退拉開帷幕。在這場豪氣衝天的壯舉背後，有著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民生公司動員的2,000艘木船，大的載重120噸，小的載重不過20噸。靜水無風時，日行50里;順風時張帆航行，時速50里;到了三峽的急流險灘，船隻逆水而上，只能由縴夫拉縴，方可前行。有些險灘，雖有一二百名縴夫奮力拉拽，每小時也只能前進兩三丈，兩三個小時才能拉過一灘。長江巫峽段兩側皆為懸崖峭壁，縴夫無法上岸，只能扎水等風，有時甚至要等五六天。遇到霧天、漲水、黃昏、夜晚，都無法行船，只能等白天水位穩定後才能行船。即便如此，宜昌到重慶段隨處可見在淺灘擱淺和撞翻的船隻。
這些木船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4-7艘為一組。每遇險灘，縴夫和乘客都要下船，在岸上拉縴。遇到有些難走的險灘，幾艘船的縴夫就得湊在一起，一船一船單獨拉拽。這樣，木船速度就大大落後於輪船，溯江西行要30-40天，順江而下要10-15天。
大撤退期間，人們對於信息的需求非常旺盛，宜昌的郵局、電報局高度忙碌。當時電報局發報用莫爾斯機，設備落後，人手不夠，待發電文嚴重積壓。後來，電報局的工作人員就在每天航空郵班即將封班前，拿著大捆待發的電報，作為航空快遞郵件寄走。這樣總比長時間排隊等候，效率要高得多。當然，這些事發報人並不知情。盧作孚深知電報局已無力招架，便鼓勵員工自行研製無線電台，以了解長江水文環境變化，掌握船隻運輸情況。1938年，已在船上和岸上裝備了10台。電報收發量也是逐月激增。
1938年12月，江水低落，喧鬧的宜昌碼頭完全安靜下來了。盧作孚離開公司，獨自在碼頭巡視良久。曾經堆積如山、堵塞道路的物資設備運走了2/3(近10萬噸)。曾經群情洶洶的難民潮不見了，3萬多人坐進了民生公司的船艙，踏上了前往大後方的通途。這樣的運輸量堪比1936年全年。宜昌大撤退書寫了歷史傳奇!為此，國民政府特別授予盧作孚一等一級獎章。
當1940年日軍攻陷宜昌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日本軍界完全沒有估計到宜昌撤退能奇蹟般的完成。在日本軍界日後的戰略檢討中，一直認為沒有在佔領武漢後強取宜昌，是一個重大失誤。這從另一個側面，也反證了大撤退的戰略價值。
在這場舉世矚目的大撤退中，民生公司付出了重大代價。16艘輪船被日寇擊沉，116名員工獻出了生命，61名員工受傷致殘。但是，他們做出的成績是巨大的。從宜昌搶運出的單位，既有金陵兵工廠這樣的大型軍工企業，也有大成紡織廠等民用企業，還有機關學校、科研院所、珍貴文物等。600多家工廠，數以萬計的搶運入川的專家、技術工人，以及十多萬噸物資設備，很快就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批新工業區，構成了抗戰時期中國大後方的工業命脈，保存了中國的主要經濟實力、政治實體、工業命脈、教育傳承和文化、商業事業的精華，為前線將士源源不斷地提供武器和給養，為抗戰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有力保證。
宜昌大撤退，絕不只是民生公司服務抗戰的終點。整個1938年，民生公司搶運到前線的作戰部隊有30多萬人，運送彈藥4,600多噸。1937年8月14日至1944年11月15日，民生公司在重慶、萬縣、宜昌等地運送抗日將士270萬人，西遷人員35萬人，搶運軍工器材1.9萬噸，航空油料3.9萬噸，其他輜重30.9萬噸。
有時候，今天的撤退是為了明天的勝利。有時候，能夠完美的撤出來，保住有生力量，就是勝利。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而言，宜昌大撤退的意義，不亞於敦刻爾克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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