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蜀：評《古籍定級標準》對「影刻本」「影抄本」的定義及其他

一、影刻本

影刻本和影抄本是中國古籍中非常重要的兩種版本。它們是如何製作的，歷來說法較多，近查《漢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級 第一部分：古籍》（以下簡稱《標準》）的定義為,「影刻本 依據某一底本覆紙影摹其圖文及版式，再行雕刻木版，經敷墨覆紙刷印而成的古籍傳本」。此定義似有以偏概全之嫌。首先，清後期不少影刻古籍採用了照相技術，印出紙樣直接覆版雕刻。例如《古逸叢書》之《玉篇》，原本為日人柏木探古藏，相傳為唐宋間物，柏木秘惜殊甚，承柏木提供照相本，始得刊入《古逸叢書》。當時日本以照相法複製翻印古籍盛行，技藝精湛，《古逸叢書》成書快質量高，當普遍採用照相法，絕不止一部《玉篇》。照相法影刻舊籍不僅模擬度高，效率也比手工摹寫高得多。（圖1 古逸叢書 玉篇）

圖1 《古逸叢書玉篇》

其次，用「底本覆紙影摹」的方式儘管存在，但數量不會多。因為明清時期的宋版書已成稀罕之物，用薄紙直接覆在書葉上描摹，極易污染底本。而且線裝書不易鋪平固定紙張，遇訂口較緊的書更難操作。為此，多數情況下會採用非接觸（底本）式的摹寫法複製原書，如「對臨法」。華蕾《古倪園本刊印考》一文說：「袁廷檮在轉模宋本的過程中使用了不同的手法：梅瓣與枝幹部分用的應該是雙鉤法，因此連飛白都與宋本無異。花蕊用的是對臨，所以有時連數量都有出入」（《圖書館雜誌》2010年第6期）。所謂對臨法，就是非接觸描摹法。其實梅干與枝幹部分也未必不是用的「對臨法」；花蕊與宋刻出入大也未必由「對臨法」所致。在影宋刻本中恣意改動文字，甚至行款的現象並非個例。如《古逸叢書》影刻古籍時，就曾對其中《莊子註疏》《廣韻》等進行篡改（見《日本訪書記》卷七、《文祿堂訪書記》卷一元刻本《廣韻》楊守敬跋）。張元濟在宣傳《四部叢刊》忠實於原作時說：「近代影刻舊本，如黃丕烈《士禮居叢書》改小原書（重刻明嘉靖本《周禮》），黎庶昌《古逸叢書》移動行款（《杜工部草堂詩箋》），茲編力矯斯弊，識者鑒之《四部叢刊例言》」。黃丕烈影刻明本《周禮》將原書尺寸縮小，在照相技術未出現前，只可能採用非接觸式方法，獲得等比例縮小的刻版。

那麼非接觸式描摹，如何保證影刻之書的行款尺寸和字形與原刻大體一致呢？《刊印考》以為：「格紙抄書早已蔚然成風，而袁氏貞節堂也印製過數種不同的套格紙抄不同的書。筆者猜想，影模《梅花喜神譜》時袁廷檮可能也是先製作了套格紙，然後才著手臨字、花和版心、魚尾。」此話非常有理，「套格紙」臨摹，與今日練習書法時採用的回字格、九宮格、米字格等「格臨紙」，功用相同：按照原刻版式、文字尺寸製作出兩套「套格紙」，即可將文字的間距和筆畫的位置定位，「對臨」出與原刻一般大小的複製品，即使縮放也不在話下。

當然，對臨法畢竟不是照相，達不到「纖毫畢現」的模擬程度。操作者臨摹文字時會一氣呵成，在大致保持原刻字形的情況下，也留下自己特有的筆跡特徵。這在《刊印考》對影刻本《梅花喜神譜》的考證中也有論述：翻刻本對比原書字形，「其實是有一點走形的。袁廷檮沒有亦步亦趨，既在間架上儘力保留原書版刻的特徵，又在筆劃的起承轉合處帶上了自己的用筆習慣。所以我們甚至會覺得，古倪園本比景定本更自然而不像翻刻本」。我們拿幾部影宋刻本與原書進行對照，即可發現都存在上述現象，只不過差異的程度不同而已。

影刻本有時會將原刻的藏書印予以保留，也會刻上自己的相關印章。但因技術上的原因，印章與葉面上的文字和欄線是不能相交的，為此有兩種處理方法，一是移動原刻印章的位置，二是去掉局部相交的欄線。（圖2 -6宋本及影宋刻本《梅花喜神譜》）

圖2 宋刻本《梅花喜神譜》1

圖3 影刻《梅花喜神譜》1

圖4 宋刻本《梅花喜神譜》2

圖4a 影刻《梅花喜神譜》2

圖5 宋刻本《梅花喜神譜》3

圖6 影刻《梅花喜神譜》3

除了標明影宋刻本的版本以外，還有一類「仿宋刻本」，也是採用對臨法翻刻的，效果不比影刻的差。此類書甚多，這裡僅舉一例，清嘉慶九年孫氏五松書屋和清光緒元年洪氏仿刻的《說文解字》。二者仿刻的祖本均為國圖藏宋刻元修本。光緒本又轉刻於嘉慶本。（圖7-15三種《說文解字》）

圖7 宋刻元修本《說文解字》1

圖8 宋刻元修本《說文解字》2

圖9 宋刻元修本《說文解字》3

圖10 清嘉慶九年孫氏五松書屋仿宋刻本《說文解字》1

圖11 清嘉慶九年孫氏五松書屋仿宋刻本《說文解字》2

圖12 清嘉慶九年孫氏五松書屋仿宋刻本《說文解字》3

圖13 清光緒元年洪氏仿宋刻本《說文解字》1

圖14 清光緒元年洪氏仿宋刻本《說文解字》2

圖15 清光緒元年洪氏仿宋刻本《說文解字》3

二、影抄本

《標準》對影抄本的定義是：「依據某一底本覆紙影摹其圖文及版式而成的古籍傳本，又稱影寫本」。這個定義也失之偏頗。實際上影抄本更多的採用了對臨法摹寫而成。

影抄本相對於影刻本來說，少了刻版和刷印兩道工序，成書的難度小了不少，因此數量比影刻本多得多。影抄本的模擬度不如影刻本，因刻版自有其特殊的雕鑿痕迹，與書寫的筆跡是有區別的。總體上看，影抄本的筆劃比原刻本纖細，稜角不明顯，筆鋒較為犀利。並且，影抄本由於工藝相對簡單，成書較易，不免隨意性大增，如清影宋抄本《東家雜記》不僅字形與原刻相差懸殊，甚至還恣意更改文字和行款，宋本卷上第一葉第二行「右朝議大夫」，影抄本變更為「左朝議大夫」，而且第二、三行的字數也發生了變化。（圖16-17）

圖16 宋刻遞修本《東家雜記》

圖17 清影宋抄本《東家雜記》

有些影抄本雖保留了原刻的版式，字體字形卻獨樹一幟，例如清影元抄本《國朝名臣事略》便是如此。這還能算作影抄本嗎？但有關古籍目錄就是如此著錄的，而且目前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來界定影刻或影抄本與原刻的相似度。大概行款不錯，文字內容照舊即可。（圖18-21 《國朝名臣事略》）

圖18 宋刻本《國朝名臣事略》1

圖19 宋刻本《國朝名臣事略》2

圖20 影宋抄本《國朝名臣事略》1

圖21 影宋抄本《國朝名臣事略》2

即以明末著名藏書家出版家毛晉為例，曾影抄宋版書數十部，對質量要求極高，但晚年遭遇戰亂，抄書高手難覓，影抄殘宋本《杜工部集》時，只得以「蒼頭」劉臣操筆為之。後毛晉將此影寫本《杜集》授予其子毛扆時曰：「其筆雖不工，然從宋本抄出者。今世行《杜集》不可以計數，要必以此本為祖也，汝其識之。」毛晉以為，影抄之「不工」並不影響其「從宋本抄出者」的價值。其實無論照抄，還是對臨影抄，只要按照原書的行款抄寫，就不容易出錯，故不少明清抄宋刻之本雖未註明影宋，亦實為影宋抄本，如清抄本《王黃州小畜集》、明抄本《外台秘要方》等。

《自莊嚴堪善本書目》中有一部《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冀淑英先生著錄為「明範氏卧雲山房照宋抄本」。該文集估計只保留了版式行款和文字內容，並未模仿原刻的字形。說其「照抄」比「影抄」更加貼切，但僅見此一例，恐難以推廣。（圖22 《劉賓客文集》）

圖22 明範氏卧雲山房照宋抄本《劉賓客文集》

明代早期的影抄本常見無格白底的，但文字字形的模擬度很高，略具刻本之風貌。（圖23-25 明代影宋抄本）

圖23 明影宋抄本《龍龕手鑒》

圖24 明影宋抄本《唐書直筆》

圖25 明影宋抄本《新唐書糾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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