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淞滬抗戰中的「隱形部隊」

文史 04-24

文 | 諶旭彬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粵系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率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垂名宇內；國民政府則飽受「不抵抗」的責難。蔡、蔣二位將軍，在晚年回憶文章中，也曾抨擊當局「阻撓十九路軍抗戰」、「按兵不動，坐視不援」、「剋扣軍餉與截留捐款」……

曾率第八十八師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的俞濟時將軍，晚年撰寫回憶錄時，對世人談論此役只知「第十九路軍」，不知第八十七師與第八十八師也曾浴血參戰一節，仍耿耿於懷。俞在回憶錄中說道：

「『一二八』淞滬戰役，固由第十九路軍……首先迎敵，但第五軍所屬之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亦於戰火爆發數日內，由杭州、南京，星夜趕赴戰場加入戰鬥，且亘淞滬戰役，第五軍均擔任重點方面之左翼軍任務，惟當時報紙及輿論只報道第十九路軍第十九軍之英勇事迹，各方慰勞亦偏向第十九軍，此蓋與第十九路軍刻意宣傳有關。」

俞的回憶，與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的說法，是吻合的。

據張晚年回憶：

「蔣（介石）是二月初由洛陽到浦口，我去迎接他，就表示我的意見：『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戰鬥才好，如果現在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願意去。』蔣說：『很好。』馬上關照軍政部長何應欽，即調動散駐京滬、京杭兩線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兩師合成為第五軍，命我率領參戰。」

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兩師，是蔣手中不多的精銳部隊。將他們調入淞滬戰場，不能說是「按兵不動，坐視不援」。

張治中還提到，作為第五軍軍長，2月25日，他接到了軍政部的命令：

「第五軍著歸蔣總指揮光鼐指揮。」

俞濟時也提到，作為第八十八師師長，2月13日，他接到了蔣介石的電報，命令他：

「對蔣總指揮（光鼐）命令絕對服從。」

如此部署戰場指揮系統，自然也談不上是在「阻撓十九路軍抗戰」。

圖：「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國軍隊陣地

至於「剋扣軍餉與截留捐款」，則另有兩重關鍵背景：

（1）第十九路軍在淵源上與粵系政客陳銘樞關係最近，1931年寧粵衝突，蔣介石下野，陳銘樞進退失據。這是第十九路軍客居外省、斷絕軍餉數月之久的真實原因。

（2）「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的財政已瀕臨破產邊緣。除日軍掠奪外，最重要的破產原因，是各省軍閥截留稅收。如此危局下，各界捐贈給第十九路軍的款項，在補足了該軍欠餉之後，餘款被納入國庫，做法未必正確，情理確有可原。另據蔣光鼐自述，第十九路軍入主福建期間，也曾因截留稅收問題與中央發生過種種矛盾。

不過，俞濟時將「當時報紙及輿論只報道第十九路軍第十九軍之英勇事迹，各方慰勞亦偏向第十九軍」的原因，歸之於「第十九路軍刻意宣傳」，並不準確。

刻意讓輿論報道突出第十九路軍之人，是蔣介石。

1932年2月13日，蔣曾有一封意味深長的電報，發給第五軍軍長及兩師長，希望他們不要宣傳自己，「始終以第十九軍名義抗戰」：

「抗日為民族存亡之所關，絕非個人或某一部隊之榮辱問題。我前方將士，應徹底明了此義，故第十九路軍之榮譽，即為我國民革命軍全體之榮譽，絕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為敵人之所畏忌，且必為反動派之所誣衊，苟能始終以第十九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大。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望以此義，切實曉諭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第十九路軍團結奮鬥，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軍之使命為要。」

當時，蔣介石剛剛結束下野回到南京。他把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兩師投入淞滬戰場，卻又低調不做宣傳，反要求部隊「始終以第十九軍名義抗戰」，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黃自進教授對此事的因果，有很精確的論述：

「蔣介石之不願大張旗鼓地宣傳抗日，無疑的反映出他不願將事件擴大的基本態度。他派直系部隊參戰，是為了不要讓日本的侵略得逞；但無意宣揚，無非是希望將雙方的衝突地方化。他之所以不願用中央軍的番號，彰顯出他不願提升衝突層次的苦心。這種小心翼翼面面俱到的做法，在在反映出國民政府處境之難為。」

一個中央財政正面臨破產困境的國家，自然不願、也不能與日本全面開戰。控制衝突使之「地方化」，以換取喘息之機，就成了當局唯一的選擇。讓直系部隊在戰場上「隱形」，開動宣傳機器全力宣傳十九路軍，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當時的保密工作頗有成效。直到第五軍參戰一周之後，日軍才從俘虜口中得知，自己正在與蔣的直系部隊交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