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臣們為何建議嘉靖皇帝稱自己的親生父親朱祐杬為「叔父」？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年僅三十一歲的明武宗朱厚照去世。在他任皇帝的十六年中，各種荒誕離奇之事層出不窮，不但使明朝內憂外患的形勢日趨加重，在歷史上有「正德危機」之說，而且損害了自己的健康，無嗣而亡。正德十四年，江西寧王朱宸濠效仿明成祖朱棣，趁武宗荒於政事，起兵造反，沿長江而下，意圖攻佔南京。趁此機會，武宗自封為「威武大將軍」，率兵親征。此時正在江西南部剿匪的王守仁迅速調兵北上，僅僅數月就平定了寧王的叛亂。孰料武宗玩心不減，又讓人通知王守仁將朱宸濠釋放，由自己親自再將他抓獲。在群臣的反對下，這一視國家大事為兒戲的荒誕舉動才沒有實行，但武宗依舊逗留江南肆意玩樂。正德十五年，武宗在清江浦（今江蘇淮安市）垂釣，不慎掉入水中，雖被左右救起，但身體每況愈下。回到京城之後，武宗照舊縱情荒淫，身體日益虛虧，數月之後病死。

由於武宗沒有子嗣，他死後朝廷立刻陷入空前的立嗣危機，以至於皇位空缺長達三十七天（三月十四日至四月二十二日）。在朝廷內部各種勢力的博弈後，明武宗的母親和內閣首輔楊廷和決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繼承皇位，改年號嘉靖。朱厚熜（1507~1567），憲宗第四子朱祐杬的二兒子。明憲宗的第三子（前兩子夭折）是孝宗。孝宗只有一個兒子，即武宗。

由於兄終弟及，因此世宗即位後，武宗與世宗生父朱祐杬兩人的「禮制」問題立刻凸顯出來。黃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結束了在家鄉十多年的隱居，重新步入政壇，進入權力的核心。世宗即位後，面對的是武宗留下的危機四伏的局面，寧王叛亂使江西等地備受戰火肆虐，東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人的威脅日甚一日。如果說這些問題尚能拖延一段時間再解決，那麼另外一件關乎朝廷禮制的大事則一天都不能拖延，這就是誰是世宗皇考（即宗法意義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號的問題。由於這涉及中國封建王朝最為重要的禮制，因此歷史上將圍繞此問題產生的爭論稱為「大禮議」。

世宗即位後不久，就下旨讓朝臣為其親生父親擬定尊崇稱號，以楊廷和為首的內閣和以毛澄為首的禮部官員認為雖然孝宗和朱祐杬同為憲宗的兒子，但孝宗（武宗之父）是「大宗」（中國宗法社會以嫡系長房為「大宗」，其他兒子為「小宗」。大宗是法定繼承者）。為了保證「大宗」傳承不斷，建議朱厚熜改稱孝宗為「皇考」（皇父），而稱自己的親生父親興王朱祐杬為「叔父」。這一建議實質上是將朱厚熜過繼給孝宗，使其成為武宗的弟弟，武宗去世後沒有子嗣，按照古代「兄終弟及」的傳統，朱厚熜繼承哥哥武宗的皇位。這一建議未能獲得世宗朱厚熜的同意。張璁、霍韜、席書等人支持世宗，主張稱世宗親父為「皇考興獻帝」。（世宗父親朱祐杬生前封興王，死後謚號「獻」，大禮議後稱「興獻帝」）。雙方經過幾番博弈，在正德十六年十二月達成妥協，世宗稱孝宗為「皇考」，但不稱親生父親為「皇叔」，也不稱「皇考興獻帝」，而是折中改稱「本生考」，以示與稱孝宗「皇考」的區別。

嘉靖三年正月，時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桂萼、張璁等人上疏，再次挑起「大禮議」。桂萼上《正大禮疏》，請求將孝宗由「皇考」改為「皇伯考」，世宗親父朱祐杬「本生考」改為「皇考」，世宗母親稱「聖母」，武宗稱「皇兄」。這一奏疏從根本上改變了正德十六年時世宗和武宗朝臣達成的協議，將孝宗由「皇考」降格為「皇伯」，世宗的生父朱祐杬升格為「皇考」，這也意味著當年憲宗不是將皇位傳給了孝宗，而是傳給了世宗的親父朱祐杬，朱祐杬又將皇位傳給了世宗朱厚熜。世宗將桂萼的上疏交付文武群臣商議，楊廷和見世宗有意變更前次大禮議的決定，又因諫言罷免在蘇杭掌管織造事務的宦官，未被採納，遂又上疏請求辭官回鄉，世宗順勢允許楊廷和辭官。儘管楊廷和辭官，但在北京的官員依舊一致反對桂萼的上疏，世宗只得令桂萼、張璁、席書等人火速從南京來北京，參與大禮議。張璁、桂萼等在南京聞訊，不待動身就立刻上疏。三月，世宗頒布詔書：尊稱父親為「本生父皇考恭穆獻皇帝」、母親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這時，張璁、桂萼已行至鳳陽，從邸報上看到詔書，意識到，加上「本生」兩字決非皇上的本意，一定是禮官的陰謀詭計，隨即上奏世宗，建議去掉「本生」兩字。六月，張璁、桂萼至京師，被擢任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席書為禮部尚書。七月，世宗采張璁、桂萼等議，派司禮監太監諭內閣去掉「本生」二字。 世宗去「本生」二字的聖旨頒布後，引起了一場很大的風波。朝臣紛起上疏諫阻。一時間各部尚書、侍郎、員外郎、主事、司務等二百二十人跪伏於左順門候旨。世宗命司禮監太監傳旨勸令其退去，群臣要求世宗收回詔書。世宗再次下令命群臣退去，群臣仍跪伏哭號，企圖迫使世宗屈服。面對左順門的嚴峻形勢，世宗行使皇權，採取鎮壓措施。先將為首者翰林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逮捕，又逮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待罪。錦衣衛奉詔拷訊豐熙等八人，將其貶為庶民。其餘四品以上者奪俸，五品以下者杖責。被杖致死者十六人。歷史上將這一事件稱為「左順門哭諫」。隨後，世宗正式頒布詔書定皇家大禮：孝宗為「皇伯考」，孝宗的皇后為「皇伯母」，世宗之父為「皇考」，世宗之母為「聖母」。大禮之議，世宗終於戰勝朝臣，取得全面的勝利。

黃綰積极參与大禮議，先後三次獨自上疏，其後又與張璁、桂萼、黃宗明三人聯合上疏，鼓動世宗改定大禮，並為改定大禮尋找理論依據。

第一次是嘉靖三年二月十二日，因與世宗觀點不合，首輔大臣楊廷和辭官，世宗順勢批准。儘管如此，禮部尚書汪俊依舊聯絡官員上疏，仍持楊廷和原議。此時尚在南京的黃綰上《大禮第一疏》，支持改定大禮。這道奏疏從四個方面說明需要改定大禮。

首先，利用中國傳統的「災異」觀念，說明改定大禮的現實必要性。漢代以來，中國文化中形成了「災異」觀念。這個觀念認為，上天是世界的最高統治者，皇帝是上天委任的人世間的最高統治者，所以皇帝又稱為「天子」。皇帝在人世間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到上天的監督，如果上天發現皇帝統治人世間有功績，就會降下「祥瑞」，即各種吉祥的事物，用以鼓勵表彰皇帝；如果上天發現皇帝統治人間有過錯，就會降下「災異」，即地震、水旱災害等，用以警醒皇帝改正過錯。這一觀念在中國影響深遠，甚至至今還有人相信。黃綰在奏疏中強調，作為國家主要糧食產地的江淮地區，自去年春夏乾旱少雨，秋冬季又洪水泛濫，顆粒無收，以至於百姓餓殍遍野、流離失所。雖然皇上下令開倉賑災，但災情依舊十分嚴重。去年的天災導致今年開春以來農業生產大受影響，今年估計還有損失。臣曾考察災情，災民一致說數百年都沒有遇到這麼嚴重的水旱連災。臣認為，之所以現在會出現百年不遇的災害，原因在於天人是相通的，人世間萬事祥和，自然風調雨順，人世間有明顯的錯誤，上天自然會以「災異」示警。去年江淮地區的水旱災害是上天警示我們做錯了重要的事情。這個事情無疑就是「大禮」。

其次，利用古人對《春秋》中的「魯躋僖公」事件的批評，說明改定大禮的歷史依據。魯文公六年（前621），魯國舉行宗廟大禮。魯國朝中文武百官，車馬相接，浩浩蕩蕩來到宗廟。正殿供著魯國先祖牌位，文公恭敬地在僖公牌位前祭拜。他見僖公的牌位在閔公下，就命人挪到閔公之上。閔公和僖公均為魯庄公的兒子，閔公先繼承國君之位，後傳位給兄弟僖公，魯文公是僖公之子。原來牌位順序是按在位先後排列的，閔公在前，僖公在後。文公將僖公調到閔公之前的做法是不合乎禮制的。朝中群臣面面相覷，不敢直言。柳下惠見狀，急步上前說：「犯了錯誤卻不害怕，將來一定會有禍患。」文公臉色一變，但轉念一想，自知理虧，只好仍按原來順序把牌位放好。儘管及時改正了錯誤，但後世人依舊批評文公的錯誤做法。孔子在《春秋》中說「躋僖公，逆祀也」，即文公將僖公的牌位放到閔公之前，是違背禮制的舉動。黃綰說：「文公只是將自己父親的牌位提前，孔子就認為這已經違背了宗族順序，批評為『逆祀』,現而今皇上稱自己的父親為『皇考』，卻有人反對，這豈不是比文公移動牌位更嚴重的『逆祀』嗎？」

第三，利用儒家「推己及人」的仁愛原則，說明改定大禮的倫理依據。儒家一向推崇仁愛，但儒家的仁愛依據的是「推己及人」的原則，即每一個人都深愛自己的父母和子女，將這種感情推廣到其他人身上，就是仁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這種「推己及人」的仁愛原則最好的說明。黃綰說：「如果像他們所說，陛下不稱自己的父親為『皇考』，那麼作為兒子您心何以安？不僅您於心不安，天下所有的人都會深深體會到您愛自己父親的感情，他們都不會安心。」

第四，利用「君臣一體」的觀念，說明改定大禮的政治依據。在傳統中國政治中，理想的君臣關係是「君臣一體」，上下齊心協力共同治理國家。如果君臣懸隔、上下猜忌，那麼政令就不會暢通，國家就不能有效治理。據此，黃綰說：君臣猶如一個人的身體，皇帝是頭腦，大臣是皇帝的心腹，御史言官是皇帝的耳目。在身體中，各個器官之間連通順暢，就不會得病，如果連通不順暢，則會百病叢生。皇帝與大臣之間的關係也是這樣的，上下齊心協力，國家就會得到有效治理，臣子不聽從皇帝的指揮，自然會弊政叢生。現今一些大臣不能理解國家政體的根本所在，盲從少數人的謬論，造成君臣上下的猜忌，對於國家政治百害而無一利。

最後，黃綰慷慨激昂地說：陛下當從天理、歷史、人心、政治等大局出發，當機立斷，下旨讓禮官重訂國家祭祀大禮，嚴令群臣同心協力做好本職工作，不要走向黨同伐異的不歸路。

第二次是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大禮第一疏》尚未得到世宗的回復，黃綰又上《大禮第二疏》。在這道奏疏中，黃綰除了重複《大禮第一疏》的四條理由外，又新加了一條理由：皇位由天定，而不是僅僅由孝宗→武宗這一條血脈決定。黃綰說：孟子曾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說上天確立君主是為了百姓的利益，而非為了一條血脈之私利，所以說孔子在《春秋》中重視皇位的繼承是在維護百姓的利益。事實上，因為涉及評定前任皇帝的功過，黃綰在這裡並沒有把話說得十分清楚。黃綰的意思是：上天設立皇帝，是為了保護百姓的利益，如果皇帝不能保護甚至嚴重觸犯百姓的利益，上天自然要懲罰他，沒有子嗣繼承皇位就是懲罰的辦法之一。武宗在位十六年，荒廢政事，百姓造反、藩王起兵接連不斷，因此上天懲罰他，讓他沒有子嗣繼承皇位。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反對議禮的大臣怎麼能為了武宗一人的私利而違背上天的意志呢？

黃綰上《大禮第二疏》不久，世宗罷免了反對議禮的禮部尚書汪俊，命支持議禮的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守仁的弟子席書任禮部尚書。席書（1461~1527），字文同，號元山，四川省蓬溪縣吉祥鄉人。弘治三年（1490）進士，授山東郯縣知縣，歷任河南按察司僉事、貴州提學副使、禮部尚書等職。王守仁「龍場悟道」時，任貴州提學副使的席書最早接受了王守仁的思想，並請王守仁為貴州學子講學。在楊廷和、汪俊先後離職後，在南京的黃綰致信王守仁，就二人離職發表自己的看法。黃綰在信中說：當今的世宗處理政事時，從容斟酌各種得失，從不感情用事，具有堯舜的潛質。楊廷和、汪俊等人不但不用心輔佐世宗，造福百姓，反而處處掣肘，消磨世宗的銳氣，這豈是大臣該做的事情？因此他們被罷官免職，都是罪有應得。御史程啟充、毛玉是他們的爪牙，在正德十六年處理平定朱宸濠叛亂的善後事宜中，此兩人迎合楊廷和，上疏排擠、陷害您。楊廷和離職後，此兩人終究會受到懲罰。

同年三月，由於北京官員一致反對世宗改定大禮，加之桂萼、席書等支持者尚未到北京，世宗只得做一些讓步，加上「本生」兩字，稱父親 「本生父皇考恭穆獻皇帝」、母親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黃綰此時尚在南京，得知世宗的讓步後，再上《大禮第三疏》，反對加「本生」兩字，理由如下：

第一，這一做法導致出現兩個「皇考」，有違常理。黃綰指出：孝宗稱為「皇考」，世宗生父稱為「本生皇考」，看似解決了兩人的尊稱問題，但事實上十分矛盾。「皇考」是指皇帝的父親，現在世宗有了兩個父親，一個是孝宗，一個是湖北的「本生」父親。一個人既有父親，又有一個「本生」父親，實在是聞所未聞！

第二，這一做法不合傳統宗法制度。傳統宗法制度中有「君統」和「宗統」的區別。宗法制度是卿大夫士的繼統法，與天子諸侯無涉。所以他把君統與宗統分開，認為天子諸侯的繼統為君屬於君統，卿大夫士的繼統才是宗統，而宗法制度是指後者說的。在卿大夫士的宗統繼承製度中，如果某一支沒有子嗣，可以另尋一近親繼承，即後來人們常說的「過繼」。但天子諸侯的世襲制度中沒有「過繼」一說，這是因為天子諸侯之位是「天下之公器」，不能和世俗家族繼承相提並論。現今有人說世宗被過繼給了孝宗，繼承孝宗的皇位，這混淆了「君統」和「宗統」的根本差別。

第三，這一做法正是孔子極力批評的魯文公私自調整其父牌位的「逆祀」之舉。上文已有論及，茲不贅述。

第四，這一做法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的大計。西周時，周懿王在世時，長子姬燮懦弱無能，因此周懿王沒有按照傳統立其為太子。後來周懿王病死，一些大臣認為，先王不立子燮為太子，是因為他少才無德，不具備為王的資格，應該重新推選王族中有德望的人為王。經過商議，大家一致同意推選皇叔辟方為王，這就是周孝王。周孝王不負眾望，南征北討振興了周朝。周孝王去世後，諸侯又依據父死子繼的定例，重新立周懿王的長子姬燮為王。黃綰認為，周朝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王位繼承，都是為了國家長治久安的大計。現今如果僅僅是為了延續孝宗的子嗣，而不顧國家的未來，就會犯本末倒置的錯誤。

第五，反對改定大禮者援引朱熹的《通鑒綱目》中記載的漢定陶王、宋濮王之事，不足為憑。朱熹的《通鑒綱目》記載：漢成帝臨終前無子，立侄子定陶王劉欣為太子，劉欣即位後，以成帝為「皇考」。 宋仁宗無子，過繼濮王趙允讓之子趙曙為子嗣，趙曙即位後，也尊仁宗為「皇考」。楊廷和、毛澄等人以此為例，說明世宗應該尊孝宗為「皇考」。黃綰指出：朱熹的《通鑒綱目》記載的這兩件事不足為憑。這是因為《通鑒綱目》只有《凡例》是朱熹親自撰寫，其他內容都是朱熹的弟子趙幾道編纂的，朱熹甚至沒有看過趙幾道編纂的內容，因此書中所言非朱熹本意，故不能以此為依據。

黃綰上《大禮第三疏》後不久，又與張璁、桂萼、黃宗明等三人聯合上疏，奏請世宗要遵從父子之大倫，堅持繼承明代皇位而不是繼承孝宗子嗣，應稱孝宗為「皇伯考」，孝宗皇后為「皇伯母」，去掉生父朱祐杬尊稱「本生皇考」中的「本生」二字，稱「皇考」。世宗看到奏疏後，十分高興，數月後下詔，按照黃綰等人的建議，確定了大禮。

雖然黃綰等人是大禮議的「推手」，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味迎合世宗的需求，事實上當世宗提出要將父親的陵墓由湖北遷往北京十三陵時，黃綰等人極力反對。正德十四年，世宗的父親興王朱祐杬在湖北王府去世，葬於封地安陸縣（今安陸市）。嘉靖三年大禮議剛剛結束，百戶隨全、錄事錢子勛奏稱湖北陵墓的風水不好，應當遷葬北京十三陵。世宗命禮部召集各位大臣商議此事。黃綰上《止遷獻帝山陵疏》，反對遷陵。他在奏疏上說：自古以來，風水之說就與儒家思想不相吻合，因此儒學之士恥言風水；興獻帝死後葬於封地安陸縣，符合明代制度；十三陵已經安葬了多位明代皇帝，較為擁擠，因此不宜遷葬。張璁、席書等人也上疏反對遷葬，此事才作罷。但世宗按照皇陵的規格重修父親陵墓，命名為「顯陵」。至此明代皇陵分作三處：南京明孝陵、湖北安陸縣明顯陵、北京十三陵。

摘自劉聰《黃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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