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傳百年的陰謀論「借屍還魂」
撰文：Christopher R. Browning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在敵人背後：猶太人」；這是一張由第三帝國宣傳部門製作的海報，1941年在納粹佔領的貝爾格萊德的大型反共濟會展覽中展出，該展覽所要傳達的中心信息是「揭露」所謂的猶太—共產主義—共濟會實現統治世界的陰謀。（來源：美國猶太人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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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哈內布林克（Paul Hanebrink）的《遊盪在歐洲的鬼魂：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A Specter Haunting Europe: The Myth of Judeo-Bolshevism）的一大優點是，它向世人展示了作為反猶主義思想在20世紀歐洲最普遍、最強大的表現形式——「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是怎樣在納粹主義興起之前出現，又是怎樣在納粹大屠殺和納粹德國戰敗很久之後繼續存在下去的。哈內布林克的方法不是去重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做法：在歷史事實和統計數據的基礎上去駁斥神話這種徒勞的嘗試，在他看來這種做法是錯誤的。人們對猶太裔布爾什維克的刻板印象僅有很少的事實作為支撐：一些早期著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貝拉·昆，萊昂·托洛茨基，卡爾·拉德克等人）都是猶太血統。至於斯大林幾乎將他們全部殺光，猶太人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是布爾什維克，以及許多非猶太裔的著名革命者（例如列寧和卡爾·李卜克內西）被錯誤地當作猶太人這些事實並沒有抵消掉這種刻板印象；因為，哈內布林克寫道，猶太人作為「革命的面孔」是一種「文化建構」的觀念。
我們今天已經熟知，試圖用事實來破除強大的政治神話的效果令人沮喪。因此，哈內布林克尋求理解「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的歷史背景和「文化邏輯」：它是如何在不同階段發揮作用和演變的。最終，「猶太-布爾什維主義」以「亞細亞野蠻主義」的形式，構成了對國家主權、種族同質性和傳統基督教佔據絕對優勢的西方文明的想像中的威脅。簡而言之，「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被發明，是政治、種族和文化上的各種威脅被融合到了一起，變成了「一個在歐洲遊盪的幽靈」。
哈內布林克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許多歐洲國家在戰敗後面臨國力匱竭，國家解體，人們對從俄羅斯蔓延到歐洲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威脅普遍感到恐懼和厭惡，更是對猶太人感到恐懼和厭惡，因為猶太人被視為布爾什維主義興起的真正原因。哈內布林克指出，這種認知能夠如此普遍，不僅需要非常突出的猶太裔革命領袖，此外，「猶太-布爾什維主義」是從早期反猶主義的「原材料」之中構建出來的。對於哈內布林克來說，反猶思想的「三個古老支柱」是：社會矛盾，反叛和狂熱都要歸到猶太人頭上，「猶太-布爾什維主義」因而既是一個邏輯一致的觀念，也是一個無處不在、不言而喻的假設。
在這裡，我認為哈內布林克可以寫得更具體一些；尤其是，他本可以向讀者展示，起源於中世紀的有關猶太人的負面刻板印象很輕易地「更新」為20世紀的版本。許多歐洲人在1918至1919年中體驗到了戰敗和革命，在那之前，自由派和社會主義政黨中的猶太人佔比超出其在一國人口中的比例，這是必然的現象，因為保守派和天主教政黨排斥他們加入。1912年，那種將處在保守派左邊的所有政治力量都「污衊」為受到猶太人控制的傾向已經很明顯；那一年，德國自由民主人士、社會民主黨人和天主教人士在選舉中取得了勝利（1919年，他們組成「魏瑪聯盟」，起草了被德國保守派極度鄙夷的魏瑪憲法），此次選舉被冠以「猶太人的選舉」。
中世紀時作為異教徒的猶太人，到了20世紀，成了政治上的顛覆者。19世紀末，得到解放的猶太人成為了現代商業和工業經濟最明顯的受益者，「猶太高利貸」這個中世紀辭彙被「貪婪的猶太資本主義」取代；1914年之後，猶太人被指控發戰爭財以及在黑市出售商品，猶太人威脅經濟的形象被進一步強化。歐洲新的民族國家在多民族帝國的廢墟中被建立起來之時，作為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外來群體，猶太人很容易被「轉化」成不可同化的少數民族和內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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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難民潮從遭受革命和內戰蹂躪的俄羅斯湧出，戰俘（如貝拉·昆）歸來，在這群流離失所的人群中，「流浪」的猶太人很容易被視為入侵者，攜帶著「革命的病菌」。哈內布林克認為，隨著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宣揚國際革命高於一個人對自己國家的忠誠，揚言要進行社會革命和財產國有化，如此，作為一種「文化建構」的「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基礎也就形成了。1919年4月，慕尼黑的教廷大使尤金尼奧·帕切利（Eugenio Pacelli，未來的教皇庇護十二世）向梵蒂岡報告說，共產黨領導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在被反革命的「自由軍團」（Freikorps）鎮壓之前，存在了不到一個月】完全是由猶太人所組成。在描述該領導人之一馬克斯·萊維恩（Max Levien）時，帕切利寫道，他是「俄國人，也是猶太人」，「骯髒」、「粗俗」，「令人厭惡」、「十分狡猾」。而實際上萊維恩是德國的俄羅斯移民，曾在德國軍隊服役四年，並不是猶太人。如哈內布林克所指出的，這樣的表述並不意味著帕切利有特彆強烈的反猶傾向，而只是反映了當時幾乎所有歐洲保守派「絕對典型」的共識。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沙皇俄羅斯將其治下的猶太人當作不可靠、可能對國家不忠的群體對待。沙皇軍隊強行將大約50萬至100萬猶太人從戰區遷出。這種做法也促使許多生活在奧匈帝國東部地區的猶太人逃到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等被認為安全的城市。俄國革命爆發之時，那種對猶太人對國家不忠誠以及眾多流離失所的猶太人的恐懼情緒便已經很廣泛，革命爆發後，這種恐懼更是被進一步強化。哈內布林克認為，「那些戰爭期間便對猶太人忠誠感到無端恐懼的地方，戰後對『猶太-布爾什維主義『恐慌情緒更是迅速蔓延。」哈內布林克在書中提到一個概念：在東歐發生的「長一戰」（「long World War I」）過程中【包括俄國內戰，波蘇戰爭，貝拉·昆在匈牙利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被羅馬尼亞軍隊推翻，之後霍爾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在匈牙利實行白色恐怖】，各國的「主權恐慌」給猶太人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特別是在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烏克蘭。
反猶暴行頻繁發生，猶太人於是向協約國發出籲請，之後東歐國家被迫接受包含少數族群權利的條約。這些政權因為主權受到侵犯，反過來更加憎恨猶太人，此舉被認為是猶太人對祖國不忠的新的證據，惡性循環由此形成。他們愈加強烈地堅持主張猶太人與布爾什維克聯繫在一起，以證明他們過去對待猶太人的方式是正當的；另外，協約國希望在東歐建立起「封鎖線」，阻止布爾什維主義的進一步擴張，東歐國家成功地利用了協約國有求於自己的這一點。例如，波蘭軍隊里的許多猶太裔士兵遭到囚禁，但是波蘭軍隊依然獲得了重要的軍事援助以抵抗1920年蘇聯的入侵。必須強調的是，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的傳播、擁護者從一個慕尼黑街頭的無名之輩發跡之前。
希特勒將他對這一神話的信念與基於種族的歷史理論相結合，再加上德國希望在東部擴張，獲得「生存空間」，最終引發領土征服戰爭，在意識形態領域圍剿布爾什維主義，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如哈內布林克所指出，接受了「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的東歐各國政權如今要做到與希特勒和德國的霸權相協調。它們協調的方式各有不同。匈牙利為了獲得領土與德國結盟（希特勒將特蘭西瓦尼亞北部歸還匈牙利），向東部陣線派遣部隊，對國內的猶太人實施更嚴苛的歧視政策，將外國猶太人驅逐到烏克蘭，然後在那裡被屠殺，但沒有將自己國內的猶太人交給德國，供其實施「最終解決方案」（「最終解決方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其佔領的歐洲境內的猶太人進行系統滅絕的計劃——譯者注），直到匈牙利政府在1944年3月被德國推翻。羅馬尼亞不僅與德國並肩作戰，收穫了東部領土，而且直接殺害了超過30萬猶太人，比希特勒的其他任何盟友殺的都要多，羅馬尼亞對猶太人的殺戮直到其領導人意識到德國的勝利不再是必然的時候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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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波蘭人來說，情況要複雜得多。二戰爆發前，希特勒曾向波蘭政府提議做德國的盟友，波蘭邊界向東移動，波蘭政府拒絕了希特勒的提議，之後波蘭遭到德國和蘇聯瓜分。然而，波蘭人和猶太人在納粹佔領下共同受難的經歷並沒有改變大多數波蘭人對「猶太鄰人」的看法。許多猶太人從波蘭西部逃亡到東部，波蘭東部的猶太人對於被斯大林而不是希特勒佔領這一點表現出明顯的寬慰；最後，波蘭猶太人急切地渴望獲得蘇聯紅軍的救援和解放，這些都只讓波蘭人確認了自己對「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看法是正確的。
在德國，「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對於確保德國軍方參與到希特勒的對蘇「毀滅戰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場對蘇戰爭被描述為一場「預防性防禦」戰，是要為捍衛德國和西方文明而戰。這個神話也在「最終解決方案」的制定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哈內布林克在書中引用了南方戰線第六軍指揮官沃爾特·馮·賴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將軍下達的臭名遠揚的命令（賴歇瑙在下達命令不到兩周前，在烏克蘭發生了娘子谷大屠殺）：「反對猶太-布爾什維克運動的根本目標是徹底擊敗其權力手段，在歐洲文化領域剷除亞細亞文化的影響。」因此，「為了讓德國人民一勞永逸地擺脫亞細亞-猶太人帶來的威脅」，必須要對「猶太次等人予以猛烈但公正的懲處。」
「托洛茨基被趕出了庫班」。1919年，俄國內戰期間，反布爾什維克的白軍製作的海報（來源：大英圖書館）
這一命令不僅僅是一位狂熱的納粹將軍發出的精神失常的叫囂，哈內布林克也本可以提供更多證據證明，猶太-布爾什維克神話對德國軍方人士在思想和行為上有很大影響，假如那是哈內布林克這本書的主題的話。例如，61名德國陸軍軍官被邀請於1941年9月24日至26日在莫吉廖夫會見最高黨衛軍官員【其中包括希姆萊的別動隊B支隊（Einsatzgruppe B）指揮官亞瑟·內布（Arthur Nebe）以及黨衛軍和警察高級領袖（Higher SS and Police Leader）埃里希·馮·德姆·巴赫—齊勒維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這些高級黨衛軍官員向陸軍軍官們講話的內容是有關游擊隊的威脅。講話的要點是：猶太人等於布爾什維克等於游擊隊；另外，秩序警察第322警察營在附近村莊殺了32名猶太人，以作為示範。此後，中部戰線背後的部隊是德國國防軍里殺害猶太人最多的部隊。希姆勒在1942年12月29日呈遞希特勒的報告中記錄了8月至11月四個月時間裡「清剿游擊隊行動」的結果，從中可以看到猶太人、布爾什維克和游擊隊是如何被聯繫在了一起。報告里列舉了一系列數字：1337名「土匪」死於戰鬥中，戰鬥結束後，又殺737名「土匪」，審訊後處死7,828人。此外，處死了14,256名「共犯和嫌犯」，363,211名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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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的徹底失敗及其罪行的公開並沒有能完全破除「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哈內布林克的書中最令人著迷的一個方面是他對「猶太-布爾什維主義」在1945年後「死而復生」這一奇異現象的討論。在西歐，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反共產主義」逐漸取代了「反布爾什維主義」這個詞，但在東歐，猶太-布爾什維克神話依然在影響著人們的二戰記憶，另外，對於蘇聯在這些國家扶植共產黨政權的做法，民眾也是用「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去解釋。
隨著盟軍的佔領，對戰爭罪行的審判，去納粹化的進行，以及最重要的：德國的分裂和冷戰的到來，西歐出現一種親民主、親美但不反猶的反共產主義。這種轉變的基礎是這樣兩個概念。第一個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這個概念將被擊敗的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等同起來。特別要舉德國教會這個例子，德國教會以前是高度民族主義、專制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因而往往是納粹政權打壓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的同道，這時候卻將自己描繪成納粹政權的抵抗者和受害者，將納粹政權類比於蘇聯政權：都是世俗、物質主義、不敬神的政權，因而都會胡作非為。西德的基督教民主的新自我形象是要與蘇聯體制對抗，它與第二個概念相吻合：根據美國的理解，猶太-基督教價值是民主與西方文明的基礎，正是這樣的價值讓西方陣營在冷戰中站在無神論的共產主義陣營的對立面。在冷戰中，持同化主義觀點的美國猶太人擁護西方陣營，這才最終讓猶太人不再被等同於布爾什維克，但其代價是，他們需要接受，納粹大屠殺的記憶要讓位於抗擊共產主義陣營。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納粹大屠殺的記憶才佔據今天我們看到的其在美國民眾心中的位置。
在那些被紅軍佔領，之後被共產主義政權統治的東歐國家，情況則非常不同。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民眾仍然透過「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視角來看待1945年之後的歷史。共產黨統治的建立被視為是一種讓猶太人獲得權力的手段，對納粹幫凶的審判和懲罰被視為猶太人的報復，而非正義的實現。
對於蘇聯和東歐共產黨來說，把共產黨等同於猶太人是一種恥辱，他們渴望洗除這一污名。例如，1946年7月，凱爾采反猶騷亂（Kielce pogrom）發生之後，波蘭政府允許當時還生活在波蘭的猶太人中的大多數離開，因為這樣一以來，波蘭政府就不必再給他們提供保護。知名的猶太共產黨人遭到清洗：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魯道夫·斯蘭斯基（Rudolf Slánsky）和他的13位同僚（其中10人是猶太人）先是被「擺樣子公審」，然後被處決；羅馬尼亞的阿娜·鮑克爾（Ana Pauker）和東德親猶但自己不是猶太人的保羅·默克爾（Paul Merker）遭到清洗。1953年發生了「克里姆林宮醫生案」，只是因為斯大林不久後死亡，這件被捏造的假案才沒有爆發成為一場反猶清洗運動。偽裝在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世界主義下面的反猶主義經常被用於黨內鬥爭【最有名的當屬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adys?aw Gomu?ka）1968年的所作所為：為了保住權力，他縱容反猶主義政治宣傳，民眾對國內經濟問題的注意力因此被轉移】，也被用於國際宣傳。公眾對納粹大屠殺的記憶被壓制了。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人們對納粹大屠殺的認識越發深入，關於大屠殺的記憶也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最終納粹大屠殺在西方成了極端罪惡的代名詞；同時它也成為了人們的公民教育課：寬容、人權以及對宗教和種族差異的尊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價值觀。由此產生了所謂「大屠殺記憶的霸權」，在這個記憶中，希特勒罪大惡極，而斯大林的罪行則沒有被重視；猶太人的苦難很深重，而蘇聯政權的受難者則被忽視了，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也因此被遮蔽。「大屠殺記憶的霸權」遭到了來自兩個方向的挑戰。德國學者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試圖去說明，亞細亞布爾什維主義存在著種種恐怖之處，德國人是針對此威脅做出了一種以納粹主義為形式的理性防禦反應。美國歷史學家阿諾·梅耶爾（Arno Mayer）試圖說明，納粹主義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共產主義，而大屠殺則是納粹的次要目標，一個副產品。兩人的言論都被認為是對納粹大屠殺做相對化或弱化處理。
然而，1989年後的東歐的情況很不同，許多國家拒絕接受「大屠殺記憶霸權」，而在當時，要加入西歐自由民主陣營，需要接受這樣一種記憶。在這種記憶之中，猶太人是完全的無辜受害者，而東歐國家的民眾因為受到反猶主義的影響，加上他們和納粹都認同「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於是成了大屠殺的共犯和受益者。但是在許多東歐人的記憶中，他們才是無辜的受害者，自己的國家遭到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佔領，而與此同時，不是那麼無辜的猶太人則是共產黨統治的共謀者和受益者。
簡而言之，「猶太-布爾什維主義」作為記憶戰爭的重要組成已經回歸，西方的大屠殺研究和公民教育被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三國視為對自己國家的污衊。楊·格羅斯（Jan Gross）於2000年出版的《鄰人》（Neighbors）（該書記錄了1941年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的波蘭人對猶太人的屠殺）在波蘭引起了強烈反響，公眾圍繞這本書開展了激烈爭論，年輕波蘭學者隨後所做的歷史研究令人不安；到了2018年，波蘭政府通過了一條臭名昭著的法律，禁止人們公開宣稱波蘭人民和政府應當為納粹罪行承擔責任或承擔部分責任…….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把大屠殺研究當作對自己的污衊會做出怎樣的反應。
哈內布林克在書中的結論部分認為，猶太-布爾什維克神話不再會讓歐洲人陷入恐慌，而是進入到存在爭議的記憶政治場域。不幸的是，在聽到維克多·歐爾班之流針對喬治·索羅斯的叫囂，傳播有關猶太勢力在全球化中扮演關鍵角色之類的陰謀論，看到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街頭遊行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高喊「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的場景，我擔心反猶主義即使不以「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面目出現，仍然還是有影響力。但我認同哈內布林克的觀點：猶太-布爾什維克神話已經被另一種神話取代，與猶太-布爾什維克神話相似，這個新的神話也是綜合了人們在種族、文化、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各個層面感受到的威脅。這便是所謂的「西方的伊斯蘭化」：被認為危險、異類、不忠誠，極端主義和不可同化的穆斯林移民的湧入，再次威脅到了國家主權、種族同質性和西方文明。「猶太-布爾什維主義」下場，接替它的是一個叫做「激進伊斯蘭」或「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新鬼魂在歐洲遊盪。
本文所討論書籍：《遊盪在歐洲的鬼魂：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神話》（A Specter Haunting Europe: The Myth of Judeo-Bolshevism,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53 pp.）
本文選自《紐約書評》2019年2月21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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