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版生化危機！核泄漏33年後，切爾諾貝利變寂靜嶺

切爾諾貝利核工廠附近，荒廢幼兒園裡的玩具。

「那些在操作室的人突然聽到一聲巨響……他們以為地震了。過了好一會他們才意識到是人造地震——他們自己導致的地震。」

哈佛大學烏克蘭史專家沙希利·浦洛基（SerhiiPlokhy）在他的著作《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Chernobyl: Historyof a Tragedy）中如此描述發生在1986年4月26日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

去年11月，這本書在247本參賽作品中勝出，贏得2018年英國最頂尖的非虛構文學獎貝利·吉福德獎（The Baillie Gifford Prize，前稱塞繆爾·約翰遜獎），沙希利·浦洛基同時獲得3萬英鎊的獎金。

切爾諾貝利核工廠附近荒廢的幼兒園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是世界史上最嚴重的核泄漏事件。事故發生時，時任大學講師的浦洛基就住在距離切爾諾貝利500英里的地方。當蘇聯當局驚慌失措地尋找事故原因時，住在附近核輻射污染區域的民眾紛紛背井離鄉，撤離人數達35萬人。

這起爆炸令世界處於核毀滅的邊緣，導致歐洲一半區域受核輻射污染。在《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中，浦洛基藉助最近幾年剛剛對外公布的歷史資料，搜集到豐富訪談素材，重塑當時緊張的情境，完整地講述了身陷核噩夢的科學家、工人、消防員、警察、政客和當地人的故事。

浦洛基指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是蘇聯體系走向衰落的標誌。這起災難的發生並非偶然，而是必然——當時的執政黨痴迷生產目標，對科學信息極權控制，在核工業發展中無視安全、肆意削減成本。

浦洛基出生於俄羅斯，父母是烏克蘭人，如今他已經在美國生活了20年。他認為這本書受歡迎的關鍵在於充滿人性化的故事：工廠管理者犯下了可怕的錯誤為此付出生命代價或最終入獄，消防員和士兵試圖控制反應堆卻使自己陷入必死無疑的境地，科學家逃避責任試圖掩蓋設計缺陷等。在冰冷的檔案文件之後，沙希利·浦洛基梳理出令人動情的個體故事。

浦洛基是這場災難的親歷者，寫一本關於這場災難的專著是他的夙願。但他一直苦於沒有可查的史料。直到2013年，烏克蘭「尊嚴革命」爆發，並推動政府改革，涉及核事故的檔案資料變得容易獲得。在之後的4年時間裡，浦洛基完成了這部內容豐富、資料翔實的著作。

切爾諾貝利核工廠附近荒廢的幼兒園

33年過去，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陰影不散，核輻射下的空城陰森駭人，還有一大批人繼續為如何處理受損的核反應堆忙碌著。

浦洛基在書的結尾寫道：「一起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和一個核心禁區已經令全世界不堪重負，人類無法承受再多的核事故。我們必須從1986年4月26日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和之後的救災過程中獲得教訓。」

目前，全世界已有454個核反應堆分布於31個國家，另外54個核反應堆正在建設之中，這些核反應堆的安全問題令人擔憂。這本《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再次為世人敲響警鐘。

在獲得貝利·吉福德（BaillieGifford）獎後，浦洛基接受了穀雨作者的電話採訪。在交談中，他回憶了寫作的過程，表達了對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以及救災過程的看法，並提出了監督核安全的建議。

切爾諾貝利遺址可能是人類未來的一瞥

穀雨：談起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通常人們最先想到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女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切爾諾貝利的悲鳴》，她的作品給你哪些啟發？

沙希利·浦洛基：《切爾諾貝利的悲鳴》是我寫《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之前閱讀的第一本關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書。這本書充滿感染力，我不得不把它放在一邊，暫時不寫關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任何內容，因為我無法面對這些悲慘。

幾個月後，我才覺得自己做好了準備，繼續寫作。我的書中不僅包括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前後的政治事件，也包括人性的故事，這些人性的故事是阿列克謝耶維奇著作給我的啟發。

穀雨：你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親歷者，為何在很多年後才決定寫這本書？

沙希利·浦洛基：過去四五年，烏克蘭發生了「檔案革命」，即作為烏克蘭政治變革的一部分，前政黨的檔案和蘇聯克格勃（KGB）的檔案變得比之前容易獲得了。烏克蘭政府公開了關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資料，並且我有機會獲得在政府委員會的災難應對的資料、克格勃（KGB）關於事故的資料，這些因素成為我寫作《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的前提。

穀雨：在《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的序言部分你首先寫了跟旅遊團前往切爾諾貝利參觀的經歷，為何去那裡參觀？當時是怎樣的情形？

沙希利·浦洛基：參觀切爾諾貝利是我寫作前的第二個準備，也正是在那裡，我覺得我一定要寫這本書，講在這裡發生的故事，因為我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我有職責將這些歷史告訴年輕人。

很多人將切爾諾貝利核電廠附近的小城普里皮亞季（Pripyat）比作義大利的龐貝古城，但兩者有巨大的區別。龐貝因火山爆發而被摧毀，所有的建築被損壞；在普里皮亞季，所有的建築依舊保持原樣，彷彿被封進了「時間膠囊」。

在那裡，你可以看到20世紀80年代的標語，可以看到列寧紀念碑。大自然侵佔了這個小城，樹林佔領了以前的城市廣場，兩座體育館也被灌木叢覆蓋。很多種野生動物在那裡出沒，彷彿已經接管了這個小城。這大概是未來的一瞥——假如人類不夠謹慎，對科學使用不當的話，未來可能就是這樣。

正在建造的可覆蓋在反應堆上的金屬罩

穀雨：如今，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遺址已經成為烏克蘭的「景點」，吸引了很多遊客，你怎樣評價這個現象？

沙希利·浦洛基：在距離切爾諾貝利大約140公里的基輔，你可以看到很多旅行公司，競相吸引國內外遊客去切爾諾貝利一日游、兩日游。

人們也在就如何利用切爾諾貝利的核心禁區（Chernobyl Exclusion Zone）提出建議，其中一個建議是在核反應堆上建造能夠儲藏核廢料的儲存庫。烏克蘭繼續使用核能，該國50％的能源來自核能，顯然，核廢料儲藏庫是必要的，但這個建議不受歡迎。也有人建議在那裡建太陽能發電站，我知道一家中國公司對這個項目很感興趣。為能夠從禁區獲得經濟收益，人們正在進行不同的嘗試。

「人命不重要，完成某項任務才重要」

穀雨：《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的第一章不是從事故發生那一天寫起，而是寫災難兩個月前的1986年2月的「黨代表大會」，將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是否表明事故的發生是個必然？

沙希利·浦洛基：是這樣。這一章介紹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的背景，因為這個背景對災難的發生非常重要。當時蘇聯政府控制一切，包括信息。以往類似災難發生時，蘇聯政府就曾向工程師、操作人員等隱瞞信息。那次事故發生在1975年，發生地是聖彼得堡（當時的列寧格勒）附近的核電站，規模較小，很少有人知情。這種極端保密的氣氛由冷戰導致，也是導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重要因素。

另一個重要的背景是，蘇聯經濟衰退，為了遏制這種狀況，「黨代表大會」決定未來五年興建更多核反應堆，並縮短每個反應堆的建設時間。他們一味追求經濟利益，對安全問題視而不見，是在鋌而走險。

穀雨：書的素材來自哪裡？你是否對當事人、受害者進行採訪？

沙希利·浦洛基：主要來自檔案資料、公開發表的報刊書籍等，我本人沒有做任何採訪，但我收集到成百上千其他人做過的採訪，包括事故發生時在附近上班的人的訪談，曾住在普里皮亞季、後來被迫搬離的人的訪談等。我側重選擇一些人性化的內容，並盡量塑造關鍵人物，比如切爾諾貝利核電廠主任Briukhanov先生，他曾經在身體尚可時接受了很多記者的採訪，他的妻子也接受了很多採訪。我決定寫他，就搜索和他相關的採訪內容。

穀雨：這是否意味著——在搜集材料之前，你就知道要寫哪些方面的內容了？

沙希利·浦洛基：有時我知道要寫的內容，然後去搜集相關資料。比如，我知道事故發生後的那個「五一」期間，基輔要舉辦遊行，因為核輻射的水平較高，基輔當地官員極力反對，但戈爾巴喬夫堅持。我覺得這是個重要的故事，就盡量找很多相關資料來描述這一點。

有時我所獲得的材料會引導我的寫作方向，即一些有意思的採訪、一些鮮為人知的資料，啟發我用不同的視角，或寫不同的章節。比如，我獲得了烏克蘭政府委員會關於切爾諾貝利核電廠事故的材料，這些材料討論如何處理被污染的牛奶、被污染的田間農作物，以及假如基輔民眾發生恐慌，該如何應對等問題，這些資料啟發我寫了相關的章節。

出現在切爾諾貝利核工廠遺址的狐狸

穀雨：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發生後，你認為蘇聯政府的錯誤決策主要包括哪些？

沙希利·浦洛基： 掩蓋事故的發生，掩蓋工廠和附近區域被污染的真相，這是最大的錯誤。有人認為這不僅僅是錯誤，而且是蘇聯政府犯下的罪行。也有人指出，事故發生後沒有必要將數十萬人送到切爾諾貝利核電廠，讓他們面臨危險。蘇聯政府不顧民眾的健康和安全，無視人命。這反映的是蘇聯二戰後的心態：在當權者眼中，人命不重要，完成某項任務才重要。

當時的政權是專制統治的工具，民眾既無法改變政策，也不能挑戰權威。政府不對民眾負責，所以會忽視民眾的健康，犧牲人們的生命。專制政權的優點是擅長對突發事件進行處理，能夠迅速動員調動人民，結果卻導致更多人員傷亡。

「隱患依然存在」

穀雨：戈爾巴喬夫曾表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可能是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你贊同這一觀點嗎？你認為事故在蘇聯解體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沙希利·浦洛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呈現出的是蘇聯在解體前，其經濟和執政層面存在的深層次錯誤。蘇聯執政體系的自身缺陷導致他們無法控制核電、共享信息、進行創新。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發生加速了一個已經瀕臨死亡的政治體系的解體。

蘇聯時代，大多數工業，包括核工業都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管理者只能起次要作用。事故讓烏克蘭民眾清楚認識到，中央政府並未保護他們，烏克蘭的每個人，從學童到地方政客，都覺得被中央政府欺騙了。這催生了烏克蘭的獨立思想，這種思想跨越了黨派、性別和社會階層。

事故發生後，烏克蘭、立陶宛和亞美尼亞相繼舉辦國際聚會，揭露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真相。立陶宛是第一個舉行獨立公投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它於1990年3月宣布獨立。烏克蘭於1991年12月舉行全民公決宣告正式獨立。

穀雨：你如何評價戈爾巴喬夫在這起事故中的反應？

沙希利·浦洛基：戈爾巴喬夫是隱瞞信息的罪魁禍首。全球性的重大災難發生後，國家領導者卻保持沉默，事故消息首先來自西方。當然，將所有罪責歸咎於戈爾巴喬夫也是不公平的，因為他也試圖改變蘇聯的保密制度。諷刺的是，在瑞典公布核輻射水平不斷上升的同一天，戈爾巴喬夫說服了政治局公布事故信息。戈爾巴喬夫最終提出「開放政策」（glasnost），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成為人們最想知道真相的事件。

穀雨：1991年，烏克蘭公投，以92.3%的支持率脫離蘇聯，烏克蘭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之後，烏克蘭執政者如何對待核能？

沙希利·浦洛基：烏克蘭議會最初決定叫停所有新反應堆的建設，儘快關閉其他反應堆。但20世紀90年代末，烏克蘭經濟崩潰，沒過多久，原本投票要求結束核工業的議員轉而投票支持投建新反應堆，繼續使用核能。烏克蘭政府只是在西方國家的迫使下，關閉了切爾諾貝利核電廠。

同時，烏克蘭政府向國際社會尋求幫助，進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後的處理工作，包括在受損的反應堆上搭建「金屬保護罩」，這是一個由七國（G7）集團和國際社會承擔的項目，使用的是國際資金。

切爾諾貝利核工廠附近Kopachi村裡的荒廢的幼兒園

穀雨：切爾諾貝利核電廠遺址現在安全了嗎？

沙希利·浦洛基：1986年夏天，工作人員在高核輻射的環境下用幾個月時間建造了保護罩，如今，新的保護罩很重要，並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真正解決遺址的安全問題則需另外的方法。據統計，只有5％的放射性燃料和廢物被釋放到了大氣中，大部分放射性物質依然在反應堆內。

我並非危言聳聽，烏克蘭科學家告訴我，他們並不知道反應堆內正在發生什麼。想像一下，就算關閉所有核電廠，也並不意味著核危險已經結束——因為那些核燃料、核廢料依然存在，大量的輻射依然存在，依然需要被處理。也就是說，新的保護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正確的處理方法是去現場提取燃料，進行分析，但這需要很多錢。未來幾十年、幾百年，這個隱患依然在，人們要繼續投資對遺址進行監控和維護。

穀雨：據報道，新建的保護罩耗資16億美元，截止到今天，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災後處理已經花了多少錢？

沙希利·浦洛基：國際社會的捐款有據可查，但沒人知道蘇聯政府用於災後處理的花銷。蘇聯官員曾回答這個數字大概是數十億美元，但蘇聯政府調動的資源是無法用錢衡量的，比如他們讓10萬名身強力壯的民眾停下各自的工作，派他們到切爾諾貝利核電廠進行災後清理工作，這需要多少錢？沒人知道。

災難不會遵守國界

穀雨：你在書中寫道，烏克蘭民眾的一部分工資被政府徵用來進行災後處理。烏克蘭政府要為核事故的受害者提供哪些資助？

沙希利·浦洛基：是的，這是一種特殊的「切爾諾貝利稅」。在烏克蘭，還有一筆巨大的支出是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提供健康和經濟支持。人類學家阿德里亞娜·佩特里納（Adriana Petryna）在《暴露下的生活：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後的生物公民》（Life Exposed：Biological Citizens after Chernobyl）一書中描述了這一現象，並提出「生物公民身份」（biological citizenship）這一概念，指出公民依據其受傷害的「生物性身體」，有權向政府索要相關的生物醫藥資源、社會平等權利和其他基本人權。

這也是烏克蘭政府所面臨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醫學界人士很難總結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到底會給人們帶來什麼。日本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是在短時間內釋放了大量的核輻射，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則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放射低劑量的核輻射。科學家們為此爭論不休，無法判斷長期接觸低劑量核輻射對人體健康意味著什麼。

穀雨: 災難發生後，負責清理工作的人被稱為「清理人」，他們在工作過程中接觸了高劑量的輻射，這些「清理人」現在的生活狀況如何？

沙希利·浦洛基：「清理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即受核輻射影響的受害者。他們不僅存在於烏克蘭，也存在於其他國家。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時，蘇聯調遣的是整個蘇聯地區的民眾去救災，這些人通過軍隊招募的方式被派遣到切爾諾貝利。今天，這些「清理人」聚居在俄羅斯西伯利亞、俄羅斯中部、白俄羅斯和哈薩克等地區。他們一直呼籲所在的國家能夠保護他們的利益。

在烏克蘭，「清理人」能獲得很多幫助，但在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他們的處境艱難。其中，白俄羅斯是受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影響較大的國家，儘管反應堆位於烏克蘭，但事故發生後的頭幾天，風是向北和西北吹的，這意味著白俄羅斯至少有四分之一的領土受核輻射影響。

在災難處理方面，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態度截然不同。烏克蘭將其轉變成了一場政治動員，尋求全世界援助，但白俄羅斯一直封閉，稱核輻射水平較低，不會影響民眾健康，這很令人擔憂。

被遺棄的摩天輪

穀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和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事故相比，有哪些不同？

沙希利·浦洛基：兩次事故明顯不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由人為錯誤、工作人員無視安全等問題導致，福島核事故則由大自然引發。與此同時，將福島核電站設置於不穩定、多地震，並且離海很近的區域，並非是上帝的旨意，而是人類的決定。兩次事故人類都有罪責，只是程度不同。我希望人們能從這兩次災難中吸取教訓。

穀雨：什麼樣的教訓？

沙希利·浦洛基：歷史不能重來，我們也不可能假裝事故從未發生。既然已經發生，這段歷史就要被銘記。我不建議禁用核能，但我們必須非常小心地對待核能，或尋求比核能危險性小的能源。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後，整個行業已經吸取教訓，有了很大改進，但福島核災難再次提醒人們核能的危險性和未知性。

穀雨：這個事故給世人帶來怎樣的啟發？

沙希利·浦洛基：這個事故引發國家主權和核電廠關係的討論。一些中東國家和前蘇聯國家，包括白俄羅斯和立陶宛等，正在考慮或建造新的核反應堆，但一旦發生核泄漏事故，這些國家沒有足夠的實力和財力應對災害。災難不會遵守國界，一旦發生，便會影響其他國家。這啟發人們思考：應當有國際組織介入核電廠的建造、監督核安全。我認為，應該加強這類組織的作用。

撰文 | 崔瑩 編輯 | 柯黎

運營 | 劉心雨 校對 | 阿犁 統籌 | 迦沐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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