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條約》簽訂國人無不痛心疾首，曾國藩為何感到慶幸呢？

咸豐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聯軍直逼北京城下，咸豐帝命奕?留守北京，準備與外國人談判，自己則帶著嬪妃和親信大臣由圓明園倉皇逃亡熱河。同時，在逃跑的途中咸豐帝發布諭旨，令各地督撫、將軍速帶兵入京「勤王」。其中最早的一道諭旨就是發給曾國藩的，要他派鮑超帶領湘軍二三千人，交勝保調遣。

曾國藩接到諭旨後，左右為難，當時他坐困祁門，自身吉凶未卜，哪有心思發兵北援？然而他知道這道諭旨的分量，不敢絲毫馬虎，急忙與胡林翼、左宗棠及部下將領商討對策。結果大家都認為應該北援，連他本人和胡林翼也感到事關重大，無可推諉。這樣一來，就讓曾國藩十分為難。

為難的根子在哪裡呢？首先是曾國藩不願意放鮑超率兵北援，鮑超是湘軍中出名的悍將，自三河之戰李續賓部被全殲後，敢於同陳玉成對抗的就只剩下多隆阿和鮑超了，所以他不願放鮑超北援。其次是曾國藩對勝保存有戒心，認為他以調兵勤王為由，乘機奪湘軍兵將。

但是北援畢竟是勤王之舉，是反抗外國武裝侵略的行動，如果拒不發兵，不僅要背上「不忠」的罪名，而且還會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頂著一個「賣國賊」的帽子，這一點對曾國藩來說是十分可怕的。

那麼究竟應該怎麼辦呢？有沒有一種既可以保全名譽又可免於北上的辦法呢？曾國藩苦思焦慮一直沒有好的主意，不料李鴻章寥寥數語便使曾國藩從困境中解脫出來。李鴻章當時是曾國藩的幕僚，他力排眾議，認為英法聯軍最終的目的是迫使朝廷議和，以攫取最大的利益，早晚必將簽訂城下之盟，但湘軍現在圍攻安慶是成敗所在，萬萬不可鬆懈，否則將前功盡棄。

曾國藩接受了這一建議，於是上奏朝廷，假意請求由自己或是胡林翼親自統兵北上，護衛京畿，不過究竟誰去合適，須由咸豐欽定，只要接到明諭，無論是自己還是胡林翼將即刻動身。為了掩人耳目，曾國藩還列舉了種種理由，諸如湘軍士兵憚於北行、途中籌餉困難，鮑超不堪大用等。

顯然，曾國藩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拖延時間，不過做的非常巧妙，不是直接提出要不要鮑超北援的問題，而是另出問題，要咸豐帝來做文章。按照他的計算，奏摺自祁門至北京，往返大約需要一個月，曾國藩估計，在這段時間裡或者清政府已與外國人訂立城下之盟，或者另有他變，那時時局就大為不同了。果如曾國藩所料，在煎熬中度過一個多月後，十月四日他接到廷寄說「和議」已成，鮑超、曾、胡等人均毋庸北援。

以謀略來看，曾國藩確實是一把好手，把當時朝廷的局勢看得十分透徹。但我們似乎不能為曾國藩拍手叫好，原因又是什麼呢？

眾所周知，《北京條約》的簽訂是中國人民的災難，它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極大的恥辱和損害，這使每一個稍有愛國心的人，包括左宗棠在內，無不痛心疾首。然而曾國藩則完全相反，他一見朝廷和議的廷寄後，便立刻興高采烈起來。在他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旬日存心擾擾無定，因恐須帶兵入衛，又須進規皖、吳，兵力難分也」；「今接奉此旨，可專心辦南服之事矣」。他還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奉到寄諭，言撫議就緒，鮑軍可不比北行，初六日請派衛之疏殆不準行，吾輩得以一意籌議南事，豈非至幸！」

北援這件事本來是曾國藩圍攻安慶期間的一個小插曲，事實證明也是虛驚一場，並未產生什麼實際影響。可它卻像是一面鏡子，讓人從中可以看出曾國藩的真面目。

英法聯軍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與中華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而一心剿滅太平天國革命的曾國藩集團卻覺得不值一顧，心裡想的卻是清政府趕緊和英法聯軍簽訂賣國條約，以此就可逃避北援。從這件事中，我們不能說曾國藩是賣國主義，但基本可以確定他的思想是「先安內而後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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