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最低工資標準

從2004年開始，我國各地方政府都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目的是為了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讓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縮小貧富差距。不單中國，世界各國政府無不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設立最低工資標準，這是政府對市場的正當干預。

但是，當我國政府連年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之後，卻遭到了一些專家學者的公開批評，認為政府這樣對市場的干預並沒有好處，這是為什麼呢？

好心辦壞事？

這些學者擔心，最低工資標準上漲過快，會使企業縮減員工數量，導致社會的失業率增加。國外早有研究顯示錶明，最低工資標準與失業率而非就業率呈正比例關係，每當最低工資標準上升10%，失業率就同時增長1~3個百分點。這其中道理何在呢？

我們一起來假設這樣一個情景：你擁有一家小型服裝店，裡面有5名員工，你每個月會支付給他們一人800元的最低工資，也就是說，一個月共需支付員工工資4000元。現在，政府規定將最低工資線調節到1000元，但是你本身也是小本生意，不想額外支付工資，怎麼辦呢？想來想去，你發現如果你辭退一個人，其他四個人的工資均為1000元，你一個月所需支付的工資仍然是4000元沒變。被辭退者的工資平攤到其他四個人頭上，工作任務自然也是如此。工資得到提升的員工或許沒有什麼不滿，但是有一個員工卻因此失業了。

我們再繼續假設：這時政府下了禁令，表示不許因為上調最低工資而解僱老員工。這樣一來，你就需要額外支付一個人1000元的工資，相當於成本上升了1000元。作為小企業，你不得不減少如原料進口、設備採購等方面的開支，同時還要增加商品的售價來達到收支平衡。但是，這樣一來，由於你的原料、設備較次，產品質量差，價格又高，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很快你就支撐不下去了，只好申請破產。結果就是你的5名員工聯通你自己一起成了失業者。

當然，在我們生活中最常見到的就是第一種假設中出現的情況。由於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企業主為了控制工資支出，只好通過裁員來解決問題。因此就會有一部分人員被開除，而這部分人員大多是剛年輕的非熟練工人。但是如果仔細回想一下，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想要幫助的是哪些人呢？諷刺的是，也正是這些年輕的非熟練工人。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局面：政府想要幫助的人反而成為了其幫助措施的受害者。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或許對那些家大業大的大企業沒有什麼影響，但是給大量年輕的非熟練工人提供就業機會的小型企業則遭了難。據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負責人表示，通過行政命令來提高最低工資，將導致3%~5%的中小企業在漲薪中倒閉，而由此導致的員工失業數量不知凡幾。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但從社會實踐來看，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又是有必要的，中國近幾年一直提倡不要過於依賴國際市場，要通過擴大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但是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美國橄欖型結構不同，屬於典型的金字塔結構，也就是低收入者佔據絕對的主體地位，而中、高收入者數量則相當稀少。這意味著，低收入者才是消費的主體。只有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他們才能真正有錢消費。

除此之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有利於企業的穩定發展。由於我們處於完全開放的自由競爭市場，員工跳槽、老闆開除舊員工聘請新員工的情況比比皆市。而這種人員流動也大多是發生在短期工和低收入群體之上的。一旦最低工資標準上調，無論是員工跳槽，還是老闆開除員工時，都要考慮這部分的成本：對員工來說，跳到新單位是有風險的，可能到時的收入還不如原單位好，或者工作會不順心。如果在本單位能獲得較高的收入，就沒有必要非得跳槽。而對老闆來說，招聘新人也同樣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而招來的新人也不可能給他們過低的工資來彌補這部分成本，有些得不償失。這樣一來，兩方就都失去了波動的動機，企業自然也就穩定了。

這樣看來，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也同樣有著好處，那麼怎樣在上調最低工資的同時保證中小企業的穩定發展，還能穩定提高就業率呢？美國人早在一個世紀前就想出了好辦法——1938年，羅斯福政府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最低工資法案的同時，為了增加就業，執行了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進步項目」，就是通過大量的公共工程來增加就業機會，這一舉措有效地抵消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給就業帶來的衝擊，不可謂不妙。此外，通過給中小企業大量減稅，同樣也是減輕企業負擔、增加全社會就業率的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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