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對平民百姓來說到底公不公平？

康熙50年，公元1711年，時年75歲的蒲松經過48年的掙扎，終於在青州的科舉考試中得到了歲貢的頭銜，這是蒲松齡一生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進行科舉考試了。

蒲松齡的一生，就是參加科舉考試不斷失敗的一生，蒲松齡一生參加過有十多次的舉人考試，但是沒有一次中的。

最初，他年輕的時候到濟南考試，然而因為觸犯了當時考試的規定，被張榜除名，顏面丟盡，此後，他再參加各種考試，總是不中。

我們都知道蒲松齡是偉大的文學家，他寫出了《聊齋志異》這部偉大的文言小說，而這部小說也在中國文學史上被譽為文學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說集，但是有如此才華和氣魄的蒲松齡，一生卻沒有得到當時統治者的賞識，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因此，很多人都說科舉制度是一個不合理的制度，他殘害人性，他沒有真正拔出優秀的人才，只是進行了一些文書上的選拔，沒有考查出考試者真正的才能。

據此，有些人就認為，科舉考試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不科學的，不合理的，我認為這樣的看法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但是同時我們應該也注意到，這種考試製度也是在那個時期，那個時代下的無奈之舉。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延續一千多年的選拔制度，如果沒有合理性何以存續如此久遠?

公元1687年，蒲松齡參加科舉考試，他到濟南再一次參加科舉考試的時候，這一場考試非常有意思，因為據說這一場蒲松齡得還是很不錯的，他一拿到題目就文思泉湧，很有話要說。

但是在這場考試過程中，他寫得非常興奮，竟然跳過了一頁紙，留下了一片空白的卷子，按照當時的規定，這種行為應該算作是作弊，所以當時考官直接把蒲松齡趕出場，不讓它再進行考試了，這就發生了我們開頭所講到的那一幕。

所以從這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來，當時這場考試，它的規則，信度以及他的原則性還是很強的，如果就此無端的說它是一個不公平的制度，或者說他對所有的人都是不公平的，那也是不合理的，這樣的規定其實恰恰就是為了防止有舞弊現象的發生，所以才規定不允許有留下空白這樣的行為。蒲松齡作為一個考生，不應該不遵守考場規則，這是他的原因，不是制度的錯誤。

所以草率的判斷科舉考試是一場不公平的選拔制度，這是不合理的，況且通過蒲松齡一個人的遭遇，我們並不能從中得出客觀的結論，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進行切入，那就是科舉考試過程中最為人們所詬病的，也是很多人批判已久的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也就是館閣體。

我們知道很多人在書法中談到館閣體，對他的印象總是進行批判的，認為館閣體最大的問題就是他束縛了人性的發展，束縛了藝術個性化的發展，對於藝術以及書法產生了非常壞的影響作用。

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館閣體，它的誕生其實就是為了考察所要選拔的官吏們，他們日常文書書寫的能力的大小。也就是說館閣體是他們進行日常文書工作最基本的一個要求，如果連這種字體都達不到的話，那麼即使是選拔進了中央系統，當上了官員，那也是不合格的。

按照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他是一個帝國的官僚最基本的一項能力，而館閣體，說白了，就是當時官方規定的手寫印刷體。

那個年代又沒有印表機，也沒有激光列印技術，所以所有的文書工作，所有的詔書，或者說任命書，呈遞的奏摺，各種各樣的文件，往來的文書，都需要大量的文職人員和書寫人員進行抄錄和書寫工作，能否具有良好的館閣體書寫能力，是考察一個官僚是否合格的最基本標準。

所以科舉考試製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考察他對於漢字的書寫能力，也就是他們對於館閣體的掌握能力，這一點是合理的，因為這是極具實用性的技術，並不能作為指責他不合理的地方。

而館閣體常見於明清兩代，在明清兩代之前，這種書體還不是很明顯的存在著。

在館閣體誕生之前，科舉考試舉人所書寫的書體完全就是書法類的書體，那麼這種完全帶有個性化的藝術書體所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他常常會會摻雜有批卷人的喜好，甚至當時皇帝喜歡什麼樣的書體，那麼考生就專門學習這一種書體。

我們看起來這種依據皇帝個人喜好，或者說一句各種各樣的書法標準來進行選拔人才的制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促進書法的發展，但是對於一個帝國的官僚來說，他寫什麼樣的書法，甚至是他有什麼樣的藝術能力，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他最主要的的工作不是藝術創作，而是處理政務和文件。

書法創作，這不是一個帝國的官僚應該掌握的基本能力，如果有一個人，他為了投其所好而專門的去學皇帝喜歡的這種書體，但是在處理日常的行政事務以及在處理日常的文書工作的過程中，又沒有任何能力的話，那麼即便是他的書法寫的再好，又有什麼用呢？

而我們都知道有一句話，叫做窮詩富字。就是說，如果你是窮人家的孩子，那麼你就去寫詩，去搞文學創作，如果你是富人家的孩子，才可以去學習書法，臨摹碑帖，當時書法字帖在市場上的價格還是很高的，普通貧寒人家幾乎是沒有條件得到很好的書法碑帖，或者說得到很好的書法教育的。

那麼對於這些人來說，如果科舉考試製度所要求的文字書寫能力是藝術上的高度的話，那麼對這個人而言，這種規定無疑就是對他的一種不公平，因為他沒有那個物質條件去學習這樣的書法，或者說得到這樣的書法教育，而如果館閣體作為一種科舉考試的標準書寫體，那麼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改卷的考官以及上層領導個人的喜惡，而更加專註於這個人的文章，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和素養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管閣體的推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科舉考試的公平公正，為了有一個比較良好的選拔人才的氛圍，同時也是為了照顧大多數人的一種無奈之舉。

這種對於書寫書體的硬性規定，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制度的靈活性以及犧牲藝術和人類個性發展為前提的，所以它並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古代集權制度下，這可能是當時那個制度中最好的安排。

對於平民來說，館閣體在科舉考試中能夠被廣泛的使用，實際上是對他們的一種公平和公正，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那些貧寒的人就不可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了。

除了在書寫書體上的硬性規定之外，在考察的內容上，科舉制度也堪稱是千百年來不變的一種考試製度，他考的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儒家的經典，以孔子、孟子等人的儒家經典為主要的內容，來考察當時的知識分子的知識掌握情況，這種僵化的知識考試製度在一定程度上會制約、束縛人的思維得到一定的發揮和發展，但是他對於貧寒的子弟來說，卻是一種非常友好的制度。

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使得那些得不到最新知識滋養的貧寒人士有更多的機會躋身於上層統治者的行列，而不是去依靠你的家庭和你的見識來決定你是否應該成為這個帝國當時最優秀的知識分子。

綜上所述，科舉考試製度還是一種相對科學和公正的制度，但是他為了實現最大程度上的公正，是以犧牲人的個性發展和人的思想發展為前提的，所以它是一種利弊參半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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