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中的東坡：文本、物質與藝術的三重交錯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拓本
蘇軾《枯木怪石圖》
蘇軾行書《天際烏雲帖》
《書藝東坡》
作者：衣若芬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3月
蘇軾作為文學史巨匠，歷代相關研究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中國傳統學科的分隔，使得蘇軾的文學史和藝術史研究者始終隔著一層捅不破的窗戶紙。研究蘇軾文本的學者皓首窮「集」，對蘇集中每處名物、典故，無不考鏡源流、窮盡其意，就連一直沒有完整注本的「蘇軾文集」，在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教授的主持下也推出了十一卷《蘇軾全集校注（文集）》。而蘇軾書畫藝術的研究者，則多半鑽研東坡書法、繪畫的藝術成就、審美旨趣，無論是將其與同代諸名家書畫互相參詳，還是對傳世蘇軾書畫作品進行辨偽，大多將範疇局限在以藝術史論為中心的創作者研究。
但書畫作為一種承載著大量精英文化形態的文物，卻無法被割裂地看作是單一的實體物件、單一文本，或是純粹的美學創造。尤其是書法作品，它既是紙張、裝裱的工藝製作，卻也是以文字為主體、旨在傳達信息的文本，更是筆走龍蛇、力透紙背的書法藝術。只有從這三個層面切入書畫，才能對作品有更為精詳周密和層次豐富的理解。所以，捅破物質、文本與藝術這三個領域的窗戶紙，就是橫亘在壁壘森嚴的各個學科之間的壁壘。
物質性、文本性與藝術性的交錯
衣若芬是近20年來港台地區最重要的蘇軾研究者之一，尤其是蘇軾書畫方面的權威。她在1995年的博士論文即以《蘇軾題畫文學研究》為題，試圖將蘇軾的文本與繪畫藝術打通；2000年她更是受邀為川大「蘇學」權威曾棗莊編訂的《蘇軾研究史》撰寫藝術史相關部分；而2001年的《赤壁漫遊與西園雅集》則圍繞一系列與蘇軾相關的重要文本/畫本展開研究，如蘇軾《後赤壁賦》、李公麟所繪有關東坡的《西園雅集》以及徽宗朝畫院的《宣和畫譜》，圖文互證，在那些似已被前人論盡的文本之外闡幽發微。
《書藝東坡》是第三本蘇軾研究專著，作者選擇了《天際烏雲帖》《黃州寒食帖》《李白仙詩卷》《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答謝民師論文帖卷》在內的5件蘇軾書法作品，以及宋人施元之父子、顧禧的《施顧注東坡先生詩》作為討論對象，在蘇軾作品的文本、書帖與歷史流傳間輾轉騰挪，以文物之「物」為中心，透徹探討了「物」中的「文」與「藝」。
書畫作品不同於瓷器、傢具等文物，後者的物理形態是其文物價值的主要載體，書畫作品除物理形態之外，繪畫、文字作為藝術呈現主體具有可觀賞性，而繪畫的題跋乃至書法作品本身同樣是富含大量表意信息的文本，甚至不乏文學性。過去數十年中，物質文化在西方一直是研究重點，在中國，雖然早已有以金石學為前身的物質研究，但其宗旨大多以文字釋讀以及去偽存真的辨偽之學為主。但隨著西學東漸，近來中國學者也愈來愈注重以更新的物質文化視角來看待兼具文物與史料性質的文化載體，如敦煌寫本、石刻墓誌等。
文物的文本性無疑很好理解，像書畫、碑刻、青銅器上的文字都是具有表意功能的文本，它們有些是書寫者本人的文學/藝術創作，有些是為記述器物製作/寫作的緣由，有些則是以交流為目的而存在的文字信息。文物的物質性則反映了未能形諸文字的信息，比如碑刻尺寸、書畫用紙，比如後世學者可以通過碑刻的尺寸來推斷墓主人身份的高低，甚至可以從《清明上河圖》用的是單絲絹而非雙絲絹、院絹推測出張擇端作此畫時在畫院中地位較低——這些內容如果我們不看到物質本身，光是觀閱墓誌上的文字轉錄或現代印刷品，是很難認識到這些物質性的細節的，但往往這些細節對我們認識書畫有極大助益。
比如衣若芬就猜測，蘇軾的《李白仙詩卷》雖然寫的是別人的詩，但用紙卻用了蘆雁紋的砑花箋白紙，或可體現出蘇軾對這兩首詩的珍視。這種推測如果不著眼於物質本身，僅僅通過文本細讀，是無法作出更為全面的推斷的。如果蘇軾真的是出於對李白遊仙詩的重視才用如此考究的花箋，那麼這份書法作品也就不再是興之所至的「塗抹」，這樣的精心書寫恰恰反映了他對李白乃至道教思想的推崇。
但書法作品最核心的認知標籤，仍是其藝術價值，哪怕書寫時並未以藝術創作為其目標。如《答謝民師論文帖卷》，這本是蘇軾在暮年寫給其子蘇過朋友謝民師的一封書信，書信中就謝民師對於文學寫作的一些疑問予以回答，由於這是蘇軾晚年從海南儋州北歸之後所寫，所以《帖卷》中所言大體可以看成是蘇軾自己文章觀的總結。這封書札同樣也代表了蘇軾晚年書法的至高成就，其骨肉停勻、意淡態濃的書法風格受到歷代稱頌；尤其是陳繼儒認為《帖卷》是書信尺牘，而非書工精心的「作品」，所以在風采上更為天真爛漫、元氣淋漓，心高氣傲的董其昌甚至在題跋中認為這幅東坡書跡有李北海（邕）、顏魯公（真卿）之風，其評價之高，實所罕有。
文化史意義上的東坡
北宋末年，元祐黨人失勢，包括歐陽修、蘇軾等人在內的作品被當局所禁，很多東坡的手札、書法、文章的碑刻都被時人銷毀。所以能流傳至今的東坡書畫作品，就更顯得更加彌足珍貴。蘇軾詩、詞、文、書、畫俱佳，在當時就是一代文宗，備受文人學者們的推崇。相傳北宋哲宗朝有位名叫章元弼的文人，就因為在新婚之夜喜得《眉山集》一部，於是棄新娘子不顧，徹夜苦讀蘇集，最後甚至為此事出妻。而東坡身後，更是「粉絲」無數，其詩在北宋末年即有注本，且多次刊刻；至南宋更是有王十朋的分門集注本和施元之、顧禧、施宿（施元之子）的《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尤其是後者，考訂細密、刻工精良，但又因施宿計劃刊刻此書時在朝中遭到參劾，所以這部書當時並未廣泛流傳，刊刻數量也極為有限，被認為是極難得的古籍善本。
而清代翁方綱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購得此書後，更是如獲至寶，不僅將屋匾題為「寶蘇室」，更是於陰曆十二月十七蘇軾生日當天，舉辦極具紀念意義的「壽蘇會」，廣邀文人雅士前來赴會。之後每逢蘇軾生日，只要條件允許，翁方綱總會舉辦規模不一的壽蘇會，會上不僅會傳閱、題跋《施顧注東坡先生詩》，還會拜觀蘇軾的書法作品《天際烏雲帖》，屋內還會懸掛包括東坡本人、蘇門弟子在內的人物像。這一風潮不僅在京師地區存在，甚至也影響到了陝西，清中期著名學者畢沅也在他的陝西巡撫駐地西安舉辦壽蘇會。壽蘇會上，清代學者們「睹物思人」、吟詠唱和。
雖然壽蘇會乃清代人的文化活動，但衣若芬卻看出壽蘇會獨特的文化史意義。首先蘇軾本人異常重視自己的生日，更甚者他對自己的「星座」也頗為關注，東坡「以磨羯為命」，認為自己會因此命運坎坷，後代也多有文士因與東坡同「星座」、同生日而希望可以拉近自己與這位文化巨人間的距離。同時，壽蘇會上經常也會陳列與蘇軾有關的一系列物品，如蘇軾本人的墨跡、畫作，後人關於蘇軾的畫像或詩注文集等等；甚至還會準備蘇軾喜歡的食物作為供品——這幾乎是兼具宗教崇拜、民間信仰和文學記憶三重意義的文化活動了。
一代代文人雅士不斷地吟詠、注釋、唱和、懷念蘇軾，使得蘇軾不再僅僅是文學史教科書上枯燥乾澀的一段文字。蘇軾在「少著水，慢著火，火候足時它自美」（東坡肉）的飲食文化中，在《蘇小妹三難新郎》這樣有顯著時代錯誤的民間傳說里，乃至在他與僧人佛印之間明顯有釋教「弘法」色彩的禪宗公案內，獲得了全新的歷史形象與文化記憶。而諸如壽蘇會這樣具有獨特紀念色彩的活動，也在無時無刻地加深著人們對於蘇軾文化史地位的認知，在精英文化的層面保存了蘇軾其文其藝的歷史延續性。
□伯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