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叢書綜錄》對中國古籍目錄索引的貢獻

《中國叢書綜錄》是20世紀以來中國最具影響的大型古籍檢索工具之一，其貢獻表現在：搜羅宏富，創叢書目錄之最；子目分類，開叢書專目之先河；著錄詳明，解中國目錄學久懸之矛盾；檢索方便，辟古籍索引之新途徑。

1959年國慶前夕，剛四館[1]合併不久的上海圖書館迎來了一件大喜事：該館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的獻禮項目——《中國叢書綜錄》(第一冊總目)，經過一年三個月的艱苦奮戰，得以如期出版。「九月三十日，第一部書裝成，所方(指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組織鑼鼓隊往上圖報喜，顧(廷龍)館長率館員在門首迎接。」[2]其後，第二冊(子目)、第三冊(索引)分別於1961年7月、1962年12月相繼問世。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檢驗，這部反映中國41家主要圖書館所藏的2797種叢書、7萬多條子目共計752萬字的大型古籍書目，以其搜羅宏富、著錄詳明、分類得當、檢索便捷而贏得了海內外學者的普遍青睞，成為20世紀以來最具影響的大型古籍檢索工具書之一，為中國古籍目錄索引作出了貢獻。

1、搜羅宏富 創叢書目錄之最

收錄完備與否，是衡量一部檢索工具書水平的首要標準。眾所周知，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化典籍源遠流長，人們常用「浩如煙海」來形容其數量之豐富，其實並非誇大。叢書就是其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叢書，中國古代亦稱「匯刻書」，是指將二種以上獨立著作在保持各自完整的前提下，按一定體例彙編在一起，並命以總名(即叢書名)者。叢書匯多種著作於一書，更便於讀者使用與典籍流傳。「叢書」之名最早見於唐末陸龜蒙的《笠澤叢書》，但該書僅是陸氏編輯自己詩文的書名，與後來的「叢書」名同而實異。我國現存最早的叢書是南宋嘉泰二年(1202)俞鼎孫、俞經孫所輯的《儒學警悟》，因其罕見流傳，故而在1922年由陶湘據明抄本刊行問世之前，人們多以宋代左圭《百川學海》或元代陶宗儀《說郛》為中國叢書始祖。宋元時的叢書往往各類兼收，常以「學海」、「學山」、「匯函」、「彙編」、「秘笈」、「秘書」等題名，以錄其搜羅之博大或稀罕。入明後，中國叢書的數量遽增，其中既有包羅四部的綜合性叢書，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格致叢書》等；又有專收一類著述的專門性叢書，如《子匯》、《二十子》等；明天啟年間還誕生了第一部郡邑叢書《鹽邑志林》；加上早已存在的彙集一人著作的獨撰叢書，以及搜羅一姓一族著作的氏族叢書，可以說是各體齊備。到了清代中葉，中國叢書種類更富，內容益精，各類重要學術著作大都匯入叢書，其中有顯示清代整理經籍成果的正、續《皇清經解》，有呈現當時輯佚興盛的《玉函山房輯佚書》、《漢學堂叢書》等，有反映考訂歷代史志之學的《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有研究方輿地誌及中外交通的《麓山精舍叢書》、《浙江圖書館叢書》，還有明季以來五百餘位名家學者的獨撰叢書，如顧炎武《亭林全書》、王夫之《船山遺書》等。同時，以叢書形式翻刻古書也蔚然成風，其中有講究版本的《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有注重校勘的《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還有搜羅未刊、稀見著述的《知不足齋叢書》等。據統計，現今人們所能見到的中國宋元以前的著述，十之八九是依賴於叢書而得了傳承，就是明、清兩代著作收入叢書的數量也相當可觀，估計收入叢書的著作約佔中國古籍半數以上。研究者可以從叢書中擷取各種資料。

隨著叢書應用的日趨廣泛，以往目錄「僅舉全書而不暇臚列子目」[3]的做法已不能滿足讀者的檢索需求，故而專以檢索叢書的書目也就應運而生。清嘉慶四年(1799年)顧修所編的《匯刻書目》揭開了我國叢書專目的第一頁。該目依四部分類，雖收錄叢書僅260種，但每種叢書下詳列其所含的子目，給學者檢索提供了方便，自其問世後，翻刻、增補者延綿不斷。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璜川吳氏首先為之重刻，並附有不著姓名者的補編、新編。次年，日本書賈松澤老泉又增補成《匯刻書目外集》，收錄叢書500種，補遺28種。光緒元年(1875年)長洲陳光照無夢園再次重刻，並增補了《續編》。第二年(1876年)傅雲龍又輯成《續匯刻書目》，收叢書500種，分類一依四庫法，體例也較嚴密。其後尚有朱學勤等數家相繼增補。至1914年楊守敬輯《叢書舉要》，1918年李之鼎《增補叢書舉要》，收叢書1605種，不僅首次用「叢書」名稱，而且成為集上述各書目之大成者。1927年沈乾一再輯《叢書書目彙編》，收叢書2086種，並改分類為字順編排。

綜觀上述目錄，人們不難發現，其收錄的叢書雖日趨增多，體例也略有改進，但畢竟都是轉錄前人書目而成，且忽略版本的記載，其所收錄的叢書當時是否見存，著錄有無重出，疑問甚多。當然，更不可能為讀者提供藏處所在。

所不同的是，《叢錄》以上海圖書館藏書為基準，並派員校核了「北京各館所有叢書為上海所無者約五百餘種」[4]，同時調查了國內其他省市圖書館的收藏情況，辨別源流，選擇版本，去同存異，共收錄全國41家主要圖書館所藏叢書2797種，其數量遠勝於以往各種叢書目錄。更重要的是，《叢錄》所收錄的叢書都經過必要的考訂與概括整理，故而一是確有其書，其中還包括不同的版本，甚至據舊板編印的叢書亦加以註明，省卻了讀者重複考訂的精力和時間；二是確知藏所，第一冊(總目)後附有《全國主要圖書館收藏情況表》，讀者可按圖索驥，就近查閱，這更是以往任何叢書目錄所無法比擬的。

2、子目分類 開叢書專目之先河

分類歷來是我國圖書檢索的主要方法。但與一般圖書不同的是，叢書既然匯多種著作為一書，因而不僅要反映叢書本身，更重要的還要反映它所包含的子目；叢書本身需要分類，而其子目更需要分類。

如前所述，自1799年顧修《匯刻書目》問世以來，叢書目錄層出不窮。但這些目錄不管是增補前人，還是別樹一幟，無一例外的都是以叢書為主體，或按四部分類，或依字順編次，而將所含子目列於其中。讀者只能從叢書的角度檢索其所含的子目，而不能按子目去檢索其所在的叢書。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興起後，有些圖書館開始用索引之法編製叢書子目索引，以彌補其缺陷。1930年金步瀛率先按筆劃字順編成《浙江圖書館藏叢書子目索引》(收叢書469種)，1935年施廷鏞也編成《清華大學圖書館叢書子目索引》(收叢書1275種)，解決了以子目書名檢索其所在叢書的困難。但字順檢索畢竟還是圖書檢索的一種輔助手段，它不能替代分類檢索的主體功能，故而不知子目書名的讀者還是不能利用叢書的資源。

其實，叢書子目分類以往曾出現於一般古籍目錄中。明萬曆末年浙江著名藏書家祁承?所編的《澹生堂藏書目》，是我國最早設「叢書類」，同時將叢書子目與其他單刊書混合編排的分類目錄。該書目除在每種叢書下詳列其所含的子目外，同時又將每種子目與其他單刊圖書按四部分類法混合編排，並在其下註明為其叢書本，如「經部·易類」著錄：「京氏易傳三卷，京房著，陸績注，漢魏叢書本、范氏二十種奇書本」[5]，這樣使叢書及子目的分類檢索功能同時兼備。可是這一方法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三百多年後才得以沿襲，1923年刊行的《八千卷樓書目》、1935年出版的《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總書目》及日本《京都大學漢籍分類目錄》都將叢書子目與單刊書混合分類編次，起到了分類檢索子目的作用。《叢錄》由此而得到啟迪。主編顧廷龍先生曾說：「編此目(指《叢錄》)，我是由《日本京都大學漢籍分類目錄》而得到啟發。我在燕京(大學)時，為章式之先生遺書編目，一日吉川幸次郎先生來訪，贈余《日本京都東方文化學院漢籍分類目錄》，又另編一冊，有書名及子目索引。凡叢書子目均分別各類，作者、版本著錄甚詳，使用方便，余甚好之。」[6]從而將子目分類檢索從一般古籍目錄引伸到叢書專目之中，成為我國第一部既有總目分類又有子目分類的叢書目錄。

中國叢書眾多，每部叢書收錄著作少則二三種，多則三四千種(如《四庫全書》)，故而子目浩繁，類別複雜，其分類的難度當然遠勝於總目分類，如果說《叢錄》(第一冊總目)彙集全國41家主要圖書館所藏2797種叢書，創搜羅數量之最是一件不容易事的話，那麼《叢錄》(第二冊子目)將其7萬多條子目分類編次更是前所未有的壯舉。這也可能是長期以來子目分類僅見於一般圖書目錄(所收叢書不多)而叢書專目(所收叢書太多)向無子目分類的原因所在。究其難度，主要有二：一是要考同辨異，二是要確定分類法。《叢錄》分類由「沈文倬主經部，俞爾康主史部，王煦華、謝沛霖主子部，楊鑑、朱一冰主集部，吾(指顧廷龍)以館長總其成。」[7]首先將「三萬多條子目，均經比勘同異，分別作一種或數種處理，共得38891種。」[8]同時採用適宜於中國古籍分類的四部法，通過細化類目，調整類、屬名稱或位置等方法，將如此浩瀚的古籍品種(超過中國歷代任何一種書目著錄的數量)部次類從，安排恰當。從而完成《叢錄》第二冊(子目分類目錄)。從此讀者就可以從子目分類檢索途徑查尋所需資料及其所在叢書等信息，不僅開中國叢書專目子目分類之先河，而且為揭示中國現存古籍(收入叢書)的著作約佔半數以上作出了貢獻，此外《叢錄》類目表也成為後人類分中國古籍的重要依據。

3、著錄詳明 解中國目錄學上久懸之矛盾

著錄明確、分類得當是目錄檢索工具書的質量基礎，而在大型古籍目錄中尤為重要。如同其他中國古籍一樣，匯入叢書的著作因展轉傳抄，或一再重刊，不同叢書或不同子目之間，同一叢書或同一子目不同版本之間，情況錯綜複雜，很不一致：或同書異名，或同名異書；或種數有出入，或卷數有多寡；或同一著作而題不同著者，或同一著者而署名不同；或增入註解，或闕失校記。諸如此類，這就產生了書名、著者、版本如何準確著錄和歸類得當的問題。若不加考辨，機械地抄錄原書，就會造成同一著作或同一著者多次重出，使讀者莫衷一是；或雖經考辨，而簡單地統一歸併，則又無法反映原書面貌，使讀者不知所然。中國以往(包括部分現今)的古籍目錄不是強調前者，就是偏重後者，總有偏頗之憾，這是中國目錄學上久已存在的矛盾。如《西京雜記》一書，為《漢魏叢書》等二十多種叢書所收錄，有的署「(漢)劉歆撰」，有的題「(晉)葛洪撰」。若各照原書著錄，就變成二個著者的同名著作，而分起類來，前者入漢代小說，後者入晉代小說；如統一歸併為「(晉)葛洪撰」，而有的叢書里明明題「(漢)劉歆撰」卻得不到反映。為此，《叢錄》對「凡一書為兩種以上叢書所收，而所題著者為兩人時，擇其較可信者為主，著錄一次；另一名則加括弧並冠『題』字為別，而再次著錄之。」[9]即著錄為：

西京雜記六卷

(題漢劉歆撰)

漢魏叢書

……

(晉)葛洪撰

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

……

並將其歸入「子部小說類·晉代」。讀者可以清楚地知道：《漢魏叢書》與《四庫全書》所收的《西京雜記》雖題署著者不同，但是同一書，而且題署「(晉)葛洪撰」較為可信。這樣既照原書著錄，又予以統一，比較圓滿地解決了中國目錄學上久已存在的矛盾。

同書異種、同種異本、同種異形是叢書子目常見的現象，甚至某一著作的足本、節本、選本的不同，也會造成內容上質的差異，因而其分類也會不一樣。如(清)顧炎武的《日知錄》，《皇清經解》收錄的為二卷本，僅選其有關經學著作；《四庫全書》收錄的為三十二卷本，包羅其所有雜學著述。同一著者的同一著作因其卷數多寡不一，從而類別也不一致，《叢錄》細加比勘後將前者分入「經部群經總義類」，而將後者歸入「子部雜學類」。

有些著作雖書名、卷數、著者題署等形式上不同，但其內容則無差異，如清代張庚所撰的一種畫學著作，曾為十餘種叢書所收，或稱《畫論》，或作《強恕齋畫論》，或題《瓜田畫論》，或曰《浦山畫論》，同一書有四個題名。對於此類同書異名或同書異卷著作，《叢錄》以最早出現者為主，其他均統屬於後，如僅卷數不同則縮後一格，如書名不同則改用不同字體排印，著錄為：

畫論一卷

(清)張庚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庚集埤編

強恕齋畫論一卷

花近樓叢書

瓜田畫論一卷

檇李叢書

浦山畫論一卷

翠琅圩館叢書

這樣既保持了原書面貌，又統一了著錄，也便於讀者識別，使古籍的複雜情況能在目錄上簡明地反映出來，這種完全新穎的嘗試為古籍書目的著錄開闢了一條新路。

4、檢索便捷 辟古籍索引之新途徑

中國古籍目錄歷來講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多以分類為讀者提供檢索途徑，《叢錄》也是如此。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大部分人對中國古籍分類方法的掌控越來越生疏，不得不借用索引等輔助手段以彌補其檢索的不足。《叢錄》就是中國最早提供多種索引的特大型古籍目錄之一。

如前所述，《叢錄》是一部以分類為主體的大型檢索工具書，其第一冊(總目)與第二冊(子目)都是以分類的科學方法從總目及子目兩個不同角度為讀者提供檢索途徑。第一冊(總目)根據叢書的性質分為「彙編」、「類編」二大門類。「彙編」即綜合性叢書，下分雜纂、輯佚、郡邑、氏族、獨撰五類。「類編」即專門性叢書，依經、史、子、集四部法分類。每種叢書著錄書名、輯者及主要版本，下列所含子目的書名、著者，完整地向讀者展現了中國現存古籍叢書的全貌。第二冊(子目)則按每種子目性質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下再設若干類目、屬目，每條子目著錄書名、著者及其所在的叢書，全面反映了我國現存叢書中所收錄的全部著作。讀者按類別既可檢索所需的叢書及其所含的全部子目，也可檢索所需子目收錄於哪些叢書之中。

與此同時，第一冊(總目)、第二冊(子目)又都配備了相應的輔助索引。其中第一冊(總目)後所附的《叢書書名索引》及《全國主要圖書館收藏情況表》就是該冊《叢書分類目錄》的輔助索引，讀者可以根據叢書名檢索其所屬的類別、輯者、版本及所包含的子目等，還能查到所需叢書的收藏地及現存的數量，實際上起到了聯合書目的作用。第三冊(索引)包括《子目書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則是第二冊《子目分類目錄》的輔助索引。通過《子目書名索引》，讀者可以按書名檢索某著作是否有叢書本或收錄入哪些叢書之中，同時還解決了一系列同書異名問題。通過《子目著者索引》，讀者可以根據著者姓名檢索其所有收入叢書的著作。遇有同姓名的著者以時代為別，時代亦同者則以籍貫為別，也都作了條分縷析。一書經他人加工的，同見於兩人著述之中。這樣不僅便於檢索，同時也起到了著者簡目的作用。總之，讀者從叢書分類、叢書書名、子目分類、子目書名、子目著者、收藏單位任何一個方面都可以檢索到所需要的叢書資料，一索即得，最大發揮了檢索工具書的作用。

《叢錄》的叢書書名索引、子目書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都是依四角號碼檢字法編排，編纂過程中曾有爭議，「顧(廷龍)館長決定檢字方法採用四角號碼檢字法，以其最為使用便捷。當時此法尚未通行，群議紛紜，阻力甚大，顧館長處境維艱。余(責任編輯胡道靜)乃舉上海市公安局之戶口卡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為證，始得澄清。」[10]事後實踐證明，顧廷龍館長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但為方便不適應四角號碼檢字法的讀者使用，《叢錄》仍在索引部分附《索引字頭筆畫檢字》、《索引字頭漢語拼音檢字》表，供對照查檢，也都照顧到不同的讀者需求。

（作者：陳秉仁， 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

註：

[1]：1958年8月上海市文化局決定上海圖書館、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上海科技圖書館、上海報刊圖書館四館合併為上海圖書館，1959年元旦起統一對外辦公。見《上海市圖書館事業志》

[2]：顧修：《匯刻書目·序》，清嘉慶四年刻本

[3][10]：胡道靜：《顧廷龍文集·序》.2002年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

[4]：1959年3月29日顧廷龍致顧頡剛函，見《顧廷龍年譜》，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5]：祁承?：《澹生堂藏書目·經部易類》.清光緒間刻紹興先正遺書本

[6][7]：沈津：《顧廷龍年譜》.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8][9]：《中國叢書綜錄》(第二冊子目·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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