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幕戰爭後，日本動輒宣稱「與萬國對峙」，列強卻對此嗤之以鼻

作者：金滿樓

1868年10月，天皇睦仁改年號「明治」，次年4月遷都江戶，改名東京。

「明治」一詞取於《易經》，「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所謂「向明而治」，即天子黎明即起而聽政，取「奮發有為」之意。

當時的日本新政府無疑是年輕而生氣勃勃的，未滿二十的睦仁天皇毋庸待言，風頭正勁、掌握中樞的「維新三傑」也都在三、四十歲。

按：當時西鄉隆盛40歲，大久保利通37歲，木戶孝允34歲。

在完成統一大業後，他們迫切希望將日本帶上軌道，「脫從前之弊習，使聖德光耀萬國，置天下於富岳之安（富岳即富士山）。」

為此，新政府特於1868年4月6日在京都紫宸殿舉行盛大的祭天儀式，由睦仁天皇在公卿、諸侯、群臣面前親自宣布「五條誓約」，即：

1、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2、上下一心，大展經綸；

3、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4、破歷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

5、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同日，天皇又向全國發布「宸翰」（親筆諭示），宣稱「朕與百官、諸侯相誓，意欲繼承列祖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親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

之後，類似的字眼反覆出現，什麼「與萬國對峙」、「與萬國並馳」、「耀國威于海外」、「在東洋大放光輝」、「經略進取萬國」，等等，氣魄雄壯，口氣相當不小。

但話說回來，日本畢竟不是什麼大國、強國，當他們與歐美列強打交道時，更是深刻而痛楚地意識到這點。

大久保利通就曾說，「東下之後（指遷都），當地實況，多有見聞。英國公使辱我重臣，愚之如孩提」。

1871年，當大久保利通與井上馨希望修改有害日本主權的條約時，歐美列強卻一口回絕，木戶孝允聽說後也只能在日記中悲憤地寫道：

「彼之所欲盡與之，我之所欲一而未得，此間苦心竟成遺憾，惟有飲泣而已！」

能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關鍵還是看自己是不是爭氣。

當時的日本，雖然在中央層面上已經完成集權統一，但在地方上，卻仍舊是幕府時期的一盤散沙，一些藩主依然固步自封，擁藩自重，對國家、民族的命運漠不關心。

有鑒於此，木戶孝允們認為，當前之計，必須加強天皇政權（即中央之權），使「朝廷成為朝廷」，而要做得如此，就必須改革藩政，實現中央到地方上真正的政令統一。

在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的努力下，薩摩藩主島津忠義、長州藩主毛利敬親、土佐藩主山內豐范、佐賀藩主鍋島直大於1869年3月向天皇奏請「奉還版籍」，其中曰：

「方今大政新復，親理政務，實千載一時之機，不可有其名而無其實。

……臣等所居即天子之土，臣等所牧即天子之民，安能私有乎？今謹收集版籍奉上，願朝廷處置。其應予者予之，其應奪者奪之。凡列藩之封土，更宜下詔改定。

而後，自製度典刑軍旅之政，乃至戎服器械之制，皆應出自朝廷，天下之事不分大小，皆應使其歸於一途，然而名實相得，始可與海外各國並立。」

四強藩表態後，其他藩主不敢怠慢，他們也都紛紛上表奏請「奉還版籍」。

所謂「版籍」， 「版」者「土地」、「籍」者「人民」，但藩主們的表態只是象徵性的，真實的用意還是希望「列藩之封土，更宜下詔改定」，也就是說，由天皇再改封一次。

木戶孝允們當然沒那麼傻，他們好不容易才騙得藩主們上奏，豈能讓他們輕易脫鉤。

1869年7月，明治政府順水退舟，宣布聽從「奉還版籍」的奏請，各藩藩主（包括那些並沒有上請的）此後改為中央任命的藩知事，各藩執政、參政改為大參事、少參事，以切實貫徹中央政府發布的各項方針政策。

之後，木戶孝允們一不做二不休，決定趁熱打鐵，實行統一的第二步：廢藩置縣。

為此，明治政府於1871年4月發布命令，要求薩摩、長州、土佐三藩提供步、騎、炮兵一萬人進京，以組成天皇的御林軍。

以此作為後盾，明治政府突然於當年8月底將在東京的56名舊藩主（藩知事）召至宮中，併當場宣讀了「廢藩置縣」的詔令。

由於之前沒有透露一點風聲，各藩主對此毫無思想準備，聽後真是如「雷霆下擊，人人相顧無言。」

此後，各藩主不再任藩知事而全部遷居東京，向政府領取祿米。

這次的「廢藩置縣」，其地方區劃最初設3府（東京、京都、大阪）302縣，後改為3府72縣，最終於1888年確定為3府43縣（外加北海道）。

由此，明治政府完成了地方統一的關鍵一步。

參考資料：孫仁宗：《日本：速興驟亡的帝國》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